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可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3,第99—102页。
见本书费侠莉所写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