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上面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神”时也是如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著名的白璧德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以及个人道德生活中的“内心反省”。它意味着秩序和结构。“浪漫的”,表示取消所有准则,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者相信这些便是贯穿于文化差异的范畴;他们还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国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是最“古典的”,这一点他们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励。这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对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类似性的真知灼见,这个问题还不能断定。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大活力。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兴趣的中心当作“捡拾来的僵化腐朽货色”而不予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线的人还是极为善辩的梁启超。他曾作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去欧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忧郁感和沮丧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导致他写了《欧游心影录》,这一著作简直就是对“东西方文明”本质的全面的再评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进行过的这种讨论,总是以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综合体大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的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