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2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7月26日,经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明纳兹、布廖赫尔与其他几名俄国人一起参加。密谋者希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东;但如果不能说服,那么共产党党员将策划一场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去接管部队。莫斯科已得到通知,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即俄国人不参加起义;他还说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将军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参加起义,将有3万士兵,这足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至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师是谭平山、邓中夏、郓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和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行动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日,以示庆祝。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张国焘前来,试图制止这个行动时,它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24师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11军,而第20军军长、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采取行动,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一起开会的张发奎。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地取得胜利。叶挺、贺龙两位将军的士兵于破晓前在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31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17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4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10师逃到浙江,只留下第11军的第24和第25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30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9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败。第24师和第20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25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

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8月7日的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

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9月10日。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9月8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38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10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起义归于失败。

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

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1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授予它们党旗。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正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部队将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是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从约20000人减少到5000人,在长沙只有约1000名共产党员。此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4团按时间表在9月10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多条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50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起来,第1团的残部在15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3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翼;就在第4团于16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3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3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1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著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而给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处分。

广东是命令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在彭湃一度能够掀起一个强大的运动的东南沿海的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部队,在对4月中李济深的反共打击的反应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马在5月1日已经成功地夺取了海丰,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支部队在10天后被赶走,但是起义部队在内地不时进行袭击,农民在可能的地方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正在靠近这一消息的鼓舞下,计划在他们来到时举行一次起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能够在9月8日夺取陆丰城,在17日夺取海丰城。经过一段时期的掠夺和杀戮后,他们又撤出这两座城,在一个准备好的山区根据地重新集结,当叶、贺的军队接近汕头时,农民军短期地占领了其他两个县城潮阳和揭阳,但是地方部队和即将到来的部队之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的援助,为夺取普宁而打了一仗,但营长,一名共产党员,不准农民部队进城,因为担心他们会大肆杀戮。随着9月底汕头的战败,共产党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希望暂时破灭。

统一国民党领导的企图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了和解谈判。上海一派由一批有威望的革命老党员组成,他们因反对孙逸仙倒向俄国和在国民党内容纳共产党人而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曾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坚持上海的老国民党执行部是党的真正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独自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批上海领导人在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南昌来的支持者合作,并于4月份协助组织南京政府,但是这个集团仍保留上海的中央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被广州领导集团“开除”出国民党之事怀恨在心,而有的人此时正在领导南京的一派。到7月后期,武汉集团已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党员已经离去。不过和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武汉集团在1927年3月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试图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国后,武汉和南京两派已经无所顾忌地互相公开攻击。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党的权力中心。

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受军事挫折,而武汉集团声称为它所有的领土中又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些情况推动了谈判。由于派部队对付武汉,南京已经削弱它的北线,从而导致北方军事联盟的恢复。张宗昌在7月25日夺回徐州,而孙传芳则向他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挺进。在7月中下旬,冯玉祥打电报给南京和武汉,敦促和解,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它们自己在8月初互相发电和互派使者。

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似乎有许多政敌,而且他似乎是和解的一个障碍。这时,蒋介石的后备军在北线,而且尽管在上海勒索性地筹款,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存在种种困难,这些情况降低了他的威信。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随即赴沪,试图劝阻他。蒋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它强调了他为党服务的唯一愿望;如果他的引退会促进团结,他乐于这样做。他回顾了党的历史、孙逸仙联俄和容共的决定,并为他在共产党员因在国民党内部搞阴谋而被清除时所起的作用辩解。他敦促他的同志们同到南京,完成北伐。

蒋介石离开后,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和解的条件,并决定9月15日应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解决分歧。但在召开会议前,南京本身有被重振旗鼓的孙传芳部队占领的危险,孙的部队已经在城东15英里处成功地渡过长江,并且已经切断了通向上海的铁路线。这发生在8月26日,这时李宗仁的原第7军和何应钦的原第1军的一些部队据守此城,虽然这两名指挥官不和。此外,唐生智已派两个军在何键和刘兴率领下向南京逼近,以配合孙传芳的挺进。在这个紧急关头,李、何两位将军捐弃前嫌,在白崇禧和其他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国民党人在到8月31日结束的六天的拉锯战中,最后打败了北方的来犯者。约30000名孙传芳部队的退路被国民党海军切断而成了俘虏,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龙潭之战是整个战役中几个关键硬仗之一。它拯救了南京和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使重组国民党政府成为可能。第1军然后把孙传芳溃不成军的残部沿津浦线往北赶回徐州。

代表武汉集团的谭延闿和孙科,为了进行党的统一的初步讨论,已经前往南京;同时,在9月初期,随着南京得救,汪精卫和武汉的其他大部分领导人随之前往,与不久前的对手谈判。唐生智虽然已在安庆监督武汉的东征,却拒绝去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三派制订了一个使各方都有“面子”的巧妙的妥协方案。它们将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年1月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大会将使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选举大会代表的方法也作了规定。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代替两个对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委员会时,各派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补代表,然后这个集团选举14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有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共产党员当然没有列入,但是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都被删去了。

但是汪精卫在9月13日辞职,带了几名亲密的支持者离开南京前往九江。他对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建议被一些人所否决表示不满,这些人否认以前3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合法性。汪精卫公开认为特别委员会不合法。按照中国通常的做法,他发表了拘泥虚礼的辞职声明,表示对他过去错误的检讨。其他领导人9月15日在南京顺利地按照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他们还发出电报,拒绝汪精卫辞职,要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新的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闿为它的常务委员。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未到任。

妥协性和解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个阻碍。新的委员会因不合党章而容易遭到反对,几名原南京和上海的领导没有被安抚,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公开反对它。10月初期,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团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日,新的妥协似乎已经达成。第二天,南京的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和程潜通电建议11月1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柱唐生智来说,甚至这个让步显然也不够,唐生智要求担任总司令以取代蒋介石。21日,名存实亡的武汉政治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前,它在它所辖的区域是党、军、政事务的唯一权威,唐生智则通电谴责南京,并宣布了推翻那里的篡权者的计划。汪精卫秘密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在10月29日到达这个老革命根据地。

唐生智的挑战可能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对他进行讨伐的命令的反应。他与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所谓的阴谋据说已在龙潭之战后被发现。对他的征讨将由他的湖南老对手程潜指挥,但程率领的军队还包括李宗仁和朱培德的部队、一支小舰队和几架飞机。看来唐生智有许多敌人,因为冯玉祥从北面,李济深从南面威胁他,而谭延闿的战地司令鲁涤平派他的部队沿江从西面而下。李宗仁的部队一步步地迫使长江北岸何键的部队向湖北后撤,同时南岸程潜的部队则把刘兴的士兵赶向江西,而在那里这些士兵将遇到朱培德的部队。到11月初,南京的海军已占领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入口,而鲁涤平正向岳州逼近,危及唐生智往湖南的退路。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决定退回他们在湖南的老根据地,以便自己照顾自己。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退隐,暗中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广州成立一个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抗衡。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的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他的阵营,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把他的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调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在通向广州的铁路线的一端,而张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通过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他的部队到达韶关时,他下令要它们来广州;它们在广州可能比李济深所辖的部队更强大,因为李的部队分散在三角洲的市镇,而且他已派几个团到汕头地区去阻止贺龙、叶挺的侵犯。经过那次胜利的战役后,李将军开始调回他的部队,这样,汪精卫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似乎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只是表面的,因为他和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其政府的桂系的黄绍竑关系密切。但是,对唐生智的征讨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处于困境之中。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参加。李济深拒绝参加发出这一号召。随之而来的又是与南京领导人的几次电报谈判,因为他们以前同意在11月1日开始举行全会,但是在南京举行。全会没有召开,但那一天汪精卫在广州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市左派劳工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后显出了生机。几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游行到汪家,要求他释放已被拘禁的劳工领袖,但是警察把他们驱散了。恢复反英抵制行动的努力,可能表示了共产党的主动精神,因为共产党员曾经控制过老的罢工委员会。汪精卫的政治分会和省政府作出了分发给每人现金以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者的安排。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劳工骚动并不热心。事实证明,汪精卫在广州的逗留只是短暂的,因为11月初期蒋介石带着蒋汪联合反对南京的建议重返政治舞台。

蒋将军在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了进行其他活动,他赢得孙逸仙夫人宋庆龄的同意,让他同她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逸仙的遗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他在11月5日还私下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但告诉他,只有他能够拯救中国革命。他建议蒋介石巩固长江以南国民党的地位,而不要卷入北方的军阀政治。首相说,只要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将在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中援助他。蒋介石的答复是,向北进军是绝对必要的,并要求日本援助,以便清除日本正在援助张作霖的印象。他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国民的安全。每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和一个警告。

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前往广州,以实现与汪精卫的和解。宋子文在11月2日抵达广州,蒋介石在10日回到上海,同时他发电邀请汪同他一起讨论,并同意汪的基本论点,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应该在上海进行初步的讨论。谭延闿也代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建议上海作为为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准备的初步协商的地点。

当汪精卫和李济深准备到上海参加会议时,李将军要求其同事黄绍竑来广州接管他的部队,汪精卫同意。如果李支持汪,张发奎同意出国;省库拨出5万港币作为旅费——也就是说此款是乐意让张发奎出走的李将军所赠。张将军把他的部队交给他信任的同事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日前往香港,从那里再与汪精卫和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这完全是一个诡计,一个传统的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日离开香港时,张发奎“错”过了船班。在17日破晓前的几个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的部队包围了广州李济深、黄绍竑各部队的队部和兵营,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他们打算抓黄绍竑,而黄预先得到警告,得以逃脱。当政变结束时,张发奎于17日回广州,与陈公博及汪精卫的其他支持者成立了一个新的省政府。这次军事政变是以“护党”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船上无计可施,而汪精卫公开表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他的政治地位被这次政变削弱了,虽然它已加强他的支持者对富饶的广东的控制。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他背信弃义对他嗤之以鼻,其中有几个拒绝见他。李石曾谴责这次政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政变前的一系列事件和政变后不久他收到的报告以支持他的指责,而汪精卫当然否认这种指责。根据汪的说法,政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可是,指控——未必是事实——在几个星期内对汪精卫非常有害。刚从唐生智手中赢得武汉的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大为恼火。他们甚至讨论进行一次军事讨伐,在广州再把李济深扶上台。这样,在上海进行的争取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初步协商,就在不协调的气氛中开始。在那些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人和像汪精卫那样的反对它的人中间,这种不协调特别厉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之势。蒋介石因在前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政治发生关系,就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初步的“闲谈”于11月24日在上海法租界他的公馆内开始。

计划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于12月3日至10日在蒋公馆举行,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约35名成员参加,但是各派别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月2日,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南京政府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的政变而下令对他们进行军事讨伐,由于南京政府是有问题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斗争更被它的命令所激化。互相进行指责和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这个或那个集团拒不参加核心会议,只能举行四次会议。最后,在10月10日,在蒋介石发表了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要求蒋介石恢复其总司令之职。为了党的团结,他还明确表示他有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的确出现了一个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的运动——这个运动多半是蒋介石自己策划的。虽然蒋将军没有立刻表示他的决定,预备会还是表决通过要求他负责召开应在1月1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国民党领导集团被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以致准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的事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现在,他可以施加强大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以决定哪些中执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参加即将召开的、被认为能把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

准备会议刚休会,上海就立刻得知广州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的搞乱人心的消息,这次起义始于12月11日的黎明。在一开始,起义显然成功地控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掠夺、放火和处死了许多人。张发奎的大部分部队离城与黄绍竑交战,或者驻扎在东江区,但是他下令把他们调回。到第三天,回来的部队足以使张将军在李福林的帮助下把叛乱镇压——残酷地镇压——下去。广州的破坏是严重的。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为了安全,他先住进了医院,然后在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法国。在几年内,他一派的其他领导成员干脆受到排斥,不再参加高级的国民党工作。

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起义,是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它标志着共产党长期夺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年的时期中,这是最后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城市起义,也是1927年7月共产国际命令执行的起义政策的无容置疑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公开宣称起义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它本身仍是一个重大的失算,是共产国际力图指导另一国家的革命的又一次失败。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一个可怕的打击,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产生了有害影响。头两天关于广州杀人、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假定的俄国人的参与,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党和苏俄。国民党政府与俄国断绝关系,国民党停止了它与共产国际的支离破碎的“联合”。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我们这里只对事实作一概述。

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月10日和11日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以评估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上起步”,它为革命制订了总的战略,然后与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太雷一起为发动一次广东起义订出计划。黄琪翔11月17日在广州对黄绍竑的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和李济深两军之间很快发生冲突似乎有了可能。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政治局在11月18日发布了11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11月26日,广东省委决定起义,并任命以张太雷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制订了政治纲领,开始作军事准备,为苏维埃挑选官员,动员残存的红色工会的工人,在部队中秘密征募士兵,试图与附近的农民运动建立联系。12月7日,广东省委在广州秘密召开名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议,会议通过了由15名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其中9名被列为工人,各有3名被列为农民和士兵,虽然省委后来承认;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会议选定12月13日为广州起义的日期。

到那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有相当多的资源。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已受恽代英的影响,它有一些共产党军官,而叶剑英就是副团长。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赤卫队,它由约500名省港大罢工组织的前罢工纠察队队员和约1500名仍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工人组成。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也有几名共产党员。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月初期,广州的守军不多,因为张发奎已把他的大部分部队调出城外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部队,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守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仍控制河南岛,但只带一支小卫队,因为他的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广州有一支有战斗力和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一个无形的因素是第4军军长黄琪翔将军的左倾情绪,他已经深受邓演达的影响。与共产党党员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4军的政治部,黄将军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溜进广州;他甚至把恽代英留在他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以及第4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激进文章显然使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因为在12月9日和10日他致电陈公博和张发奎,指示他们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他们应派部队包围和搜查苏联领事馆,汪精卫指责那里是计划中的起义的总部;他们还应驱逐苏联的领事。黄琪翔应该暂时引退,同时应该清洗共产党员。

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的贮藏地。这件事,再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促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他们匆忙地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至广州。不利的是,他只是在暴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提前两天的做法也许使几支已经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到达广州城。据报道,只有500人从近郊前来参加起义。

起义者拥有突然性的有利条件。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并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生的增援,教导团已经叛变,并且抢杀了它的15名军官,这时它由叶剑英指挥。攻下了公安局后,攻打者释放了在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约700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这时也参加了战斗。到中午,广州城的大部分警察局已被拿下,几个(但不是全部)战地部队在广州的总部也已被攻占。造反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省党部。他们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他们还抢劫了其他银行和钱庄。公安局成了新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来临时,已经发生了许多单独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是河南岛幸免于难,因为它受到炮艇和李福林的卫队的保护,而且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忠于国民党的人在星期日清晨就逃到了那里。沙面仍是一个外国的庇护地,英国的总领事为忠于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部队的电报,以帮助他们。

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印了几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支持。《红旗》也印发了列有新政权官员名单的相似的传单,新政权将以海员工会的受人欢迎的领导人苏兆征为首,他此时还在外国。他的职务暂由张太雷代理。其他9人在工农兵苏维埃中担任其他11个职务,他们大部分,也可能全部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根据警察的估计,虽然约有3000名工人参加了战斗和掠夺,但他们只是广州参加工会的工人(估计有29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是被前八个月的镇压吓得不敢动弹,或是已经对共产党的工会领导十分敌视,以致他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起义。几乎没有对苏维埃的民间支持。店主们采取了政变时的传统策略:关门以防抢劫。他们的学徒和店员仍持消极态度。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叛乱,而民众对两次为显示民众支持而举行的集会敬而远之。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不打算号召罢工,因为共产党在劳工中的地位太弱了;但后来政治局因为这一错误而加以指责。

第二天,张太雷在战斗中被杀,年29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是这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特别是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他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由于他的死亡,叶挺将军负起了指挥之职,但叶在此以前有18个月不在广 州,对当地情况、党员和支持的来源都不熟悉。他的仓促集结起来的部队很快碰上了占压倒优势的敌人。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召回他们的部队,他们在12月12/13日晚到达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同时到达。13日清晨,炮舰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士兵扫清障碍。其他部队从西、北、东三面逼近。急于算老帐的机器工会工人的战斗队参加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到黄昏时,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叛乱的工人和士兵阵亡,其他人躲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实际上所有叛乱的计划者和领导人都成功地从这条或那条路逃走了。共产国际驻穗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计划和提供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俄国人在与薛岳部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卫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被俘。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部时被捕。搜捕者还俘获藏在领事馆附近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这五人游街后被枪决。在搜查俄国领事馆时,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他的妻子以及几名俄国妇女和儿童一起被捕,但使馆团干预并说服愤怒的当局饶他们一死。广州的新政权在年底把他们驱逐出境。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事馆与密谋有牵连。俄国外交部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关系。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战斗结束时到处是尸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46条街上将近900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省委在事后几个星期估计,200多名共产党同志和2000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杀,但是敌人一方死亡不超过100人。在起义中被杀的人,很可能少于平息起义后被屠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几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把他们处死。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至4000人之间,其中许多人是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而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道的损失甚至更大。

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所负的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国民党辖区内所有的俄国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驻军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及其他一切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构。12月16日,士兵、警察和便衣警察突袭和搜查领事馆及其他机构,在法租界和以前的三个租界围捕了200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武昌的武汉大学及其他学校,抓走了数百名学生。随之而来的是处决劳工领袖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妇女。12月17日,两个有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处死:一个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不再是党员;一个是詹大悲,他是著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汪精卫成立的政府的大部分成员不体面地离开广州,有的人还在省的金库中取走了经费。张发奎和黄琪翔形式上对广州起义负责,交出了他们的指挥权。他们调自己的部队去东江地区,在那里被陈铭枢的部队打败。李济深的部队在12月29日收复广州,他也在1月初回城。

这样,到了年底,汪精卫一派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基础。汪精卫正在前往法国的途中,他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都黯然失色。由于八个月的镇压和几次未遂的起义,中国共产党遭到很大的破坏。20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来。


 




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10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30日和11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4—6月),第3—54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页的精采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年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页和2,第3—55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页;和雅克·吉勒马兹:《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50—156页。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页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页。
汪精卫在85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85—488页。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页。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页。在回忆1937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刻印象,他说,“在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页。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页。李博士确定了14名会议参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补委员4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46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823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4—528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页。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7期和11期,830日,9122030日,1030日(192711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9号(第59—66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号(第87—113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30—32号(第201—215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145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页。这个决议和19271114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著作有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10—12月),第37—87页,附地图;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49—260页。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页;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62—67页。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819644—6月),第55—66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61—66页,和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页也讨论了分歧。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120—125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相同。
1936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他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2,《中国季刊》,919621—3月),第165—170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213643页。
李云汉教授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8日至920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9页。
对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567—2573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1380—1385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勒索性的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3月),第1—24页。又见科布尔博士同一论题的著作。
《北伐战史》,3,第851—916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页;乔丹:《北伐》,第138—141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战,认为它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姓名和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8—269页。
汪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3105—3106页,以及《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1页。
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0—1397页。
《从容共到清党》,第775—777页,以及《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1—32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3页。
《从容共到清党》,第780—782页,部分地根据《革命文献》,17,第2996—3064页陈训正关于反唐战役的报道和文件。乔丹:《北伐》,第14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6—37页。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9—27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77页说汪在1028日抵达广州。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1014日、111日和8日。又S.伯纳德·托马斯:《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页。
董显光:《蒋介石》,第100—101页。结婚日期是在121日,采用民间和基督教的仪式。后来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57—158页,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4页。英国外交部405/255,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448号,192710—12月,第116号,附件,广州总领事璧约翰致北京蓝普森,19271122日,描述了前几周广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来访。
李云汉提供了生动的报道,他引了黄绍竑和李济深对张发奎的尖锐指责:《从容共到清党》,第790—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5—36页。总领事璧约翰在前面所引的报道中推测,李济深并非受骗,而是知道自己在广州地位不稳才去上海,由黄绍竑来“背包袱”:根据掌握的证据,这似乎不可能。
《从容共到清党》,第792—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276页。关于有关的文件,见《革命文献》,17,第3113—3122页。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6—278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1400页;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1—3月,第154号,附件。上海总领事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71211日,这是一份关于准备会议的消息灵通的报告。巴尔敦爵士列举了35名参加会议的人,胡汉民因未参加而最惹人注目。巴尔敦举出以下数人为反对汪精卫一派的“南京死硬派”:谭延闿、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济深、伍朝枢和吴铁城,一个很有趣的结合。关于蒋介石对会议参加者的呼吁,见《革命文献》,16,第2875—2879页。关于讨伐张、黄的命令,见《革命文献》,17,第3122—3124页。
汪精卫的自辩书和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7,第3134—3145页。
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描述了广州起义,起义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有详细报道。以下是观察者的报道:J.卡尔文·休斯顿:《19271211—13日中国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克谟第699号快信,19271230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尔文·休斯顿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夹第20件。(第12件是19271211日的中文传单原件,它宣布成立苏维埃和一份官员名单。)总领事休斯顿电报报告的要点可见于《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9—40页;美国国立档案馆有它们的缩微胶卷。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第71号,附件119271215日广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蓝普森,记事;附件31211日广州散发的传单英文译文;同上,第80号,附件4,香港总督金文泰致伦敦殖民大臣,1215日,记事;附件51211日《红旗》的英文译文,宣布广州苏维埃成立和官员名单。英国外交部371/13199中有许多金文泰总督发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2月广州和广东形势的情报。斯威舍伯爵在起义进行时至粉碎后在广州,他提供了目击者的生动报道,报道载肯尼思·W.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1928年》,第89—125页收了文件的译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510—565页转载了1213—15日中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份有价值的文件,192813日中共政治局决议《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训》。广泛使用回顾性文献的有学术性和详尽注释的著作有:S.伯纳德·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34—156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94—799页。
计划以11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现,载《中央通信》,1319271130日),第1—6页。
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22页。
同上书,第23页。
《革命文献》,17,第3124—3125页。
1215日总领事璧约翰报告所言,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号,附件1,见本小节第1条脚注。
英文译文同上,附件3,和第80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译文,载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第99—102页。苏兆征、张太雷、陈郁、彭湃(未在)、杨殷、叶挺和恽代英的传记见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名单的其他数人是周文雍、黄平、何来和徐光英。
叶挺后来雄辩地描述了广州人对起义的敌视和厌恶;引于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1—142页。
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第36—38页。被杀的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所,J.卡尔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夹,第11号。收藏品中还有副领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2页引了广东省委192811—5日通过的《广州起义决议案》;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28页;和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7页引了载于L.P.杰柳辛编:《广州公社》第207页的19281月《布尔什维克》第12期的材料。
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853,第144号,附件1—6,代理总领事哈罗德·波特,汉口,1927121日致北京蓝普森,附19271217—21日《汉口论坛报》关于突然搜查的报道摘录,它报告有70O多名中国涉嫌者和17名俄国人被捕,提供了20名被处死人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学生,年龄从2026岁。李汉俊传记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传记辞典》,詹大悲传记见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传记辞典》。奇怪的是,突然搜查显然未能抓住121415日在汉口参加湖北省党代表大会的39名共产党领导人,萧祚良的《关于1927年武汉起义的争论》有叙述,载《中国季刊》,3319681—3月),第108—122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