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章  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

 

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事件,它的成功是因为它为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组织阶段从1923年后期持续到1926年中,在此期间,一批坚定的中国人以很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个旨在统一国家、战胜外国特权和改变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状况的革命运动。这些人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后者提供了革命的教义、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军事训练以及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年中的北伐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军队一路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战役同时利用了军事技能、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还有一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期间,领导层在统一全国战争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千的革命者丧失了生命。从此以后更为激进的和更为保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提供了革命的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必须转化成一种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广州,它是最大、最富饶和最进步的中国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肥沃的、人口密集的三角洲上。国民革命的主要鼓动者是不屈不挠的孙逸仙。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主义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的政权。他在广州两次成立政府:一次在1917年,是为了反对被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后期,是为了反对被直系控制的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期间,他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以选举他为他所宣布的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季,他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他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他自己名义上的部下陈炯明的部队在6月15—16日晚,把他从广州的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他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通过武力收复他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博士的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到1923年1月15日,他雇用的部队已把陈炯明赶出广州,他在2月21日回到那里。当时他56岁,但在以后不到两年,他将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他面临初期的巨大困难,开创了民族主义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如下。孙回到广州后,他对南方根据地的控制是不牢靠的,因为他缺乏实力。他既不是为他夺回根据地的几支军队的真正控制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权。他的国民党在中国只有几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没有完成其改良主义目标的设想周密的策略,这些目标也只引起了有表达能力的公众的一点点热情。这些目标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被公诸于世,它提供了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某些细节。他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来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听命于他的可靠军事力量。

军事问题有两个方面: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基本上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在香港被孙博士的助手收买过来时,他们的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是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由孙博士的比较忠诚的军事追随者之一——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还有政治上分裂的粤军的几个师和团以及在最后时刻参加纷争的几支地方“民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一到三角洲就在城镇竞相建立有利可图的根据地,争夺大部分可以创收的机构。约35000人的部队(根据当时一个有可靠情报的人估计)装备甚差,大部分人训练也很差;它们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并且面对与迫切地想夺取广州的陈炯明相勾结的军事力量。陈将军似乎与孙博士的敌人吴佩孚结盟了。要使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投入战争,需要额外的巨额现金,其中大部分来自广州市政府向当地的居民开征并由得力的广州警察征收的额外的税收。

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保卫他的根据地,使之不受沈鸿英将军的攻击,沈得到了吴佩孚以及拥护陈炯明的军队的支持。通过这些战争,根据地的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的边界,但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的陈炯明的追随者的攻击。到秋季,孙博士最多只能对他的军队进行名义上的控制,而且军队的素质也很少有所提高。“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税收。在1922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50多万元(上海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1923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一笔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个在孙博士的31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2月底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了600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900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了近300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年9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10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年7月9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在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1923年春季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岁,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鲍罗廷的目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心是为加强共产党而工作。 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年11月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名代表被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国外的支部。约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10天的大会听取了孙逸仙的七次演说和关于党在中国和海外不同区域的活动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纲党章;它选举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的党员约4600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党纲是一个旨在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1/4),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共产党员参加他的党。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3万中国元。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1923至1924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至200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力。他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闿和杨希闵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学校,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党的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1924年5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500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6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7月11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K.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直到1924年10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即“党军”。第一批大量俄国武器也在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它从敖德萨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国军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联合。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1924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被充分地利用了。

1922年11至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把革命向前推进。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1922和1923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1924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1924年6月,国民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100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20名特别代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7月,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班的每个班讲课,1926年5至10月毛泽东为第六班的教员。)到1924年10月,约175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

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1926年的报告中透露,中共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1926年7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他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000人。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70000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12000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下。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就是如此。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绪。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

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

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8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这个问题暂时被平息下来。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承认它有保守秘密的需要,告诫同志们要互相合作以完成国民革命。这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人士来说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起因于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收的沉重赋税,以及日益增多的激进主义和社会冲突的迹象。为了保护自己,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在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了大批武器时,他下令没收,这一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海军舰只的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后,孙博士命令他所能指挥的全部部队镇压商团。他们在10月15日照办,通过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的大部分商业区。这个行动在国内外严重地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但是在11月13日,这位上了年纪的领袖离广州前往北京,由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对其上级吴佩孚发动的政变,他争取当总统的希望重新出现了。

当孙博士在北京死于癌症时,许崇智将军带领的粤军部队,会同由蒋介石指挥并配备黄埔军校的军官与学生的两个党军的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次征讨。这次行动现在称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2、3、4月,只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援助的联合革命军,成功地一路打到广东省东部边境,攻取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是未能打垮陈的军队。6月,东征军返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领土;这样做是为了对付已经牢牢地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几个特征预示了后来的北伐。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他们受到充分的教义的灌输,并在蒋将军制定的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军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它们分发传单和向民众作调子高昂的讲话以取得支持。结果,农民提供给养,充当间谍、信使、向导和搬运工。如同后来的北伐,俄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他们制订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的火力。19名俄国军官因在南方的实践而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他们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以使革命力量为更有效的战斗作好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人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而革命阵营的指挥将领之间也出现了摩擦。甚至在低级军官中,在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内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和成立对立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其他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的隐患。

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

孙逸仙博士死于1925年3月12日,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了一份汪精卫起草、垂死的领袖在3月11日签名的遗嘱。下一个月,在中国所有大城市举行了十分强调孙博士革命目标的纪念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们投身于组织劳工的工作。共产党领袖们恢复了他们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和矛头主要指向上海日资纺织厂的工人运动。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聚集在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总工会的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由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共的工会拒不参加。26人的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员控制,同时它的所有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党员。于是在上海,一个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导火线。

5月15日,日本卫兵向一批中国工人开枪,他们侵入了暂时关闭的工厂,要求工作,并砸坏了机器。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伤重而死。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鼓动,把那个被杀的共产党工人树为烈士,然后要求释放因示威而在公共租界被捕的学生。一个在本城安全地活动的新近组织的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们,用了一切办法劝说那个日本工厂的工人们坚持罢工。示威者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他们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需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而不允许加以扩大。

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8个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会,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中国军阀的宣传并要求释放他们6名被捕的同学时,可能没有人策划一场动乱,也没有人预料会开枪。租界的警察在他们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头示威,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并立刻发生了与学生和示威行动的中国旁观者的头破血流的冲突。当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被捕学生拘留地及储藏武器的老闸巡捕房时,根据后来对当时在那里负责的埃弗森巡官的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他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他命令中国和锡克的巡捕向被激怒的人群开枪。下午3时37分,枪击使4名中国人死于人行道上,还有多人受伤。8人后来死于枪伤。5名,可能是6名被杀者是学生。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五卅事件给了国民革命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的地方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立刻组织全市抗议,在6月1日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总罢工。遭到警察镇压的进一步的动乱持续了几天,又有10名中国人丧失了生命。随着万国商团和五强派出的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在街上巡逻,公共租界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中国新闻界公布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分发了无数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送电报和信件,号召支持罢工者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在28个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排外的动乱在镇江的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动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动乱中,日本和英国的领事馆被捣毁。经费从全国各地、华侨和苏俄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以支持罢工者。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而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这更加剧了对外国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政策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的抗议;它还激起了全世界反对旧条约制度的舆论。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展迅速。学生们涌向广州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对罢工和抵制的有力领导吸引了数千名新党员。共产党通过向罢工者发放救济款的办法,突然找到了一把使上海劳动力工会化的钥匙,从而成为上海劳工运动的支配力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的劳工变得更加富于战斗精神。同时,上海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浪潮在高涨,许多城市的中国企业家对共产党领导他们的工人的情况变得警惕起来。总之,虽然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沸腾,社会革命趋于更加激烈,但反革命的种子也得到了培育。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由于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处境危险,广州对五卅事件的反应被拖了下来。这个城市被杨希闵将军和刘震寰将军带领的滇军和桂军所控制,因为其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组合。他们计划返回广州降服杨、刘两将军的部队,但在战斗打完之前,不可能在广州面对这两个将军的反对而发动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返回,在6月8日夺取了石龙,它位于九龙通向广州的铁路沿线的东南通道上。其他国民党部队在城的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包围圈。6月12日凌晨,国民党主力军攻打了广州之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学生率领的系着红色领带的混合部队从长洲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战斗从东山至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中午,广州部队从河南岛渡江对付城市的敌军。到下午3时,国民党部队胜利,刘将军弃军逃到沙面英租界,乘轮船前往香港;两天后,杨将军随后也来到香港。以布廖赫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在制订战略和监督战略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成了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混乱。现在,建立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和参加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鼓动运动就有了可能。

一旦广州局势稳定,国民党领袖们就开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博士的中央机关的大元帅大本营。6月14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政治会议在广州重新召开,决定了政府结构,由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九个部组成,还决定把军队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改革军事和财政管理以使武器和资金归国民党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党领导。政府委员会及平行的军事委员会将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但实际上这意味着接受法令规定之外的政治会议的指导,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许在7月初进入政治会议)组成。汪、胡和廖似乎在政治会议、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中实行三头执政,但这三个机构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以外,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虽然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陆军学校校长和党的军队的指挥。汪精卫显然是削弱了胡汉民的地位而上升的,胡汉民自从孙逸仙逝世后从代理大元帅降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新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的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随着滇军和桂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和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共产党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月23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的中国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100多支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有争论的事。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9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打伤了117人,其中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年10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50000445_0623_0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1927年4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12月),第665—727页。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1123日—19241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11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1229日(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又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之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页。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3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的(第2版,第390399页,脚注21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4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种种努力。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2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页。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数字根据在1927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J.F.布雷南:《19271214日在俄国领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1月)转载。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页;见151—152页。
同上。第159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5月的195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7月)。这个刊物报道了许多具体例子。
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的争吵。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弹劾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张继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页;见第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同上,第271—273页。
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讨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页。
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5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67日)和226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66日)至13410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610日发的快信,附件1:《5166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6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69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问,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5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我未见到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7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住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11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136—138卷;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I,第647—721页见到。近期的一种优秀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捍卫》。
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6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6458,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快信,1925612日和17日;《纽约时报》,67—13日。
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团的档案。他把布廖赫尔作为进攻计划的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俄国顾问与分散的国民党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布廖赫尔的命令。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俄国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页,译稿,第291—314页。这个报道的特征是对蒋介石抱有一种敌意的偏见。当时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的大约只有20名俄国顾问。
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页引的决议来自192561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次会议的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94页提供了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的详细内容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31—332页。
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的段落是把作者研究中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材料的一份手稿缩写而成。
提供这场争端中国一方的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馆,230/1780;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页,断断续续地直至3419页。又,《623日:1925623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国人一方先开枪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号(1926年),《关于1925623日沙面事件中先开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精琦士1925626日快信;893.00/6314624日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6359。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此文充分报道了间歇的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年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