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立

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由于漫长的共同边界、俄国的华人社区(更不用说华人曾在俄国内战中为革命而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促进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建立俄国共产党政权的相同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国家和革命的目标都将是有所裨益的。

义和拳起义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吸引了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他认识到亚洲国家的新的觉醒,并且在他登载于1913年5月18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最后发展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有力地提出来,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的链条便铸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阶段革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并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适当的时机成立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运动的权力。

这些便是派遣沃伊京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在他在中国逗留的六、七个月里,沃伊京斯基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们——由信仰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混杂的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分散的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与陈独秀于1920年8月创立的结构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起来以奠定中国共产党的基础,该党在1920年底形成,并于1921年7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在法国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无人)开始,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转移到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具体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不同的见证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的党的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它没有阐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该党也将有系统的、纯洁的、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去完成其革命任务。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了一种敌视的、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便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而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很烦恼,他们由于这个原因将要脱党。中央由三人组成——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陈未出席而当选为书记,以及他直到1927年7月15日辞职为止对中央的持续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景仰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当中,被选中的为什么是陈而不是李呢?李仅仅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职位。李正在四川讲学,陈则正在为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而工作。在他们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贡献之间,是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也许是实际问题。陈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而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例如《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他在政治上的实际经验表明,他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的合适人选。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以其强烈的个性而著名,如“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周佛海所评论的:仲甫(陈独秀)是个固执的人。他还对尚武精神有反感,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有种厌恶情绪。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二大”(1922年5月于杭州) 上,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章程中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党采用了一种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级体系,处于这个体系基层的是小组,所有成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者每周的)例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将在领导者的掌握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章程的最显著的特点而得到加强,这一特点是关于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服从中央的决策。不服从可能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在规模上发展到了大约20000人,中央的组织也因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部得到了扩充。在1927年4—5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年紧张而且迅速变化着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敏捷地作出反应,这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成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政治作风,不可能不彼此矛盾而不造成严重的内部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中共在1923—1927年的目标——消除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使党不得不按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1927年初占领汉口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导。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真理报》,10319135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同上书,第43—63页;H.德昂科斯和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中共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报》),6,第6页;或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2页。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10页以下各页。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郭华伦:《史论》,1,第95页。
一般认为“二大”是19277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104—109页。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7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108页。
19267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271—281288—317页,见第276页。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95106137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当中实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1926年以及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哈里森:《长征》,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