条约口岸混合体

这些范围广泛的论题和形象对剖析中国的现代经历提供了什么看法呢?1842至1943这100年的条约制度可以被视为一种居间调解的手段,缓和了中国和商业的西方之间文化交往引起的震动。如在第10卷提出的那样,这个条约制度既来源于外国,也来源于中国,只是形势的发展超过了清朝的控制能力而已。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的笞刑。外国的炮舰不能拒之门外。这样,在华的外国人被吸收到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之中,缔约列强在多重管理的中国政权之内的某些方面行使主权。

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1842年以后,这个混杂的中国在新商业城市中中国主要水道运输的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上海和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成功地在那里立足的槟榔屿、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西方海军-政治力量向中国沿海的延伸,形成了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所有这些口岸,都是中国人在其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事的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

现在人们认识到,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这一发展中混在一起;买办是外国商号的实际经营者,而不仅仅是雇员。条约口岸是中外联合完成的。它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以其“半殖民地”方式体现了一种西方人和中国人的默契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出现于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更有活力。如在香港那样,西方海军和有商业头脑的行政当局在上海、汉口和其他地方,也提供了一种中国企业在其中成为有力经济因素的政治摇篮。西方人以他们的方式,谋求一种公开关税税则和无特许垄断事业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不让中国的官僚们插手。他们那些具有中国作风的买办了解当地私人利益集团和关系网络,常常在要求外国人的自由贸易特权时,能够利用复杂的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和社会等级制中的必要关系。

以上是外国殖民主义当时已停止在中外合营企业中发展的条约口岸成长的情况。由于伦敦、巴黎、纽约的资本家发现,在像美国和阿根廷那样的较新和人口较少的地方,有更好的机会,西方对条约口岸中国的投资依然处于不重要的地位。当旗昌洋行的J.M.福布斯在1845年以后,把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向美国的中西部铁路投资时,他是在追求赚钱的机会。这种机会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中国的半殖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有关特殊权利的政治现象;它的那种单方面剥削的经济现象则不那么明显。外国人专为出口而经营种植园生产的十足殖民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发展过。帝国主义的全面的经济冲击,特别是沉重的剥削和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之间的对比问题,依然需要多加讨论。

中国条约口岸和东南亚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尚未被充分探讨。除了东印度公司的成员在伦敦和广州之间经营的大宗商品贸易外,欧洲人,开始时甚至美国人,对远东的贸易是通过印度洋进行的,并与在东南亚早已扎下根来的当地的、阿拉伯的、印度的和中国的商业混在一起。来自塞勒姆或费城的早期美国商人可能在往返于澳门和广州的途中,访问了槟榔屿、本柯仑、阿钦、新加坡、巴达维亚或马尼拉。英属东印度和帕西的鸦片批发商用东印度公司的产品供应东南亚以及中国。

19世纪的华侨社区,是由西方贸易以及中国的和当地的贸易(包括19世纪中叶的中外“苦力贸易”)建立起来的。如同进口鸦片那样,出口成舱的契约劳工要求中国和西方的私人合作,最后引起了官方的共同控制。但是在中国沿海的海上贸易中,这种船运是在晚期才增加的。

我们知道宁波商人从东北买大豆的沿海贸易以及与琉球岛国(冲绳)进行纳贡贸易(它掩盖了中国与日本的交易)的一些情况。中国人从福建诸港口(特别是从厦门)与南洋(即现在所称的东南亚的整个地区)进行的贸易,总的说超过了广州的这种贸易。另外在扩大的纳贡关系框架之中的广州进口暹罗大米的业务,在18世纪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贸易,它与经广州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船运往伦敦的茶、丝出口贸易一样重要。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官僚控制基本上鞭长莫及的海上贸易中的中国企业家精神。清朝的命令在海外并无效力。海上航行的危险性、在海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异邦民族、高度的个人风险和缺乏官方保护,这些情况都与西方海上商人面临的条件十分相似。但是,在西方国家发展海军力量、海军基地和海上帝国以保护它们的商人的地方,中国人只能依靠他们自己在外国港口中的社区的团结,并且常常得到最坏的结果。他们在马尼拉和其他地方被屠杀,但常常默默地坚持生存下去。但是他们具有的从商精神,与西方在亚洲的冒险家和有企业家精神的行政长官一样强烈。有人提出,儒家传给了中国的学者一种内在的张力,它与推动清教徒的张力一样强而有力。可以设想,中国商人在谋求成就时,有一股可与之相比的冲劲。

或者是这种谋求成就的冲劲,或者是他们闻名的投机冲动,使中国的商人成为条约口岸贸易的主要活动者。早期的新型西方贸易的买办-经理,来自广州-澳门讲洋泾浜英语的环境。但是上海的发展是以来自宁波的浙江商人-银行家为先驱,宁波是与东北沿海贸易的南部停泊港。在1860年中国最终对外开放后不久,像怡和洋行那样的大商号,发现没有派非常年轻的苏格兰人到较小的商埠去担任商号职员的必要,因为它们的广州或宁波买办完全能单独地同样处理好贸易。

中国条约口岸贸易的壮大,同时带来了运输和工业的新技术、外国的新知识,因而也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传教士如郭士立和裨治文等的开拓性地理著作,促成了魏源和徐继畬的早期地理著作,它们在19世纪40年代问世,先于以后几十年的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的翻译计划。像王韬等信奉基督教的改革者和新闻工作者在香港和条约口岸的影响下,起而推进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孙逸仙来自最早的外国港口澳门附近,并曾到国外在檀香山和香港受教育。他活跃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虽然他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人;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边境的人。

这些先驱者传布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来源于外国,也不是全部来源于中国。魏源和徐继畬表现出经世学者对西方技术的相当兴趣。王韬和孙逸仙则关心民众参政问题。20世纪中国改革者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在19世纪的国内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还吸引新型的中国领导进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汉口等新型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前往日本和西方去学习拯救其祖国之道,他们离开了中国的绅士统治阶级平常与之保持接触的农村。中国新型的从事现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根基。结果,许多人消声匿迹了。1895年以后的一代国民党的年轻的革命者是不那么熟悉农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们通过西化以拯救中国的努力中,他们掌握了西学和西方技术的许多方面,但常常发现自己与中国的平民失去联系。但是他们要求立宪的政府,要求在中国人控制下建造铁路,要求恢复被不平等条约损害的中国主权;这些都有助于废除满洲王朝和身为天子的君主。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

这种方式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出主要通过面海中国这一中介所传布的中国和外国的各种影响。条约口岸加强了在国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国海外贸易的传统,并提供了这种贸易的机会。这种沿海企业和经济增长的小传统,对原在新加坡和广州的外国人来说最为明显,也在鸦片和苦力贸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促成了条约口岸的混杂社会,并孕育了西化运动以及中国的基督教教会。它在激起爱国主义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培养了个人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我们还不能详细论述这种“海运”对中国工商业的组织和实践的影响。但是某些范围广泛的影响已经是清楚的。由于从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中国的爱国者很少扎根于农村,他们的新的民族主义把希望集中在作为整体的中国(与外国对比的“中国”)的国家-文化方面,反对外国的政体。工业方面的机械设备和立宪民主的政治制度,在开始时对拯救“中国”来说似乎都是非引进不可的。1900年以后的第一代几乎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概念,或者几乎没有这种愿望。当时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必要的经济基础。

对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国的主要传统当然大有可为。建国的目的可以包括在古代法家“富国强兵”口号之中,如在日本已经做到的那样。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各种计划,看来像是明、清行政长官治国术的新的应用,即提倡学习“经世致用”之术。实际上,它常常包含由来已久的管理民众和操纵民众的方式。在严密的防备下对民众的训练,已预先被看成实行现代自治的必要先决条件。有的人把这取名为“训政”。这样,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似乎为追求民众参政的西方目标提供了帮助。

出于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个条约口岸时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王朝渐逐消亡的结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和来自海洋的对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港口城市的其他影响的胜利。革命主要是从日本归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财政援助来自海外的华侨社区。像立宪主义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这样的思想,都来自自由主义的西方。但是1911年在省议会取得权力的那些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绅士,同时军人成了都督。他们都相信在日本和正处于工业化之中的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的那种经济和军事发展,但是暴力革命却不是他们的愿望。

新兴的工商业者阶级也有类似的矛盾感情。现代型的中国银行变成了政府财政的得力的附属机构,它们以巨额折扣购买发行的公债,并且造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家阶级,他们处于明显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工业企业的两可之间。如本书的第12章所指出的,在19世纪20年代的一段时期中,上海的商人与北京的知识分子一样广泛地信奉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

19世纪90年代起,我们可以辨认出几个与海上传统有联系,或带有其色彩的现代中国生活的特征:首先是外国事物的正当性和威望,其中包括基督教;然后是传布日广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斗争的意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思想、科学和技术极其重要的概念、较少受家庭纽带约束的个人主义概念,以及比较模糊地出现的政治权利和立宪政府的概念。最后,构成以上这一切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体面地位及其对合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这类论题的叙述说明,相对于广袤中心地区的种种问题,面海中国的问题是有限的。中国的深刻问题,不是简单地发展和更广泛地应用早就孕育在中国古老社会和它的对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贸易制度。相反,农村中的问题是延续还是中断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塑造传统秩序以求重视现代技术、现代平等主义和参政的问题。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社会改造和再生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但是在1911年,还没有采纳社会革命。一个原因仍是农民群众中存在的政治消极态度和他们缺乏领导。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持久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团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协,即让革命突然停下来,并把袁世凯扶上台。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的无所不在”。

可是,既然是外国的,外国的无所不在对农业中国的广大群众来说,仍然是浮在上面的。传统的农村社会继续保持自己的还没有被城市激发的变革所破坏的风气。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型领袖并不是直接从传统农村社会产生的,他们也不是主要关心农村社会问题。总之,农民的中国证明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处于以城市为中心和受外国激励的革命者关心的范围和能力之外。我们将在这篇导言以外的篇幅中讨论。

中国的社会革命的来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模式。由于中国的农民队伍无比庞大、密集和稳定,社会革命的因素必须主要从旧社会内部动员起来。这不能一蹴而就,而只有在古老的农业社会被城市-海上的思想(如物质进步的思想)所渗透,为更强烈的商业主义精神所支配,被新的价值观(如妇女平等的观念)所打乱,被战争、劫掠和破坏所瓦解时才能逐步做到。有那么多的事物必须折毁和揭穿!可是即使在那时,农业社会也决不可能是谱写新篇章的白纸。新的启示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使用旧的字眼来表达,并从旧的因素中创造出新体系。

就面海的中国是一条变革的渠道而言,它开始了一些它不能完成的事物。古老的农业-官僚政治的中国的叛乱传统,曾经是一些追求千年盛世的教派——像北方的白莲教——的传统、一些贸易地之中的兄弟会组织——像南方的三合会——的传统。这种叛乱传统是秘密的和狂热的,它常常以义和团那种消极的面貌出现,具有深刻的反理智的特性,而且容易变质成地方的长期纷争。因此,在20世纪,使中国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大传统革命化会发生什么情况,便是另一个讨论和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比我们上面刚刚简略论述的中国的海上小传统更加复杂,涉及面更多。我们刚开始了解这个领域中民间宗教、家庭主义和地方经济方面的结构。

在本卷以下两章论述中国经济和外国的存在的篇幅中,论题包括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止的内容,为第12和13两卷提供了一个框架。紧接着的三章论述袁世凯总统、北京政府和军阀——主要是华北的政治——直至1928年。然后第7、8和9章探索19世纪90年代至1928年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第10和11两章则关注动乱的20世纪中期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复杂经过。本卷最后论述进入20世纪30年代的工商业者阶级——主要是上海的——受遏制的事业,以此结束全书。

13卷,除了国民党政府、日本入侵和中共崛起的历史外,还将考虑本卷没有论述的早期民国的某些方面。它们包括:地方秩序的改造(绅士阶级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农民运动的性质、现代科学-学术界的成长、以日本侵略为中心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以及1937至1949期间大规模的中日冲突和国共冲突。即便是更远的题材范围,也使我们要吃力地追溯在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残余中进行的革命过程。也许我们能够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建立在社会革命的信仰的基础上)甚至要到1928年以后,才找到了成功的秘诀。根据以上的概述,此后毛泽东的任务便是如何取代中国的大陆传统,或使之“现代化”,这个传统就是腹地的农业-官僚政治的和地方-商业的秩序。在这一努力中,他面临面海的中国的遗产,即口岸城市的工业技术和对外贸易,虽然它们似乎再也不是小传统了。

很明显,诸如面海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的抽象提法,其界线是模糊的——它们是启发性的修辞用语,而不是用来分析的划分字眼。可是它们揭示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个难解的大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既吻合又冲突的变化情况。毫无疑问,这两个传统——一个是物质的科技发展的传统,另一个是为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而进行的道义上的改革运动的传统——在大部分革命中交织在一起。但是,近几十年政治上的曲折的螺旋运动说明,现代中国是独特地处于一条根深蒂固的大陆传统和面海传统之间的有毛病的分界线上。


 




《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375—385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09—420页),《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及第5章。
关于欧洲通过商埠体系的扩张,见罗兹·墨菲:《外国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第2章。关于1840年商业信用体系的发展的最详尽的研究,见张荣洋:《清朝官员和商人:19世纪初期的中国代理商怡和洋行》。
张荣洋注意到,到1838年时,“当时在广州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贸易和合同中的做法,必须与沿海的商人一起重新如以改革……人们对怡和洋行……日益依赖的中国代理人和掮客的作用与后来条约口岸买办的作用十分相似的情况,印象很深刻”。见他的《清朝官员和商人》,第138页。
这个问题在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中提出。书中有一大批文献资料。
在与施坚雅的启发人的开拓性著作《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1957年)作比较时,1977年出版的萨拉辛·维拉福尔的《纳贡和利润:1652—1853年的中国暹罗贸易》特别把中泰关系的研究放在现在有待于研究的崭新的史料基础之上。见维拉福尔的参考书目说明,第342—360页。
在寻找一种与新教徒伦理相似的儒家伦理时,托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观点本身就扎根于传统”——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题目。见评托马斯·A.梅茨格的《摆脱困境:理学和中国的演变中的政治文化》的“专题讨论”,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2月),第235—290页。见第282页。
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55页。
关于近期对义和团现象的周密的观察,见马克·埃尔文:《清朝官员和追求千年盛世的教徒:关于1899—1900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载《牛津人类学学会杂志》,10.31979年),第115—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