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主义和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中国的军阀们在才能和社会态度方面差别很大。他们所造成的社会状况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在职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变动时,也因时而异。关于军阀剥削的具体方式或军阀引起的苦难,任何一个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们给无数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恐怖和剥削。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军阀们从民众榨取租税,名目之多令人吃惊。他们还大规模地发行没有价值的通货,强迫人民接受,从而使商业交易成为一种征用的方式。在1924年晚期,估计仅仅广西一省军方就发行了实际上无保证的纸币50亿中国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被用于军队以及其他非生产性的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计划,尤其是大规模的工程,因而必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军阀主义酿成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用于粮食作物的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对造成几次灾难性的洪水起了作用。军队抢夺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而且降低了农民耕作的生产能力。20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由自然现象引起的。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的军队的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游荡、抢劫农民的大群无人管束的无纪律的士兵。1930年,即军阀时期被认为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0000无组织的军队和土匪,再加上192000正规军队,都以农村为生。盗匪活动盛行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常事。得胜的军队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就抢劫。战争常常毁灭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政府机构被忽视或不复存在,贪污腐化、骚乱和剥削成了日常现象。这个时期的混乱驱使无数的人离开家乡,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主义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

军阀主义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所酿成的分裂和在国际上的脆弱地位的反应。此外,很多军阀也传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使他们的行动合法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他们这样做也培育了这种思想: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的情况,探索国家的目标。例如,一个中国将领回忆说,他在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了他的指挥官冯玉祥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方面来看待军队了。

但是军阀的活动也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强烈尚武因素。尽管军阀们证明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也阻止非军事集团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以这种方式对中国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军事化起了促进作用;继承尚武精神的是更多的军国主义者。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以及1928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深刻而经久不变的。军阀统治不能作为例子说明在中国社会的核心有一种持久动力,它保证唯有军队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不是中国政治力量的适当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他们最后都为统治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让了路。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次在这个传统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结局,即文官的统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或者最起码也口头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军事首脑宣布独立——有时是正式分裂——也没有一个曾经宣布成立新国家,乃至于表示他的分裂将是永久的。国家统一的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些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因增强国家一些个别地区而有益于国家,这种论证只有假定最终恢复统一,才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明他们要对有效的文官政府效忠,从而承认这种有力的文官统治传统。尽管中国的政治斗争因军阀们的参与而暂时军事化,中国争夺权力的最后胜利者共产党也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党应指挥枪。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对中国的地区分割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传统上在中国就很盛行,即使是在中央权力很强大的时候。地理的独特性、经济利益、语言差异、种族和文化的模式,这一切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存在一种“分层次的忠诚”体系:对省、对多省的地区、对省内地区以及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但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政治上的忠诚,这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的原因。只有当中央权力崩溃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统一的中国里具有文化和经济重要地位的区域性单位,成了国家解体而成的自然单位和军阀辖区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些地区在统一中国之内正常存在,正是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在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性较小的力量。不是地方主义必然对恢复国家统一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

大多数军阀是守旧的,和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很协调的。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所促成的不统一和混乱却为思想的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之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不能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智力生活方面的其他机构。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可能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增强实力进行了极其激烈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共产党于1921年建立和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思想的繁荣。因此,一方面,军阀时代是20世纪政治团结和国家实力的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代也是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高峰。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对军阀的反应,从这个动乱而血腥的时代涌现出了终于导致中国重新统一和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


 




有些学者认为,军阀横征暴敛和他们造成的苦难的程度被大大夸大了,这是由于他们设想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国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在中国的大;他们还因忽略了军阀活动的积极方面,如发展工业、农业、运输和教育,而歪曲了事实。这种看法的一个适当的例子是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论》。事实上,每个黩武主义的研究者都承认有些军阀的建设性活动。但是,从全面考虑,黩武主义的结果不能被合理地认为是积极的,压迫和苦难并不普遍的看法也违反了基于直接经验或观察的大量证明材料。
关于试图推算可用于经济现代化而转入军事用途的资金,见陈志让:《军人-绅士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89—190页。
安德鲁·詹姆斯·内森:《华洋义赈会史》,第40—56页。
满铁调查部:《山东农村和中国的动乱》(大连,1930年),第2027页;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页引用。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页。
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第2—3页。
卢西恩·W.派伊:《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第169页。
拉里:《地区和国家》,对20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分层次的忠诚”是拉里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