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章  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五四事件

不言而喻,1919年和20年代初的伟大思想高潮是许多因素配合起来造成的,按照中国方式它被给予一个中性的数字名称“五四”(即5月4日)运动。这个中国思想转变时期的背景,已有几个必要的发展阶段。首先是北京大学(一般简称北大)已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它从1917年起由新校长蔡元培(1867—1940年)领导。蔡元培的经历跨越新旧两个时代。他25岁时就在翰林院以经典研究而出名,但后来他成了同盟会的革命者,在德国学了四年西方哲学,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六个月。他在北大负责时,欢迎全世界的各种思想,并延揽具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当教职员。

这种风气的出现很快引起了语言方面的重要改革,即书面的口语“白话”。成为知识界领袖的陈独秀(1879—1942年),曾经在日本和法国留学,参加过1911年和1913年的革命,创办了几种刊物,其中包括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他在成为知识界领袖以后仍在编辑这份刊物。另外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年轻学者胡适(1891—1962年),留学归来也到了北大,1910和1917年之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胡适在提倡白话方面很快得到陈独秀的支持,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具。抛弃只有学者才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文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到了1920年,教育部规定学校用白话文。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侵略,爱国民众日益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许多说法还是表面的。日本的侵略集中表现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也集中表现为军阀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的倾向,尤其是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安福系军阀。1919年,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关心山东问题的新高峰。巴黎和会最终决定接受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战时秘密协议,据此日本将保留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日本于1914年把德国人赶出了山东。这公然违反了公开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威尔逊原则,引发了五四事件。

那天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共谋,于1918年秘密应允日本留在山东。和平地开始的示威者,后来打了一名亲日官员并烧了一个内阁次长的住宅。北京政府使用武力逮捕了许许多多学生,他们的同学们因而变得更加活跃。所有的爱国民众都被唤醒。至少在其他200个地区爆发了学生动乱。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大约40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一场有妇女参加、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学生运动发动起来了,拯救中国的义务使学生的组织和积极行动的精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新表现,由于不是事先策划的,意义更为深远。这次事件的许多成果之一是,北京政府被迫做出让步,大约1150名学生胜利地走出监狱——这是很长时间以后还有影响的一次胜利。

五四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的重要发展已经在进行的时候,因而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顶点,尽管其名称现在常常被用来概括一个时代。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长期动向,我们就必须考察其来龙去脉。我们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中国历史这样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是很有可能以这样的水准、在这样一个时候到来的。此外,即使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认清种种限制。

本书有关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集中于知识分子本身。这不需要辩解,因为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一般参与对中国和现代世界具有内在重大意义的论题和争论。不过这样做,我们实际上没有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们至少直至1949年,一般仍然生活在民众(和社会高级阶层)的传统文化范畴所支配的世界中。的确,中国在20世纪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他们所面临的世界有新的通俗出版物,有受西方影响的种种文学作品,甚至还有电影;他们参预政治事件,也有新的观念——然而他们仍然照旧生活在古老的传统中。实际上,这种民间宗教和“迷信”的社会,秘密会社和宗教-政治派别的社会,和尚、道士和教派首领的社会,这样一个世界在台湾和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区,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尽管官方加以抑制,这种世界在那些地区的命运也还不能断定。这个世界现在才开始受到西方学者认真的关注,它的20世纪的历史还须撰写。

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些关心大众文化的学者、政治家和小说家,如顾颉刚、郑振铎、瞿秋白、鲁迅、沈从文等。如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的,他们常常从他们自己特别关心的事项和题目来观察民众社会,但是,把他们的著作和先行的日本学者以及某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便将减轻研究这个论题的困难。

这一章注意的中心主要在于那些支配五四时期(广义的)及其后的知识分子阶层所论述的论题和论点。不过,要从5月4日开始我们的记述,还必须从发展的过程说起。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现在都很明白,始终支配本世纪上半叶(及其后)的某些论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提出。由于本书费侠莉和李欧梵所写的两章已对其中的许多论题做了分析,我们在此可以先做一扼要的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