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万。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20世纪初中央政府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1927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复辟,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基本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官员们的资本主义。

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我们在往后的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汲取教训则更困难。当然,我们可以重弹老调: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幻影吗?难道它不是自鸣得意的西方向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愿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个影子吗?从另外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绕过这个阶段吗?或者可以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交付给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吗?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了的潮流,都有极大可能被当作只不过是无足轻得的背离。但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后来又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都不能抹煞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焕发出来的现代的、民主的和国际主义的传统的贡献,也不能阻止这一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只有从长远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当年为期短暂而且成就不大的资产阶级实验的得失。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6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68页。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97—204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