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至1913年间,至少有549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业的创业资本共计120288000元。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国所有和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33O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张表则指出在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至1918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举例来说,1918和1922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当可靠。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华资工厂,资本406926634元,总产值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1186家。在1933年,华资工厂80%以上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华资3167家;外资674家),总产值2186159000元(中国:1415459000元;外国: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

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年

 

续表

*100名工人以下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426—428页。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它列出1933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分支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运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数目,在1933年创总产值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对照,刘大中、叶孔嘉的估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较高。产生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对满洲有更多的报道,以及他们利用资料,而不像刘大钧那样为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铁的数据作调查。

对于1949年之前剩下的年份,得不到可以精确地比较的数据,特别是没有关于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在1937年报告,当年有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它们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创业资本共计377938000元。在3935家工厂中,有1235家(30%)设在上海,2063家(52%)设在沿海省份,637家(17%)设在内地。纺织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不清楚在1933—1936年间,世界性的萧条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相当大的战争破坏、生产下降,以及1937年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这样一些制造业中心新投资不景气,这些情况从地方的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可以推知。同样,对国民政府努力在后方发展一个制造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有广泛但不完全的报道。

1938—1940年期间,448家“工厂”和12182名“技术人员”和撤退的国民政府与军队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年初,重庆的经济部发表了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对中国未被占领地区战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情况。

国民党统治区若干种工业产品、电力

和煤的相对产量,1933、1938—1946(1933=100)

5

*一方面,在地理范围上1933年与1946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间几年也有差别;从1938年至1945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0—101。

报告提到的3758家工厂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在1937年就存在,有3168家是1938—1942年期间创办的。它们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涨了10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年华资工厂的资本,工人数目也大致相同。这些工厂中的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湖南(501)、陕西(385)和广西(292),其余的分散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与战前工业的着重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的对照是,在战时工业化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尽管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却相当于69%的总资本,与私营工厂比较,它们更大,利用的机械动力更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和机器)。

国民党统治区战时工业化的模式,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如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942年以后,内地的工业活动开始放慢,新公司的数目急剧下降,产量不仅停止上升,在一些生产资料行业还有下降。所以这样,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主要原因是这些内地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的命运心中无数,尤其是通货膨胀。商品的囤积和投机变得比生产它们更有利可图。

1937—1945年期间,沦陷区的工业产量很可能停滞或下降。但没有确凿证据。在1937—1939年间,生产明显地普遍下降。在华北,从1939或1940到1943或1944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年物价)在一个急剧的下降之后,到1942年已经恢复到1933年的水平。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期很不好过。华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从1937年起都急剧下降,在1939—1941年间略有回升,那以后就奄奄一息了。现在仍然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公司是否好一点。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开垦地的扩展。华资小型工厂固然引人注意,但主要的现代工业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企业网,它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这些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是其中最突出的单位。满洲傀儡国巩固后,日本权益集团支持建立一个生产资料联合部门的重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日本进口资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年为9%,1934年达到17%,1939年达到23%。(中国全国1933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字在1949年之前很可能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1941年之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1936年间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也就是说,伴随这种发展的是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这个部门的扩大速度与满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因而没有提高相对的重要性。这看来和中国本土形成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年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关键性原料的流入减少,满洲工业的增长和多种经营都停止了。1945至1946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亿美元或更多),大大地降低了对战后中国有用的满洲的工业能力。

1946—1949年是混乱的年代,很快就被扩大的内战和失去约束的通货膨胀所笼罩。到1947年,消费品的产量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被削弱,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地“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它们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订货),两者合起来导致这个部门的产量和相对重要性实际下降。换句话说,又回到战前着重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在中国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在从前的沦陷区,日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派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在内地,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厂任其毁坏。从前日本人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一个正在扩大的国有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分,电力和矿业划归政府控制。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38家纱厂、6家毛纺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转入新建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控制的股份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厂由中国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并为购买原棉在外汇的分配上受到优待,它们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与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似,它们是这些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更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为它们自己和国民党政府寻求短期利益。

1948年年底起,政府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都受到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共产党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短缺、工人骚动和人的过失的损害。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K.张最近编制的1912—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不包括手工业)指数,替代了所有以前的产量估计,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把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并加以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1933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华资和外资公司,中国本土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开始,持续地一直增长到1936年。制造业和矿业就全体而论,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尽管有许多个别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中国本土和满洲合在一起,提出了不景气年代的某种上升的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严重。战争爆发带来1937—1938年的急剧下降,随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满洲的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达到顶点。从1942年起,情况就不怎么清楚:1946年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1948年略有恢复,但不到1936年的水平。

在挑选出的几个阶段中,平均年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反

中国大陆工业生产指数,(1912—1949年)

6            (15种商品; 1933年=100)

 

续表

资料来源: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60—61页。

 

映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到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1942年为8.4%;而1912—1949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年是一个低年份——为5.6%。因此,在战前的典型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产量如果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9%的增长率在增长。

然而,正如表2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包括传统工业,在中国经济中只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的工厂生产因手工业而显得不重要。在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联合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为4691万的全部非农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尽管张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起点是很低的,结果,在民国时期的40年中,整个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不过,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工业部门小,只是与当时的发达经济比较而言。例如,若与1895年时的日本相比,它既不是不足道,也不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比在1850或1912年少(见表3)。当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甚至在1912年,它也只是一棵嫩芽。表7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的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在可以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生产的概括不完全,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刘和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实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和国内华资及外资现代工业的产品的竞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在满洲,如前面指出的,可能是这种情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但就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吗?有关这个问题的片断资料更适合这样的结论:在绝对数字上,手工业产量总体上不变,比起刚提到的悲观看法来甚至还有增长。

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

7     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经济》,第142—143页,表38—;和第512—513页,表G-1。

 

问题变得复杂,在于用什么样的定义去界说“手工业”和各种手工业之间实质上不同的经历,以及大多数解说者据以谈他们的看法的几次实地调查的时间选择。与家庭单位无关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业作坊或手工业工场,至少从唐代起就出现在中国的经济中了。不过,用就业和产量来衡量的它们的重要性,至少在1912年以前,并在较小但未确知的程度上,在随后的40年中被农村和城市的单个家庭的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例如,这是可以想象的,曾经基本上是一种农家手工业的手工纺纱的绝对产量在20世纪下降了,而全部或部分与此对应的,是在许多手工业作坊中有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手工业作坊是在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的刺激下出现的。这些小型工厂,特点是雇用很少的工人,没有机械动力,为出口的农产品加工(如轧棉和缫丝),或作为分包者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和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采取的形式不是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适应中国具备的生产要素,其特点是高劳资比。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在20世纪头25年中曾经是繁荣的丝织业,从20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很多:日本人的竞争,1931年后失去像满洲这样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市场普遍不景气。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茶叶出口下降,也许说明茶叶工业遇到了困难,尽管我们不大知道国内需求的变化。不过,无论是丝或是茶的情况,都不是说从19世纪起有一个简单的直线下降,原因是手工业产品被工厂产品所取代。

至于棉纺手工业,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些。布鲁斯·雷诺兹发现,手工纱的绝对产量及其在纱的总供应量中所占份额,在1875—1905年间急剧下降,然后下降放慢,直到1919年,随后又急剧下降,直到1931年(表8)。对照之下,手工编织在1875—1931年间所占的相应份额虽然下降,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以平方码计算的总产量实际上增加了。在需求方面,这种坚挺的现象是由于存在手工织的布和机器织的质量更优良的布的部分地分立的市场;典型的手工织的布是用进口的和国内机器纺的

8    棉布供应的来源,1875—1931年(百万平方码)

资料来源:布鲁斯·劳埃德·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的纺织品,1875—1931年》,第31页,表2.4。

 

经线和手工纺的纬线,直到20年代国内纱厂大大发展起来才不用手工纺的纬线。在供应方面,手工织布的幸存和增长,可归因于它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家庭农场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关键是有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家庭劳动力,他们要在任何情况下生存下去;跟工厂劳动力不同,即使他们的边际产品在生存费用以下,也照样从事手工业活动。就是说,家庭手工业几乎能在任何价格上与工厂工业竞争,只要现代公司必须付给它的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手工业工人在挣得收入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农村家庭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根据他们对各种各样农村副业的相对利益的估计而决定进入或离开某一副业,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个别手工业变化无常的命运。在20世纪,随着经过改进的木织机、铁齿轮织机和提花机的传播,手工织布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手工纺纱相比,劳动生产率可能高出许多。廉价的进口纱和国产的精纺纱使得手工纺纱与其他有关副业相比,愈来愈无利可图。机器精纺纱的近便和廉价、机器产品的榜样、织布比纺纱有利,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农村家庭转入织布。在一些手工织布中心如河北的定县、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不同时期都曾经“繁荣”过,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向数量很大的农民家庭供应棉纱,有时候,纺织商人向他们提供织布机,并承购他们的产品,将它们分销到整个华北和满洲。

许多始于30年代,即始于战前学术成就短暂全盛时期的质量比较好的中国农村现场调查,对于我们得知手工业在20世纪的命运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在将近20年的政治分裂之后,这被看成是一个有希望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终于开始走上曾给西方和日本带来财富和力量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征途。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甚至大多数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以给人深刻印象的一致程度,像分析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衡量它的成就一样,关心它运行中的福利含义。农业生产基本上跟上人口增长,抑或是手工业的绝对产量至少保持不变,这些都决不能补偿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中国人大多数是穷人,只有很少数富人,穷人连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此外,由于“示范效应”是强有力的,繁荣看来似乎只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才能达到。关于这一点,既出现了对很小的现代部门不相称的注意,又出现了一种倾向——尽管老老实实提出来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数据常常同它矛盾——想从手工业的周期性波动的下降阶段得出结论,而忽略上升阶段。差不多好像是把传统部门说得愈是破产,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就愈有可能早日开始。30年代初对手工纺织工业来说,十之八九同样是一个相对不景气的时期,但这主要不是由于现代纱厂的竞争,而是由于1931年后失去了满洲和热河的市场。要提醒的是,把手工纺织业到1936—1937年没有恢复作为可供选择的市场发展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目前所知,并与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的上升趋势相矛盾。同时在1937—1949年之间漫长的战争和内战的艰苦年代,难道可以相信现代城市消费品工厂与众多而分散的手工业部门相比,所受的破坏更小、产量的削减更少吗?

在进口货和国内工厂的产量都增长的情况下,从绝对数字上说,手工业生产的命运决定于两个因素:进口货和工厂产品的结构,总需求的大小和构成。例如(见表28),在1925年,进口货至多有50.5%是同手工业竞争的(棉织品、棉纱、面粉、糖、烟草、纸、化学制品、染料和颜料)。除了我们已经注意其影响的棉织品和煤油外,在剩下的品种中最大宗的是糖(它的进口量在1925年格外高,其中包括不与手工业竞争的未加工的糖)、化学药品、染料和颜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代替了土染料)以及烟草(其国内加工在20年代增长了,因此明显地未被进口货压倒)。其他具有潜在竞争性的进口货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关于工厂产品的影响,情况与进口货相似,这里再次排除了棉纱的情况,其中手工业产品急剧削减。1933年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是手工碾的米和磨的粉,两者加起来占整个手工业验明总产值的67%。碾米和磨面的总产量加上进口面粉,其总数的95%来自手工业部门。如果自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现代食品生产工厂或进口货的竞争曾引起任何下降的话,那也不会很大。

由于我们对手工业的国内市场所知甚少,很难直截了当地说民国时期的总需求是个什么模式。不过,三个间接指标可能有用。从1912到1949年,中国人口几乎以1%的年平均率增长,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2%。单是人口增加,特别是沿海商业和制造业中心的人口增加,足以解释进口的或国内工厂制造的商品的消费量的一大部分。现代工业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由城市消费品构成,它们在中国农村没有什么用处。甚至普遍使用的东西如棉织品,以质量和成本为根据的产品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就传统需求来说,工厂产品可能是“劣等”货。即使事实不是这样,农村人口也仍然继续使用手工业产品,在低工资率和高价资本的情况下,这些产品仍以低于现代工业的单位成本生产出来。

第二个指标是持续到30年代的外部需求。有一种研究说,用1913年的物价计算,手工业的出口价值从1875到1928年每年增长约2.6%。另外一种估计提出,种类稍微广泛些的手工业产品,从1912到1931年每年增长1.1%。由于对国内消费缺乏更多的了解,报导出口增长的数字当然不是结论性的。不过,以20年代中国最大的单项出口货物的丝来说,强有力的迹象显示,在绝对数量上,国内市场与出口一起增长到1930年,同时它们的相对份额基本上不变。

最后,农产品特别是需要加工的许多商品作物,在1912至1949年间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每年略低于1%——大致相同。珀金斯估计1914—1918年每年的农产品总值为160.1—170.3亿元,1931—1937年每年为191.4—197.9亿元,20多年中约共增加16—19%。他还证明,“在30年代,能够在现代工厂加工的农产品不超过5%或6%,或者说,不到20世纪10年代和30年代之间农产品增长的百分数的一半。”换句话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手工加工保持不变。

关于工厂工业,除了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相对地小之外,还有几个总的特点值得注意:

1.如已经指出的,现代制造工业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条约口岸城市以及1931年以后的满洲。(以最重要的棉纺工业来说,在1924年,中国87.0%的纱锭和91.1%的织机设置在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上海、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占纱锭的67.7%和织机的71.9%。)虽则有某种程度的地理分散,例如30年代的纱锭(1918年,纱锭总数的61.8%设置在上海;1932年是55.4%;1935年是51.1%),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内地省份几乎依旧不知道现代工厂工业为何物。

2.地理上集中的一个原因,是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很大的份额。外国工厂被限制在条约口岸。从1931至1945年间,满洲的经济与其他部分的中国经济没有联系,但恰恰是在满洲而不是别的地方,现代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包括建立一个真正的重工业基地。虽然外资工厂在战前中国制造业中的突出地位是一切资料都承认的,但根据它们在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来估计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时,差异却很大。刘大中和叶孔嘉把刘大钧的调查数据和别的资料结合起来,提出了1933年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华资和外资工厂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表9)。

9  华资工厂和外资工厂的产量和工人数,1933年

资料来源:表4

 

在中国本土,华资公司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比起中国制造工业资本构成中的华资份额来,这是一个实际上较高的比例,根据一种相当粗略的估计,在30年代,外资资本份额仅占总数的37%。问题出在中国的工业外资的重要性是用产量份额来衡量好呢,还是用与华资相比较的外资的相对份量来衡量好。过分注意资本构成容易导致夸大外资工业的重要性。定资本额之难是出了名的,而且它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资本的不可分性问题极小而劳动力可以代替资本

10    中国和外国+公司在几种工业的总产量中所占百分数

*仅指“现代”煤矿

+外国拥有或外国投资/控制

1935年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4、130—13I页;雷诺兹:《贸易和外资对工业化的影响》,第216、221页;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第971页。

 

的程度却很大。换句话说,它肯定在华资和外资工厂里呈现出同样的资本产出比率。对20年代和30年代制造工业几个分支中外国企业的产量份额,表10有所指示。(关于1933年,又见表3。)这里包括了煤矿业的数据;除了条约口岸的集中问题外,这里说的有关工厂的话,一般也适用于矿业。

3.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1933年,生产资料占工厂净增值的25%。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榨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华资工厂中,50%从事纺织和食品制作。这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华资工厂产值的76%,就业的71%,动力设备的60%,资本投入的58%。

4.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在相同的工业中,华资公司一般比外资公司更小,但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工厂或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经历相比,则不算很小。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资本总数为4.06亿元,平均166000元,或按现行汇率计算约50000美元。这些工厂拥有动力的总功率为507300匹马力,或每家工厂约200匹马力。每家工厂工人的平均数为202名。

5.对于华资工厂,甚至那些设置在条约口岸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所处的社会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传统的”,这严重地冲击着“现代的”事实,即它们使用机械动力和复杂的机器。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中,只有612家是作为合股公司组织起来的。缺乏一个发展得很好的转让股票的市场,这促成股东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股东对短期利润的要求常常与通过再投资扩大企业和使其现代化的长远目标相矛盾。像保证股息这样一些做法往往迫使公司为了获得营运资金而借高利贷。为现代工业提供资金,这在中华民国从来是不充分的。投资于田地和城市房地产继续具有吸引力;除此以外,在较近的时期还对商品、外汇和政府债券进行投机。下面我们将看到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怎样有助于将资金从生产投资上转移走的。

缺乏合格的管理部门。1931年,在82家纱厂的4000名技术人员中,只有500名接受过正规训练。较高级的管理部门同官督商办时期(见第11卷)的管理部门没有多大差别。像成本会记这样一些方法很少被采用:廉价土地上的两层楼工厂建筑并不罕见,折旧提成和设备维修的不足几乎人人都注意到了。不过,这种情况从来是工业化初期的特点,世界上到处一样,中国的情况并不特别坏,比如说,同50年前美国的纺织工业相比。

中国工厂的工头喜欢保持一种“长衫客”的派头,不屑于做卑下的工作,而把真正监督工人的工作留给技术上无能的监工,他们往往也是“承包人”。通过与童工的父母达成协议等方式招工。虽然到1933年已有100多万工厂工人,但总的说不是一支熟练的、稳定的、有纪律的劳动力。部门的变化可能相当大,像日本那样。什么地方重视经验,经验就得到报酬。高度熟练的男性工人得到好的报酬和好的训练,倾向于只跟一个雇主。不过,在占优势的纺织工业,经验并不特别重要,除非是机修工。许多工人保持着同农村的联系,他们离开那里是出于无奈,想用工厂工资补充少得可怜的农业收入。对年轻妇女和儿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劳动力中占一个很高的比例。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工厂的493257名工人中,有男工202762名,女工243435名,16岁以下的童工47060名;在纺织工业,相应的数字是84767、187847和29758。由于这支劳动力不是完全终身委身于一个工厂,由于从农民中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工人,因此,用国际标准衡量,工业工资低而工作时间长。1937年之前,中国纱厂典型的运转是两个12小时的工作班;日本人拥有的纱厂普遍采用11小时的工作班。不过,用中国农村的标准衡量,城市工人的实际收入还是高的,这是持续地向城市迁移的一个因素。在资本昂贵和劳动力便宜的地方,生产“合理化”在一些中国公司是采取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加强使用劳动力。普遍的低工资率使高人工周转率永久存在,使工人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因为当工业减退时,农村继续为他提供庇护所。这又加强了雇主的信念,认为工人能靠“一把米”过活。反过来,低工资的常规又因阻碍劳动效率的提高而部分地证明是不可取的。

或许只能是这样。中国工业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需求疲软。只要条约口岸及其近郊周围的传统社会和穷困的农民经济基本上保持不变,哪里能有什么报酬好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或经过改进的(也是较贵的)商品的市场?

6.现代工业集中于沿海城市,外资部分很大,消费品占优势,大多数是技术落后的小工厂——所有这些与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工业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互相关联。但估计“制造业+”(见表3,指工厂产品、矿产品、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中的现代份额只占30年代国内总产值的5%(表2)或7%(表3)——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显然是不发达的——不应引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对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东西在数量上少,在1953—1957年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却有2/3以上来自现有工厂增加的产量。尽管苏联从满洲搬走了工业机器和设备,但恢复这个主要生产资料基地的生产所必需的新投资,总比建设新工厂所需要的少。虽然总的看来1949年以前的中国没有工业化,它的棉织品工业却迅速而持续地发展,并且没有被外国公司垄断。甚至在30年代,中国的棉织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1949年后,尽管对轻工业的投资远远落后于重工业,但棉织品和布匹的出口——仅次于加工和未加工的农产品——是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的外汇的一个主要来源。

同样重要的是,1949年以前的小的现代部门为人民共和国提供了熟练工人、技术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组织业务活动的模式,这些得到苏联顾问和训练的补充,才有可能对数量大大增加的新经理和新工人提供训练和经验,他们将充实50年代末开始生产的许多新工厂。特别是在生产资料部门,几十家比较小的上海机器制造公司——其中不少是从1949年以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保持了一种发展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质量上的适应性,使它们能在60年代初,在克服大跃进和苏联撤退顾问带走蓝图造成的困难中起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业发展将大为缓慢,或将更加依赖外国技术专家,或者兼而有之。”


 




费惟恺:《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1870—1911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55—56页。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统计周刊》,4.331931817日),第157—158页。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工厂”,按照1929年的“工厂法”规定为采用机械动力、雇用工人30名以上的企业。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卷1,表1—2,在第64页后;表5,第70—71页;增加的资料在《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社会科学杂志》,9.2194712月),第130—136144—147页,它结合了汪馥荪的估计:《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中央银行月报》,2.319473月),第1—19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第92页。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第89—97页;4,第93—96页,摘自经济部统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19435月。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7—150页;汪馥荪:《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社会科学杂志》,9.2194712月),第48页。
王季深:《战时上海经济》,第192194页。为这份参考资料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亚力山大·埃克斯坦、赵冈和约翰·张:《满洲的经济发展:边疆经济的兴起》,《经济史杂志》,34.119743月),第251—260页。
关于1938—1948年国有和私有矿场和生产资料企业的相对处境的实际数据,可以查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439—1443873—879882—887页。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处:《我国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纺织、造纸工业今昔》,第148—14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3,第1051—1074页。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修正》,第137—142页,表明手工业的净增值为所有的工业的72%,但根据的“工厂”是这样定义的:雇用3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并使用机械动力。
这个意思包含在彭泽益对资料的编排中,见他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有价值的文献尚未被充分挖掘出来。
见费惟恺:《经济趋向,1870—1911年》,《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1章。
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2,第331—449页。
见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第234—273页。
雷诺兹通过很不相同的路子得出的18751905年的结果,与我的估计很接近,见我的《中国的手工和机器棉纺织品,1871—1910年》,《经济史杂志》,30.219706月),第338—378页。我在这里用了他的数字而不是我自己的,因为它们是对1875—1931年整个时期的一个从方法论上说是一致的估计的一部分。
见赵冈:《现代棉纺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载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167—201页。
赵冈,同上,第173—175页,举出了例证。
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9—1959年》,第142—143512—513页;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第32—33页。
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69—170页。
李莉莲:《江南与丝出口贸易,1842—1937年》,第266—273页。
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0—30页。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第122—123页。
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第170页。
关于20年代劳动力的出身、招募、工资和工作条件,见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48—112页。1949年之前工业的工资结构分析,见克里斯托弗·豪:《现代中国的工资模式和工资政策,1919—1972年》,第16—27页。关于日本式的“常年”雇用熟练男工的一个例子,见《慎昌洋行》,第114页。为最后这本参考书,我要感谢托马斯·罗斯基教授。
赵冈:《工业政策与执行》,见亚力山大·埃克斯坦、沃尔特·盖伦森、刘大中编:《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趋势》,第579页,表3
马逢华(音):《大陆中国的对外贸易》,附录C,第194—200页。
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见珀金斯编:《中国现代经济》,第228—232页。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