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1919年5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1919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1911至1919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他和“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同上书,第177页。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