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的本来就并非情愿的合作,没有能持续多久。政府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满,这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可以被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他们的同情迅速冷却。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叛乱、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再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这些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他们想象出一种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了想要付诸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1000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模范区。

走向政治卷入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既是对中央政府的性质和活动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由于各种国际条约导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野心必然将它引上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和国家及社会的一般演化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

1921年的商联会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和过去不同,这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该把某些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它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

资产阶级因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一切都由同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引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只有一个药方:发展工业;只有一个建议:中国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成了孙逸仙在1918年停战以后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调子的著作。同样的思想在约翰·杜威于1919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的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并在他的影响下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捍卫,还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的支持。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部分地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生产者阶级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个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至1920年期间,强调的重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华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1922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

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它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1919—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它与工人阶级是互相依靠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而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得到了响应。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展不是对大家都有损害的斗争的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要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展,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共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

上海的中国报纸一再重复“聪明”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这个话题。它们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普及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职工。不过1917年创刊的出版物《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

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扩展的哲学。它和法国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这是类似经历的结果——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纯一的阶级,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外国的势力和侵略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所划的分界线,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在财政上。外国银行一直在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它们那种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地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那也不能认为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他们自然就注定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所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但是,经济上的依赖并不总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就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的主要支持者。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个商业和职业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采取的立场表明,这一爱国主义分裂成了激进与温和两翼。我们已经指出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他们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他们也是十分谨慎的:6月3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

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

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1919—1920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1919年6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

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1905年的反美运动和1908与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1919—1921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1926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1919到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策”。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这是目的,不是手段。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1919—1920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的激励作用的记载。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1920年12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捍卫了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国顾问协助”。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他们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报纸《向导周报》对他们的指控。“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的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企图却显得异乎寻常地不成熟,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无力承担其外国导师梦想赋予它的政治命运。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不考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这场失败了的政治游戏的发展环境,就不可能了解这一场游戏。不掌权的阶级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建立起的政权的性质的制约。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已经衰落,而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权以资补偿,在这样一个失去经过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臻于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被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不再与帝制或者与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关系:但它还存在,此后是在各地的军阀当中表现出来,他们为数众多,使得他们的对手付出代价而可能取得的部分胜利毫无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显得不明确、混乱而无效果,这部分地是由它在缓慢的形成过程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性质导致的。

军阀时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剥削的时代。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在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捍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1920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幹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主义”发挥作用。部分地由于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的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从事工作的人们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的人的政府!”《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的是“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联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

1922年3月至9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而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脱离,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这样分析虽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921年1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但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

但是,1920—1923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服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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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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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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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