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和6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口休养。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5月后期回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6月30日提交军事委员会。布廖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4军军长,将作为驻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校学习过,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1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到德国,在那里认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的教育长,但他在3月20日政变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著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

三个军事联盟阻碍了国民党人通过1926年春季一次军事-政治战役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吴佩孚自1925年年中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打败北方的国民军,又可打垮南方的国民党的联盟。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师以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著称,但他又要依靠许多不可靠的将领。吴的联盟的士兵号称20万以上,这很可能是大为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领导一支“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联盟。它也号称有士兵20万以上。张作霖领导了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参加者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部队约有35万士兵。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正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他们在南口和张家口周围的根据地。俄国以武器和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支援,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华西的其他军事集团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强大得足以构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上海的舰只特别危险,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利用来破坏长江下游的军事渡江或部队的运送。

由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巨头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率领的湘南一个师新近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唐生智的师成为第8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是由于许多士兵将不得不保卫根据地,可以用于北伐的部队在开始时可能不到65000人。

省籍、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关系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倾向性。第1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在浙江、江苏和安徽召募的。还有粤军第2军的部队组成的团和师。第1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军校的毕业生。他参加过1911到1912年的革命,是蒋介石的庇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工作以前,他先是黔军的军官,然后任著名的云南讲武堂的监督。在黄埔时,他负责训练组成第1师的几个团。第1军的大部分军官原为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第1军被认为是他的权力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1军的政治机关。第1军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多于国民革命军其他的军。

2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指挥官为学者-政治家谭延闿,谭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长官,还与南方孙逸仙的独立政府合作过。他是孙逸仙去世后统治广东省的联盟的领导成员。该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湖南将领鲁涤平。在法国受训的共产党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第2军有4个师,总兵力有12个团。

3军基本上是滇军,由朱培德指挥。朱将军是一位老革命,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征战,还协助孙逸仙在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他领导自己的私人警卫队。第3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4军是从忠于孙逸仙的粤军原第1师建立起来的一支经过战斗磨练的部队。李济深指挥该军,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除了4个师外,它还有1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他从黄埔军校征募了一批共产党学生当排长。第4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与第1军相媲美。

李福林的第5军主要是广州南部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6军是在革命根据地组建的最后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6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湖南人,程潜的革命同事。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3月20日以后离开第1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被分配到第6军。这支相当混杂的部队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被命名为第7军的桂军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指挥约占该军一半的参加北伐的部队。它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他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是李宗仁把黄日葵留在后方司令部,而任命曾在法国学习的一名非共产党人士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唐生智的第8军刚刚组成。它很快发展到有17个团的6个师。国民党党代表是刘文岛,他是在中国、日本和法国受的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他在1925年加入国民党。

还有两个由黄埔军校改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步兵团,和两个第五期学员组成的团;还有1个负责治安的团和不久成为第14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

有两条路线从南方省份进入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湖南省。一条铁路从广州往北约140英里直达韶关,从韶关要艰难地爬高到一个关口,再经30英里联运路线而到湘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通过湖南往北流至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方便的联运而直达湖南西南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的重要城镇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会合地。它还是唐生智的主要根据地,但是在1926年5月,唐将军对它的控制受到北面另一个湖南将军叶开鑫的威胁。成为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的独立团进入湖南,以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将军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开始

6月初期,第4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10师和张发奎的第12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会合,第7军的几个旅也已经进入湖南西南。在长沙南面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沿的指挥官唐生智命令已进入湘江西面和东面阵地的3个军的部队发动一次进攻。第8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而第4军则在7月10日夺取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涟水-渌水防线的突破使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叶开鑫经过省城,撤退到湖南北部,唐将军在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时,蒋介石在7月9日正式发动北伐的仪式上正式接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于是,稍经战斗,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

当吴佩孚开始派几个师南下,当第1军的第2师和第6军作为总后备军被派入湖南,第2和第3两个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江西进攻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谈判,试图尽可能使他保持中立。他们还正在与西面的贵州省督军袁祖铭谈判;7月11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唐生智,说袁祖铭和一名部将已经倒向革命。7月20日,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命他的两名部将彭汉章为第9军军长,王天培为第10军军长。(这种任命潜在敌人或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在北伐的大部分时期内继续采用,造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素质。)

 

蒋介石在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他的参谋人员、布廖赫尔将军和一批俄国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领导战地政务局的陈公博、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李宗仁、唐生智、几名师长、布廖赫尔以及其他顾问。这批人最后决定直夺湖北省省城武昌,推迟对显然是蒋介石的第一目标江西省省城南昌的进攻。第4军将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塞平江,然后直奔通向武昌的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7军将朝东北方

 

向进军武昌,第8军在西面沿铁路线前进。

具有很大冲劲和勇气的第4军在8月19日拿下了平江,第12师黄琪翔的第36团首先进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人们认为不可能从南面把它攻下,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36团涉过浅水从后面对该桥发起进攻时,该团打赢了这一仗。吴佩孚将军亲自监督贺胜桥(下一个目标)的防务。第12师在第10师和第7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又充当了先锋。尽管吴佩孚拼命阻止其部队撤退,但他们8月30日在许多地方战败而逃走。

吴佩孚将军险些被抓,乘火车逃到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4军与第7和第8两个军伤亡严重,它们俘获了数千名敌军和堆积如山的装备。通往武昌的道路现在打开了。

追击的革命军于8月31日赶到武昌的郊外,已来不及阻止敌人退到该城厚实的城墙以内。经过了三次“敢死队”夜间登墙的尝试后(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参重),第4军、第7军和第1军的第2师定下心来围城,变成了40天的围城战。9月6日和7日,已经渡过长江的第8军在戍军司令刘佐龙将军倒戈后拿下了汉阳和汉口;后来刘被授予第15军军长的头衔。吴佩孚带领他的残余部队沿京汉线北撤到湖北北部边境的武胜关,但是追击的第8军在9月15日占领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最后,在10月10日,武昌的守军投降,湖北省归国民政府管辖了。

对江西的攻击证明要困难得多。该省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赣江,它从广东省北部边境附近开始,向东北流入连接长江的巨大鄱阳湖。省城南昌位于该省北部,在伸向鄱阳湖的一块富饶平原上的赣江的东岸。南昌城与长江江畔的九江由一条79英里长的铁路连接。当蒋介石和孙传芳通过代理人在谈判时,双方都派部队进入该省。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当时尚未进行很多战斗的部队从湖南往东夺取南昌,而从湖北来的其他部队将夺取铁路和占领九江。江西的南部交给已经倒向国民党一边的赖世璜的第14军。这些行动在9月份的头两个星期进行。

然后在9月19日,程潜的第6军通过急行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和工人的帮助下,在第1军的第1师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一次敌人的反击把这些部队从这座城市和铁路线赶走,使它们受到惨重损失。第3军据认为袖手旁观而不提供任何支援。蒋介石带领第1军的第2师和第2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夺取南昌的第二次攻击。到10月13日,这次进攻已经失败,第3、第6和第7三个军的几支部队夺取沿线城镇的努力也遭到同样下场,事实证明,它们不能守住这些城镇。双重失败引起了全面撤退和改组。与此同时布廖赫尔将军和他的俄国参谋进行指导,为一次协同的全面进攻作精心准备,这次进攻的所有部队要配备应有的通讯手段,根据一张时间表行动。第4军的4个团以及新近与国民党人联合的湖南将领贺耀组的第2独立师被从武昌召来。晚至10月28日,蒋介石仍在与孙传芳的一名代表谈判,但到那时,谈判显然是烟幕。更重要的是,敌人的几个团和旅正在谈判倒戈。

全面攻势在10月底开始,第7军、第2独立师和第4军的第12师进攻铁路线的中段和北段以拿下九江;第3和第6两个军攻打南昌附近的车站;第2和第14两个军从南面向南昌进逼。这次计划完善和战斗艰难的战役,持续了一个星期,成功地肃清了铁路的敌人,在11月5日夺取了九江,在8日夺取了南昌。除了约7000名倒戈的敌人外,国民党部队解除了40000多名孙传芳士兵的武装。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的两个月战役中伤亡近15000人。

在进行江西战役的同时,何应钦将军正在沿海的福建省指挥另一个战役。第1军的两个师,即第3师和第14师守卫广东省的东部边境,以防孙传芳的盟友、福建省督军周荫人的可能进攻。何将军与一个敌军司令李凤翔和他的两个部将曹万顺和杜起云谈判与驻在福州的几名海军将领一起倒向国民党。在福建的国民党人与各种“民团”为协助驱赶北方人周荫人而进行谈判。蒋介石指示何将军商谈和平,条件是周荫人不派军队进入广东或广西。这些初步行动发生在8月和9月。

据报道,福建的敌人在人员和装备上都超过国民党军队,其比率为5比1。9月27日,周荫人派军队入侵广东省,目的是夺取东江的几个主要城市,但是何将军得到了这些计划的内部情报,于是下令越过边境进攻周在永定的基地。10月10日,第1军的第3师夺取了永定,然后回到广东对付松口的入侵者。在这些开始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俘获了数千名战俘,还有他们的步枪、机枪和大炮。10月14日,敌福建第3师按预定计划倒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这些初步战斗是如此之成功,以致蒋介石在10月16日任命何将军为东路军司令,东路军由第1、第17和第14(赖世璜的部队,它将从江西进入福建)三个军组成;蒋还命令何着手征服福建省。

平定福建的战事按部就班地进行,主力军沿沿海路线攻下了漳州(11月8日)和泉州(11月21日)等城市。当部队逼近闽江时,海军倒戈,困住了撤退的部队,数千名士兵被解除武装。12月3日,海军占领省城福州,12月18日,何应钦以第1军的两个师占据该城。在福建省多山的中部地区,“民团”协助第17军推进。周荫人带领残军退到浙江省边境,希望与孙传芳会合,但被正在谈判倒向国民党一边的陈仪将军所阻。

这样,到1926年12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已经通过谈判而联合的邻近的广西省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贵州省的军务督办也已把他的省名义上交给国民党政府管辖。这7个省有人口近1.7亿人,而4个被征服的省有1.1亿人。

许多因素说明了只在六个月内就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俄国的帮助下对最初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两年训练和装备,以及1925年广东省几次战役的战斗磨练。另一个因素是对官兵们的政治教导,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主要灌输一种热诚的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因素,是在广东省进行了财政改革,它使该省的大部分税收进入国民党的金库,导致人们对通货的信任,使通过销售国库券借款成为可能。与敌军的谈判和使用银弹促使倒戈的办法也很有效。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革命军在期待已久的北伐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特别是第1和第4两个军的牺牲精神,虽然其他一些部队在战斗时也打得很好。

俄国顾问在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廖赫尔制订总的战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为特定的战役制订细致而内行的计划。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这些人力图保证他们的部队能准确地执行计划;在战斗时,他们给布廖赫尔提供情报网络,战斗后又提供有价值的总结。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他们还提供对他们为之参谋的中国将领们的政治评价。少数几个勇敢的俄国飞行员侦察敌军阵地,向被围城市投掷传单,引起敌军的恐怖,并轰炸战略目标。有几个俄国人得了重病,一人患霍乱,其他几人患痢疾。在江西战役后,“我们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作人员”进了南昌美国人办的医院。

动员群众

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工作。随军的专职政治军官,以及在敌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员,通过争取地方民众和试图策反敌军来支持战事。受过要友好地对待民众的教导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不准抢劫或强征劳动者入伍。有许多关于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农民卖食品给士兵、充当间谍、向导和搬运工以及为伤员抬担架的报道。有几次,武装简陋的农民部队攻击敌人后方。铁路工人破坏敌人交通。约400名安源矿工参加了叶挺的独立团。在被围的武昌,革命者秘密张贴标语和分发策反传单以破坏敌人士气。南昌的学生和警察协助第一次短暂地夺得该城的行动,当南昌丢掉时,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

一旦国民革命军拿下了大城市,劳工组织者就开始组织或恢复工会。大部分组织者为共产党员,有的通过五卅事件后在上海工作以及在广州指挥香港大罢工和抵制,在劳工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劳工运动在一名湖南共产党员郭亮指导下,很快得到恢复,1922年郭在组织铁路工人时积极活动,结果在1923年却看到工会在镇压中遭受挫折。1924年他参加了国民党,是该党在长沙的地下核心组织的成员。在1926年5月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回到长沙。不久,该城被第8军攻占。数十个工会已经成立,随即出现了一个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鼓动和罢工的浪潮。政治军官支持工会运动,武装的纠察队强制执行罢工。9月,湖南省的工会联合会成立,12月的一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它们设法使工会组织和管理正规化,加强劳工运动的纪律,制止未经批准的罢工。27岁的郭亮成了湖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到1927年春季,省联合会声称其会员超过了40万,其中9万人是产业工人。

9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收党员。到12月底,它已经吸收了31 000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9月11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许白昊。在1923年2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9月14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北总工会,它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出了武汉三镇的73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82000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6个工会(会员有11000名)。11月的某个时候,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

11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月19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

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只有161个协会和43423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农民就超过了150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

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10月初期,另外85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267000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462个区农民协会、29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的协会的结构连在一起。对协会的阶级成份的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给的农民”占18%。“自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被左派领导组织起来的运动似乎明显地吸引了农村的穷人。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在长沙的一次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这次大会在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举行。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湖南省326000名以上参加工会的工人的一个大会一起举行。花了好多天讨论和通过了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2日共产党湘区区委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最低要求,它为12月大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实行农民协会必须参加的地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粉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息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措施,没收反动派——即军阀及其随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会员稍多于4000人这一小基数,到12月在34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月份,只有36个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部分在南方),11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员数字为5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然受到了抑制。

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迅速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月15至23日的正式谈判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抵制。9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样,在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高兴地见到烦人的抵制行动结束了,并正试图制订一项对国民党人更为友好的政策。

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来宗教,坚决认为这种宗教奴役其信徒们的精神。由于外国人对中国青年教育的控制,教会学校更是众目睽睽的目标。始于1922年的全国范围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并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1925年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在1924和1925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1926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

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教徒中的名声。国民党的军事讨伐在开始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对。1926年7月12至18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待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8月20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10月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11月19日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

英国外交部于11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1926年12月1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12月26日)实际上是针对其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12月7日至17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办理。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11月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了抑制。12月18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12月26日举行大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在1925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11月23日17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12月末,此时在汉口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1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众之间的冲突。5名中国人和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4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1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

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1月11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1月24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1月5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家中国银行中大约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协定预定在1月30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到达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2月19日签订,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3月2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1926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刊》,3519687—9月),第18—39页。192510月,俄国驻北京大使馆派A.赫麦列夫去广州调查情况,他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结果布廖赫尔被迫离开广州。《A.赫麦列夫〈广州之行报告〉摘录(第27—30页)》,文件得自192746日的北京突然搜查。译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国民党政治会议记录,第131号。奇怪的是,蒋的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虽然他确实参加了。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0—1938年)》,第62—63页。那一天蒋的“日记”没有提到这类会议,虽然他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两人的传记见包华德:《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64—272页。第281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革命文献》,12,第1780—1789页;《北伐战史》,I,第62—68页;《北伐简史》,图,第46页以下。
指挥官和主要政工人员的事迹在包华德的《传记词典》中有简要介绍。说明军、师、团、营指挥官的组织表载《革命文献》,12,第1802—1803页(我采用的);也载《北伐战史》,2,第322页以下和《北伐简史》,第46页以下。
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
关于广州谈判的一份有趣的报告见192663日根据鲍罗廷报告的文件。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269页。唐纳德·A.乔丹:《北伐:1926—1928年中国的国民革命》,第276—286页。高级指挥将领之一回忆北伐的有趣报道,载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这些战斗在《革命文献》(12,第1904—1931页)和《北伐战史》(2,第355—431页)有详细论述;两者都列有伤亡、战俘和战利品的数字;《北伐简史》,第55—59页;乔丹:《北伐》,第75—79页;A.I.切列帕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58—164页,此书根据俄国人的观点写成。
一份日期为1926125日,根据布廖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112430日在南昌的A.赫麦列夫所写。存于俄国档案馆内的他的这份报告,引了1115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供了这些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10000人。布廖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军(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他贬低第7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2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虽然这些部队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廖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的部队的数字如下(11月中):广东的军/外省的军第1:超过3000/7:约7000在福建8000/825000—3000015000适合战斗)第26000,战斗力差/9和第10:不详第33000左右/14:约5004:原有3500,新来2500/1550006000,素质差第6:超过3000/178000《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41959年),第113—126页,文件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2047—2179页(附多份电报);《北伐战史》,2,第499—564页;《北伐简史》,第69—90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89—201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83—92页。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2页,有关文献见2212—2220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5—596页;《北伐简史》,第91—98页;乔丹:《北伐》,第93—96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55页,根据1926年的中国邮政局的估计数。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24—169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49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914日)和第298—301页(192611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12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6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1—3月,第447491号;《北华捷报》,19271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7页报道了19241927年的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年。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8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日期为8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4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25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2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3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12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1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1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1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04—109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