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在他1912年12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年1月,袁下令扣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之后,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责。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

然而,袁却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下月即5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月8日,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年7月12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他的运动。但在1913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50000445_0261_0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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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7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报(19137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721日)内,FO228/2498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