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竞争和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中摊牌了;廖是孙逸仙的联合苏俄和大力动员群众的主张的热诚支持者。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刻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暴露了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指挥将领谋求推翻广州政权中激进分子的阴谋。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派胡汉民去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官许崇智。两名阻止俄国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党员

 

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部反对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威望的派别。

危机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期内拥有最大的权势。支撑广州政体的军事力量被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来自党军的第1军,由蒋介石指挥;湖南人组成的第2军,由谭延闿指挥;云南人组成的第3军,由朱培德指挥;从粤军抽调组成的第4军,由李济琛指挥;由李福林的私人军队组成的第5军。把驻于地方根据地的粤军的分散部队合成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命名的第4军逐渐地被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另一个统一财政的努力也最后取得成功。

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三次战役,巩固了它对广东的控制。到10月初期,广州在东面又受到陈炯明带领的重整旗鼓的部队的威胁,同时熊克武带领的一支川军在西北方向以及邓本殷和魏邦平带领的粤军在西南方向也威胁着该城。主要由第1和第4军的几个师和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后来为第6军)参加的第二次东征,决定性地打败了陈炯明的联盟。第1军第4团在10月14日攻占了陈的貌似攻不破的惠州要塞,根据目睹战斗并描述了共产党军官和政治委员的勇气的切列帕诺夫的记载,第4团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许多人英勇牺牲。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蒋介石全面指挥下的东征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的城镇,同时程潜切断了敌人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如同前一次东征,政治工作者动员民众支持,俄国人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也是在10月份,第2和第3两个军的部队把川军往北赶出广东省边境。在东征结束前,第1和第4两个军的部分部队不得不调往南线,在第2和第3两个军的帮助下在12月后期打败了敌人,并且往前推进,拿下了海南岛。因此在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经受了战斗考验而变得坚强了。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的三位将军使该省与广州联合起来。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在他们控制的区域活动。他们的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由李将军率领。在湖南南部指挥一个师的唐生智将军,在1926年春季也就合并他的部队之事进行了谈判,他的部队被命名为第8军。这8个军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15万人,不过只有约10万人可以用于两省根据地以外。国民革命军仍是一支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戴季陶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党。共产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这时转而反对它。7月5日,他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

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月30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且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中央委员会在10月份举行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253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述。党员仍不足20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万人——这是夸大。他提供了11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个在组织过程中的省和3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

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作为对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了7个(可能8个)席位,在24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个,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汉民。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在1926年3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

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是共产党员。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它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共产党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动,并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是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可是共产党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共产党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年2月改名而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初期还不到2500人,至1926年11月已发展到约12500人。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月份,他们只占49%。1926年11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共产党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潮,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人发展到1241000人。但是,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它在117个工会中有218000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刘少奇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以后,只有43000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000名)。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年4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94个县中仅仅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名。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年头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部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围,但对到1926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年3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

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卢布;它还公布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至1926年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那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人和绅士”。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年6月,43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在郭松龄叛乱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拆散的飞机。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由于广州三名最高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月15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著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撤出。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15日至9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227—233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918日),第1196—1197页。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4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4月,第2931页。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会议记录》,第18—19页。
同上,第165—169页。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4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3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3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410日至16日期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1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2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3月—11月》,第118页。1927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页。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5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6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8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62—63页。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69日,内有精琦士5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3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3日。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6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同上书,第92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5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同上。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2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3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119日至19263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2223日和4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15—25日。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