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上。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

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但是,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的政治主动权,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1927—1932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1/3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

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的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控制,20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抵制运动本来是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资产阶级。在1927年6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回答而组织的1928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5月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集中权力。7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

1931—1932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C.F.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地痞流氓的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种手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曾经鼓励过的民族主义复兴浪潮的威胁,但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一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英国放弃了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的20个交还给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保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取代它的是在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3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5名。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干脆将其置之不理。外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消蚀了他们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

特别是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和报刊上的形成和传播。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向政府立案,然后又要求所有报纸注册;并且都做到了。当他们重新取得了对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他们就使外侨社会充分地感受到他们的行政权力的份量。

1927年4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富有的商人。从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到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年夏,北伐结束以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6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年7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5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J.费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1927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到1931年,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至75%)是他们提供的。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1884—1950年),就是一例。他于1912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1935年,他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1937年又就任贵州省主席。

张嘉璈(1888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也都一贯捍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1935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当了铁道部长,1942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

钱永铭(1885—1950年)早在1927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1920—1922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长。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样,他在1935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在1915年至1916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1915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款的工作,从1938至1941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1887—1966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1927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年之后,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

1927—1937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至70%,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1928年制定统一货物税,1928、1929和1939年修定关税。当1935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1000万元的税款。穆藕初在1923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11%到14%。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他们参加政府;考察1928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他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年,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1930年以后,在从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例如1930至1936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们的活动。尤其是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政府都已付诸实施。1931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1932年在上海开办的新造币厂,为1933年3月颁布“两”的废除扫清了道路。这一非常古老的会计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了。完成货币统一的时候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1935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国家储备委员会监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银行独有的特权。

1928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银行的资金。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

1911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1931年),矿产品税(1933年),等等。新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年11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1932—1935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1935年11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1935年才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万元的贷款。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15家纺纱厂(总计约占中国纱锭数的13%),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1934年,为中国企业吸引外国投资,在1935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1936至1937年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19世纪“官督商办”企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年的官僚们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和托马斯·G.罗斯基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1924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至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1932年的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开始复工。

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至1931年这段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英镑贬值和1934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者是作为30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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