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日租界4月3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10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平常的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4月18日禁止几家中国银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币,用以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线。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4月30日,在孙科主持的一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行100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久(有的谈判拖延到6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是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约8000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月16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12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3月份开始了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月中,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为新的有地农民由于不再向地主交租,能够缴更多的税。解决土地问题将为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现存的封建制度不根除,将一事无成: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有其政治权力。到4月份,省农民协会估计湖南有600万名会员,虽然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140万。不管实际的数字究竟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给了组织者一种新的力量意识,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许多多的旧帐等待清算。在1926年的后半期,许多地方的有地绅士已经试图镇压日益高涨的威胁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农民运动。他们已经组织成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地方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查出活动分子,准备逮捕和处决他们。大部分镇压可能最初来自地主一方,但是从毛泽东1月份调查长沙周围几个县的报告和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它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1926年后期,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某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争取土地的斗争导致地主的逃亡和分他们的财产。湖南财政委员一份关于省农民协会处决人的报告——他关心的是,恐怖最终使税收减少——在1月底引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应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个县处死人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建议,人民应获准独立地行动,但应将处决的要求报有权决定这类案件的地方党政机构。联席会议于是决定,革命政府禁止人民及其组织执行处决;他们必须向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控诉,那些机构将决定适当的处分。决定还规定了在省一级设立一个具有批准处决最后权力的革命法庭。显然中央当局希望把农村的惩罚性暴力行为置于某种控制制度之下。3月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一个杰出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到那时,他列举的八个县的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辩论继续在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进行,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包括按照罪行大小把他们处死或终身监禁的规定。宣布判决的县法庭就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程序选出的省的上诉法庭有最终的权力。长沙的省的特别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据一份敌视它的史料,它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那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其家乡逃出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员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他争辩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是农民自己的卫队的力量。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不过是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被他家乡醴陵县的农民协会处死,而不顾儿子来信保证其父将不反对农会。新化县(也在湖南省)县长向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控制地方革命机构的一批人利用权力向其敌人报私仇,未经审判就处决地方恶霸,以便假借官方没收的名义在他们中间私分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他们处死了10多人,无人敢干涉。他们甚至未经审判就枪杀了征收厘金的负责人;他被拘留,本应交给县长审判。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的记载中描述了对三个人的群众审判,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他们。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经过那里的连的中尉。三人被断然枪决。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以及在鲍罗廷与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即1927年4月)加以限制。口头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这意味着大规模没收农地并进行再分配,这种行动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之间的革命统一战线,而这条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这一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时,土地革命应予约束。罗易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鼓动农村暴动。但是到4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已经在夺取和分有钱人以及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的土地。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含蓄地指出,它们是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

在动乱日益加剧和对好战的农民运动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的时期,中央土地委员会在4月2日至5月9日期间召开会议,制订土地政策以供国民党领导集团通过。邓演达为委员会主席;他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是他的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其他成员是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和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左翼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地位都很高。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前者参加莫斯科的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后刚回来,后者是共产党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委员们开了五次会,但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致他们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见。在4月19至5月6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国民党领导人、与各省农民运动有关的官员、军事将领和政治官员以及几个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通过重新开始的北伐加以控制的省——情况的人。几名俄国顾问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并且提供了他们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一次,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的和过激的方案。

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最后结果,是5月9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需解决,但对土地现时应该全部没收和国有化,还是应该部分地没收,则有很多争论。他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能进行部分的,即政治上的没收。小地主和国民党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因为据认为,大部分军官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部队中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敌视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的情绪。中央当局只应订出总原则,而把实施细则交给省当局根据当地情况制订。《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的和拥有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国民党政府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的斗争中应该援助他们。处置反抗者财产的法令草案把以下各种人都定为反抗者:国民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榨取和压迫人民的人、货币操纵者、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财产都应没收。可是草案还谨慎地规定哪些政府机关应根据何种证据进行没收,一切都要依据法律。此外,战争时期分配的敌产的收入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农村土地而言,30%的地将用于农村的改进措施(如设立农民的银行),余下的留待分配给从战争中返乡的革命战士。受地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产,他死后,这些财产要重新进行分配。更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因为受地人要付租,收入归政府。

委员会的意图显然是要对没收作出规定,而不是让土地和其他财产被群众自发地夺走。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湖南和湖北搞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在委员会房间中精心制订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缴其他的东西。它甚至详细提到租约、永佃、缴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员会显然希望国民党将开始真正履行其保护佃农利益的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订一项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在省一级工作的人则要加快步伐。5月9日,即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多少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没收一切公有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是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的累进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5月14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4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35军和第36军开始,兵力约6—7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和18日在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14000人,冯玉祥只损失了400人。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民党一边并得到第20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

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队只离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暗地里同情他。

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11军第24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绅士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

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市,在那里,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4月份已发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反共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摊牌。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工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部队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有些共产党员在5月18日组织了一次群众组织和部队的联合会,保证遵守革命纪律和支持国民党政府。但是形势发展迅速,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根据代理省主席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35军;收缴他们的武器”的口号。同一天,城内的一些部队与总工会发生冲突,据报道,工会纠察队侵入何键住宅,拘留并殴打了他的父亲。

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许多指挥官的支持下,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采取暴力镇压措施,杀死抗拒者,逮捕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关闭许多激进的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汉口派来劝说省农民协会向首都放行粮食的购粮团在冲突中被抓,几名成员被杀。在以后几天中,省会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在湖北,夏斗寅战败的部队横冲直撞地打砸农民协会,恐怖扩大到湖北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两省被杀的可能有数千人。

长沙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棘手的难题。当他们的部分部队在战斗时,在后方的部队未经中央认可显然已经采取了反革命行动。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的态度,而他们当时在河南前线。政治会议对长沙已发生的一切心中无数,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去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复秩序。它任命刚担任政府农民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和唐生智将军指定的其他两人以及鲍罗廷为成员。委员会于5月25日出发,但刚到湖南省边境,就接到一封许克祥发出的以死相威胁的电报。委员会匆忙地回到革命的首都。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一个清党委员会,在省内对所有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人计划在5月31日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还是莫斯科,试图引导革命的人都就如何应付危机的问题展开争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与国民党的关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一份决议,它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他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发展民主力量;坚持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斗争,目的是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排除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左派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这个决议,连同在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许多细则,被搁置了起来。被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继续参加另一党,并与其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日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历一个宣传阶段;眼下要对士兵们进行宣传,并在村和县组织自治团体。这个顺应形势的决议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具体的是,同一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名义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来临。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的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的指示的反应。50000445_0739_1命令没有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他们的进攻在5月31日下午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被全部歼灭。

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著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都。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工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行。(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之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在几个省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求者承认土地运动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而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下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比;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北伐的事业,危及整个革命行动。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发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各种各样的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保证湖南工农组织和共产党完全自由的法令。它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要求武装农民,作为防备突然爆发的反革命行动的保障。罗易还写了向农民呼吁书,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绅士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的军官的土地不应侵犯。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他们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的这些话,力劝湖南农民要求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它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

这个问题不是靠言语而是要靠士兵去解决。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通过电报进行联系,他可能是他们的代理人。在调查委员会返回后,唐生智指派第36军副军长周斓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任他为特别代表。周将军受命指挥湖南所有部队和加强纪律。双方应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将按照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一封6月7日由张翼鹏、四名教育官员以及41名包括许克祥在内的将领和政治军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为他们5月21日的行为辩解,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

虽然语气是服从的,但是那份令人生畏的别有用心地签名的名单,只能意味着表示他们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会上他被敦促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他发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他感到不能贯彻他的不偏不倚的命令。他打电报给中央,说农民协会反对中央,要求派部队消灭它们。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广,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和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乱。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归咎于农民运动的冲突,其中包括夺取萍乡-株州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不能运给矿工。50000445_0742_16月13日在政治会议对湖南问题的讨论中,汪精卫报告说,在此以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是他归罪于湖南强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他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协会。汪精卫引了毛泽东的话:“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毛泽东坚持,军队攻打了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而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取得毛泽东和吴玉章的同意后,政治会议于是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去恢复湖南的秩序,但他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

在到达他的根据地并对局势进行审度以后,唐生智在6月26日打电报指出,应把两名已在领导许克祥的清党运动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但是许克祥不准备受唐的侮辱,他率领他的部队到湖南南部,在那里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清党斗争。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第3军保卫江西省,以防南京集团的可能进攻。在他军队中的反共情绪和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下,他决定遣散他军队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他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他们在6月1日到达。他还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他们自4月2日起一直被禁,并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他命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离省,虽然他们备受优待,并得了旅费。此外,他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他的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那里没收了800支步枪以及其他装备。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将军显然正在试图阻止已在邻省湖南爆发的那种冲突。他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环境平静下来。国民党的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保持其机构,只不过暂停活动,直到武汉中央命令恢复为止。他宣布支持武汉的国民政府,反对南京政府。此外他辞去了管理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派一批新的委员。可以料想,他是在试探武汉的反应。在乡下,朱培德暂停农工运动的命令被解释为镇压它们的一个机会。省农民协会送给武汉的一份报告声称,运动的大约200名领导人被杀,在一批点名的县中,“土豪劣绅”已经横冲直撞地砸毁了地方农会,并且正在残酷地杀害农民。

怎样处理这种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一次总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建议。鲍罗廷对这个主意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搞垮朱将军的未遂企图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他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政治会议考虑让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宽恕朱培德的行动,他可能立刻倒向南京,大大地加强这个压迫人的邪恶之源。因此,政治会议连朱培德的辞职问题也不考虑了。为了寻求妥协,政治会议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人从事江西的低级别工作。6月20日,二陈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那里与朱将军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地解决了,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影响虽然从没有像在湖南省那样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

共产党党员脱离左派国民党

6月5日,即武汉重要人物将启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的请求下,罗易后来交给他电文的中译文。汪精卫大为震惊,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花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如何应付俄国人对其政党的政策这种危险的转变。

6月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冯玉祥掌握主动权,因为武汉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后方又是一片混乱。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了他在陕西和甘肃省任命的人,他们因而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冯玉祥的军队和河南的杂牌军,将改编成七个由他指挥的前线军。武汉的部队将返师守卫他们的根据地。冯玉祥不同意参加对南京集团的战役,虽然他私下对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会议参加者中有几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订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武汉的队伍于6月12日匆匆地返回汉口,并带于右任一起离开。留下徐谦与冯将军在一起(他们是老同事)。顾孟馀也留在后面。鲍罗廷从他的观点出发,很快领悟到会议是一次失败。

武汉政权面临危险的战略形势。张发奎的第4军和第11军作了巨大的人力牺牲,河南的对立的军队才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那个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被李济深所控制,他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的潜在的盟友。他封锁了武汉入海的通道。在东面,隶属于南京集团的军队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此时,它们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赶入山东;并且人们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好斗的农民运动,他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农工运动的活动;他似乎试图当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造左派国民党,这个问题使上述的难题又复杂化了。

左派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党员决裂以安抚那些将领,他们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从而又丧失了苏俄的支持。如果要决裂,在何时并应如何进行?是否有一个军事解决的办法:继续向北京挺进,或征讨南京,或南下重新夺取广东?当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向北京的成功的挺进,将要依靠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他的军队可以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试图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的工作在进行,但是他不可能同意。(事实上他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对南京的东征可能成功,但要进行这次东征,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有兴趣,但他的军队仍需从河南的伤亡中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但是缺乏必需的原料供应:它能否为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

6月15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接受此建议,指望俄国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队番号。唐生智将指挥第4集团军,它由两个前线军团组成:第1前线军团,由唐直接指挥,下面有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第2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

共产党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的反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是许多共产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在6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群众组织。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于是赶到徐州,在6月20和21日与冯将军会晤。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边,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冯玉祥回顾了他们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钻进党内,压迫商人、工厂主、绅士、地主和士兵,并拒不服从命令,然后提出了他的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应准许那些希望出国休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行动;剩下的委员如果愿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党政府。电报又说:我希望你们接受以上的解决方案,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他告诉记者们,他热诚地希望与国民党人合作,清除军阀割据和共产主义。他给了他们电文的副本。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开展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当前危险的革命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政治局50000445_0749_2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共产党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那天晚上(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在取得默契以后),守卫汉口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总部,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他们的标记和制服。可是在第二天,办公地点还给了工会,并作了挽回面子的道歉,纠察队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那天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损害工会。

要求两党决裂的压力不断增强。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出的电报,把湖南的混乱归咎于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在6月29日公布。同日,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驱逐党内的共产党员。他威胁要逮捕他的士兵能抓到的任何共产党员。面临这一威胁,共产党领导集团决定把党部搬到江对面的武昌,再在那里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以确定一条政策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家中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以后,会议参加者接受了一系列其后在7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左派国民党保持工作关系而作的最后让步。这个无产者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不过国民党及其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组织;工农武装部队应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训练,而在武汉的那些仍有武装的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及其纠察队不得行使诸如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共产党领导集团很快因迁就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而严厉地责备自己。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问题。他们应作为国民党员而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可以请假。

6月份的最后几天,俄国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人员开始离开,这些人在帮助国民党革命时曾用尽才能,耗尽精力,而现在,俄国的援助快要终止了。在7月初期访问鲍罗廷的记者们发现他在患病,并且很消沉,但是他决心尽可能久地留下。他的妻子在北京的监狱中,她是在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时被鲁军捕获的。他在离开前必须先安排释放他夫人的事情,而日本显然愿意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驳回了对她和在巴米亚列宁娜号上被捕的其他俄国人的指控。法官然后失踪,只是后来才在日本露面,几名原来的俄国在押犯满心高兴地离开北京,只有鲍罗廷夫人被秘密地安排在城内。她在城内的事实被一系列假的消息报道所掩护,如说她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在到达莫斯科时发表声明等。到8月底,她伪装成一名修女,成功地离开了北京。

两党决裂的时刻发生在7月中。通过徐谦屡次向武汉的同僚发出敦促辞退鲍罗廷的电报,通过蒋介石把他的精锐的第1军调到南京和命令第7军及其他两个军开往江西,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施加压力。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他肯定带来了南京集团的信件。在汪精卫家中举行的几次私下会谈,被较为保守的武汉领导人所左右,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其南京对手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将需要与共产党员脱离关系和要求鲍罗廷离开。(鲍罗廷已经在作从陆路取道蒙古离境的准备。)

7月14日,政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关系;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冲突,特别是为了结束存在两个独立的互相对立的政策机构的制度,应寻找一个管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办法。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汪精卫关于斯大林6月1日那封曾经影响政治局的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考虑政治会议主席团的建议(这显然暗示要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在此以前,它委托党部处理一些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一致同意政治会议应选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了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共产党员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定对一般人保守秘密。因此,看来这时党的文职领导人计划推迟分离,然后和平地采取行动。一个对自身存亡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希望俄国继续进行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将军的士兵在街上搜捕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两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他们一定与武汉三镇其他许多有名的中共党员一起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而在7月13日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政府。但是,它禁止他们退出国民党。即使他们被开除,他们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形成对领导集团的决定的抵制和提出改变党内领导机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然后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这种表里不一的手法真使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总书记陈独秀受够了,他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但都被驳回。此时他辞去了总书记之职。中国共产党7月13日的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没有保护工商,实际上反而鼓励反动,它还宣布了谭平山和苏兆征辞职。可是还声明共产党员既不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它合作的计划。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山岳胜地休养。此时正好是他妻子从北京狱中被释放以后。会讲俄语的瞿秋白伴随着他,瞿秋白不久在他28岁时将成为党的新总书记。

两党分离此时已成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其限制共产党员但命令保护他们人身和不损害工农运动的决议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的7月13日宣言出现在招贴和报纸上。这促使政治会议主席团公布它关于斯大林的危害性的电报的报道,并附有对共产党员一方面退出政府同时又计划留在国民党内这种做法的谴责。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了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它命令所有双重党员退出这个党或那个党。每一方公布了更严厉的文件。但是几名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则对这种分裂表示痛惜。邓演达发表了谴责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和国民党农民部领导的职务。他已经失踪,不久就启程前往俄国。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经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她前往牯岭,后来去上海和俄国。两个声明都强调现在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它们指责说,武汉搞妥协的领导人已经转而反对社会革命。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

反革命这时进入了左派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部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且处死了许多不幸的斗士。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逃亡或是暴动。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是逃到张发奎军队正向那里调动的江西北部。他的部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两党合作的政策碰上阶级斗争的礁石而遭到破坏,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已经在计划进行暴动;这一计划此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鼓励。

鲍罗廷离开汉口,这象征着俄国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一努力的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坐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游览车、大量汽油以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的最重要的官员进行了隆重的欢送,汪精卫给他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证明信。这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俄国,以讨论使两国团结的途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仍等待指示,但是汪精卫公开表示,他相信鲍罗廷能对这件事的复杂性提供详尽的报道。信以“致革命的敬礼”的致意结束,落款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祥殷勤的照顾,冯下令沿途对他进行保护;鲍罗廷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路线的冯玉祥的俄国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程作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辆游览车的给养,往西和往北经过陕西和甘肃到宁夏城,然后穿过戈壁沙漠而至乌兰巴托,他们于9月中到达。经过一段长期的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金斯克,在那里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他在10月6日抵达,时年43岁。这两个有着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党员走向反叛,国民党人则在不同的派别中间搞不稳定的妥协。对互称“同志”并为了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拯救出来而多年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引退了,但绝大部分的活动家则走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分裂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发展进程。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4—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满4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案馆的4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19274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136页。关于罢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月和6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赫德192766日致国务卿:《5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案卷组。
3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年的国共分裂》,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11月),第129—130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博士论文,第7章,第61—62页,根据1927630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3—374页。国际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蒋永敬:《鲍罗廷》,第269页,419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2000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页,他大约在420日在长沙被告知,在75个县的53个县中,不少于513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2日(1927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30日)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0万。林提了6个共有160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10万计。192611月的数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页。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21—59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1页,推断处决的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306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119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过。)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606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66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页,论述了从192612月到19275月的争论,附争论各方的引文。
曼:《中国之所见》,第27页回顾大约42025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4月底了解的情况。5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13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260页。
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6—45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页,附地图。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4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樊钟秀收到44000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90万元多一点。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630日发的快信。
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18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蒋介石联合”。6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报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对事态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20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页。
《从容共到清党》第696页引了一个武汉反共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页,两者都对共产党针对夏的威胁的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共产党一边的材料,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27—632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286—292页。孙科在前面引的620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6和第2两个军返回,赶走了夏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戍军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在《革命文献》,25,第5284—5285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张翼鹏及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695700,日期为19276147日。一个共产党员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作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页。
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20页,引了6月初期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蒋教授把这次联合会说成是共产党的防御策略。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258页,和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2,第61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页声称,只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举了从5月中到521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6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21日)的报道。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容共到清党》,第699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了三名被处死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6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计有4000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告。
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页。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页。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页,引了19278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页,引528日的《人民论坛》。
《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1—3月),第100—115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写但根据192711月发表的文本的英文译文和法文译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页。(斯大林提议给鲍罗廷的指示不过加强了当时中共既定方针的力量。)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页,和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同意李要为这个命令负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它的部分英文译文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页。6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的部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31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30日电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的进攻;后来,“今天上午10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农民被全部击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才杀人”。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年的文章。又载尤廷和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页。1929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说,指示来自共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246页)用了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共中央的。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37页。罗易提供了615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他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9,第338—340页。电报详细叙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共产党当前无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697645日。一份请愿书是武汉举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们是共同起草的。)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页,634日。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蒋永敬:《鲍罗廷》,第338页,引了613日国民党政治会议的讨论。
同上书,第343—344页,引了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15日的政治会议上报告了。
同上书,第348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07页,两书都引了政治会议的记录。又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3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用了这种解释: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法行为“是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页,不过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
唐将军626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页,译文取自629日的《人民论坛》。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页;又蒋永敬:《鲍罗廷》,第350—351页。
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354—368页)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汪在715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党》,第736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403—404页。电报要点作为719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19278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45页脚注941927115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罗易透露的日期为61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9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851—2865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页。
汪精卫在6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闿、顾孟馀、孙科、徐谦和他自己。汪提到其他与会者是武汉集团的于树德(唯一的共产党党员)、王法勤、邓演达和唐生智以及冯玉祥、鹿钟麟和于右任。国民党档案馆,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廖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启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共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廖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6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9日、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8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1—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郛、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7—9月,第43号,附件。
蒋介石6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7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会议的描述。
《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有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6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讥讽地描述了联欢会。她的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何键的宣言载《国闻周报》,4.291927721日),该周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文件。这些文件连续刊登在以后的几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7项决议。
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致国务卿,623日,转6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俄国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她在6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人在7月份也成批随之离开,根据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第291—292页,布廖赫尔将军在811日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概述,1927—1929年》;和文森特·希恩:《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恩详细地叙述了鲍罗廷夫人的逃亡,他大约在这次逃亡中发挥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著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恩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里面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以及《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者都引了会议记录。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14日。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7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音):《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725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10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79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226日至629日期间采访过他10次,据他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93日和196471日。到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