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我们已经指出过白狼匪帮1912年的拥清口号。尽管在有的省内,革命新秩序因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参预而得以实现,但几个月后这些民众势力(诸如秘密会社)就被清除出权力机关。他们一反抗,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鲁迅在他10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Q正传》中描绘的境况,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Q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捍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1915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一个因素。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1915年5月中日条约签订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在贬低袁的人看来,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然而,皇帝却要经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必须是立宪的。

袁在恢复传之万代的帝制方面注定要倒霉的处境,也许与此事在全国上层社会引起的冷淡或敌视的反应,同样引人注目。看来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袁的新旧政治混合体蒙骗住。1915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在表层下面,持异议者比比皆是。

当然,袁的革命派敌人早就警告说,总统有称帝的野心。像孙逸仙这样的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外,而且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他们反对君主制是自发的,是他们反对袁统治的继续。

更难预测的是那些政治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虽然不是袁在清朝当官时的随从,但同他一起反对过国民党,共同创建了独裁统治。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过程中支持过改良后的清王朝君主制,并在独裁统治的最初几年中入了阁。他对袁的帝制运动的通告作出了反应,立即发表文章给予毁灭性的抨击。

甚至在袁多年的朋友中间,开始时就有明显的退缩不前的故意拖延的表现,也有最终发展到公开反对的少数实例。在这种趋势中,惹人注目的是冯国璋,中日之战以后他就为建设现代化的北洋军在袁的领导下工作,1915年他是南京的军事首脑。19世纪90年代以来袁最杰出的军事部属是段祺瑞,他在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同袁在政策上的诸多分歧,导致段1915年5月隐退。他拒绝了请他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文武官员照例都全神贯注于掩护自已的侧腹,但是袁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少于他政治机器中表示不赞成采取这个步骤的成员。

为什么那些曾经为独裁统治出过力的人,竟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抗拒袁的帝制呢?也许有人觉得,一个永久的朝廷阻塞了顶端,他们的野心就会受到妨碍。不过有这种考虑的人只能是极少数,如果还有这种人的话。人们不安的更普遍的根源,在于儒家道德关于不事二主的禁令。就前清官吏而言,这种禁令用于当皇帝的袁比用于当总统的袁更为恰当。在另一个极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感到帝制已经过时了,其反动的含意使他们感到难堪。梁启超争辩说,帝制是不必要的——它丝毫也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帝制无论如何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

在上述反对袁称帝的各种各样感情和论点的后面,人们察觉到一种潜在的对袁领导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统治政策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政策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是困难的。但那些脱离袁的阵营以抗拒其帝制的人却发现,他们现在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制。

例如梁启超,他后来证实,他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的统治感到失望。虽然他曾经积极领导了独裁统治为使省当局隶属中央而发起的运动,而在1916年他却变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的运动的领袖。梁在1916年3月指出,“省制有历史上之根据”,他也可以充分利用它。冯国璋和蔡锷(他是独裁统治的合作者,后来变成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类似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变。

袁的中央集权政策未能奏效。他实际上屈服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就是最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袁的帝制计划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了许多人共同有份的政治上失败的替罪羊。因此,当袁在1916年3月取消帝制计划重任总统时,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压制反抗的火焰。

进一步思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从总体上说,国内社会名流的情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统治了。这种情绪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袁对1912年、1913年有限选民所支持的政党实行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社会名流在政治进程中提供直接发言权的各级议会。这种情绪普遍存在影响了行政人员,这就是帝制运动初期,官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由独裁统治的背叛者领导的反袁运动,会返回到民国自由主义时期,把为立宪政体、代议制政治和联邦制的纲领而奋斗看作是恰当的。

反对袁复辟帝制并继而使他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进行,从未联合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著名的陈其美、居正和蒋介石,在其国外基地组织了沿海各地的进攻。1915年11月袁在上海的军事代表遭暗杀。12月初,停泊在该市的一艘军舰被起义者暂时占领,他们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没有成功。在新的、有高度纪律的中华革命党领导下,孙逸仙的最大计划就是在山东创建一支小型军队,并争取同当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年春为革命占领该省省会。明显依靠日本人的钱和日本人的保护,降低了这支部队有能力在山东的日本铁路线上占领据点的意义。

讨袁运动的中心事件是协调一致的、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云南那个地方没有北洋军队驻扎。孙逸仙的新党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云南起义的凝聚力来自创建滇军的共同经历。这支军队作为国家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最初建立于清朝末年。其效果在云南特别良好,中国许多训练有素的年轻军官参加了滇军。其中之一是湖南人蔡锷,他在1913年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职位前,是革命后省政府的首脑。蔡曾经直言不讳地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有很大的牵连。但是他后来对袁的幻想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他暗中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反对袁的阴谋。他们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新的任务。

1915年12月中旬到达上海,他利用其个人威信和文学天才为讨袁事业募集了更多的追随者。大约同时,蔡和其他滇军过去的军官返回云南,他们同当地的军官一起领导了讨袁战役。返回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省的李烈钧,他是滇军的老战士,是1913年夏孙逸仙反袁的同志。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尧,同这个政治观点上根本不同的集团有共同的学历和晚清时在滇军的共同经历。他参加了起义。

这些事情,梁启超的著作和若干年后纪念蔡锷的、近似崇拜的文字介绍,已为世人所熟知。当时这两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把1915年秋梁氏的天津寓所描绘为云南运动的唯一发源地却是失真的。云南的军官自9月以来就在当地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12月返回云南所起的激励作用,是由该省一部分军事领导人的革命倾向性决定的。他的威仪有助于说服动摇分子,加速作出向袁的部队发起攻击的决定。即使蔡不返回,某种形式的运动也会在云南爆发。

运动以该省省会里的一座寺庙命名,军队也因而称为护国军。他们于1915年12月24日给袁发出最后通牒,袁未予理睬。次日正式发起讨袁运动。制订计划的人指望得到贵州、广西两邻省的及早支持。还组织了进入四川、湖南、广东的几路征讨。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入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他手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运动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有3000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和已经出现在四川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就是其司令官之一)。当袁看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时,他命令从华中调遣大批增援部队沿长江而上。形势对蔡锷的征讨十分不利,即使它得到自己部队的增援也是如此。

然而征讨却继续坚持下去,向全国显示了袁的脆弱性。蔡的军队具有晚清滇军锻炼出来的集体精神。指挥十分协调、熟练。根据日本的军事情报,蔡的战术特点是:夜间发起攻击,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工作。川军有一个整师叛变到蔡锷这边来,北洋军遭受了没有预料到的重大伤亡。此外,在省内各地动员“盗匪”部队,受到护国军内的四川代表的鼓励,也受到向北京争取四川自治的、政治上互无联系的其他四川领袖的鼓励。“盗匪”护国军发展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反对北洋占领的游击运动。它的发展很有助于说明蔡锷的成功。

再者,甚至袁世凯自己在四川的某些代表——占领军军官——也不能断定他们抵抗云南的运动能取得多大成功。不久蔡锷同袁在四川的将领陈宦,同有才华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1916年3月双方达成和解。尽管出现过紧张的时刻,但护国军还是战胜了袁在四川的势力。

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从外部条件说,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年3月初,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

广西军事首脑陆荣廷,人们曾经指望他在更早些时候依附革命,终于在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前一年夏天表示不同意复辟帝制的冯国璋,在南京同其他省的军事首脑一起要求袁放弃称帝。3月22日袁宣告他重新回到总统地位。但在4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这样做。6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当时,国家已经陷入极为惊人的混乱状态之中。当袁的势力显然正在衰亡之际,反对派既无共同的组织,对袁去世后的制度又无共同的观点。可以看出有几股势力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战役的结果,这个集团还扩展到四川、湖南。在把滇军的凝聚力转化为共同政治路线方面,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至少在坚持要彻底推翻袁以及恢复1912年约法这点上是成功的。1912年约法,被袁在1914年用一个批准其独裁统治的文件所取代(见本书有关章节)。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的地位,一般地反对袁和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结合在一起。

在北京,段琪瑞于4月份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有效地取代了袁,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时期统一愿望的继承人。但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实际上只代表第三股势力的核心。当他在1917年试图把湖南置于北京管理之下时,这一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发现,他受到的阻挠不仅来自湖南的领袖们,而且还来自南方各省不容置疑的联盟以及冯国璋在长江沿岸的同盟者。

在袁去世时,另一股在此后具有重要性的势力开始在张作霖统率下,在东北的满洲各省形成。但张作霖尚未把这一广大地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上述几股势力中,没有一股是真正团结一致的。一股股势力都是军事司令官和地方官员的一个个有如星座的集团,他们在极度混乱的环境里,首先追求的是自己的生存,这个舞台是为不安定的内战而设置的。军阀时期开始了。

正当袁的好运过去的时候,另一种政治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就是复活民国自由主义阶段的体制。即使在袁坚持执政的时候,在他权力达不到的地方,省的和地方的议会又重新聚集起来。他死后,1912年的约法和1913年的议会又复活了。在20世纪10年代末期和20年代初期,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省自治和自治机构的联动作用继续存在,并对早期的军阀政治有影响,至少是略有影响。但代议制政治在辛亥革命后初年具有的活力却永远没有恢复。

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种失败了的政治实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统治——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他一有机会就废除这两者及其辅助制度,诸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等等。但是他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未能激发普遍的热情,虽然开始时得到一些重要的无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其早期的支持者,对北京的独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称帝这一着走错了的棋,为把这种幻灭心理都调动起来提供了时机。独裁统治跟着帝制一起垮台了。但是在自由主义的舆论重新出现并取得制度上的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插进来了。民国早期的两种实验形式,终于主要作为政治上的反面教材而为人们追忆。


 




戴乃迭编译:《无声的中国:鲁迅选集》,第42—58页。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重印于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台北,出版日期不详),第38—42页。朱尔典(19151020日),朱尔典书信文件,FO3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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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军日记》,见《盾鼻集》,第124—125页。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326页。
苏顿:《省黩武主义》,第184—191页精选了有关191512月发动云南起义的证据。关于对梁启超的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编:《近廿年中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一集(1895—1929年)》,第261—286页。寺广映雄:《云南护国军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东洋史研究》,173195812月),第27页。
参谋本部:《中国事变的参考资料,第8号》(19163月),《袁世凯称帝计划事件·补充材料:反袁动乱和国内情况》,第6卷,1.6.1.75,日本外务省,档案,外交资料馆,东京。
艾伯特·A.阿尔特曼和史扶林:《孙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6.4197210月),第385—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