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年

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了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两,到1923年每包要亏本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长期负债”、“经营缺乏远见”、“红利过度膨胀”。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这一指控不仅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1918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在1917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外国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的974000担中的803000担)。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问题的关键。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

外交团1923年8月10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哑”;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1920年被驱逐,停止了这项要求。孙逸仙在1923年3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年7月29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作为警告,是年12月他们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信用”。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000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30余人。这一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

广东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1923至1924年间迅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年夏天爆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1912年拒绝为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次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条),中国居民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11条)。但是示威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纸)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的13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人。这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事们的抵制。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

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1911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但是如果把这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1925年夏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3月和4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例如8月13日5000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天对罢工者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弃。

转向蒋介石,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是1927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1923至192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年—)可能20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的总体国家”。

1927—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1919年的纲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董事。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1926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1926年秋变得特别强大。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芳运送军队。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年3月尾4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年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

研究一下1927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隶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这就不难看出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他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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