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介绍

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年到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所评述的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和11卷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此书极其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著作的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修订重印,1961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著《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25年,在他死后于1979年出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出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这个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北京,1978年。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2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闿、王国维。所有年谱中最详尽的是孙逸仙的年谱。以几种较早的著作为基础,台北国民党的档案馆三次修订和增订《国父年谱》(1958、1965、1969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1979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20册,30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1927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二编,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1959年,2卷。《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记述了1915—1923年这个时期的大约600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革命文献》,50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卷涉及1912—1927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1925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以论列。

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甚至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路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1928—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这些估计,连同20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卷是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年以前的资料,但国民党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量;最后还因为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但是,甚至1928—1937年的相对不足的资料,如果和此后能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对收集统计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小。就1937—1949年来说,且莫说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而且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一书包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银行的总裁。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本土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后者主要是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种单独地——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有关人口、就业、股本、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36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包括大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章的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著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年的工业资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20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3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2版,1927年;2卷)对这整个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80或90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1920年为止,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39。这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39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H.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著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7000个条目,按详尽的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1929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年)。《中国传教年鉴》(上海,1867—1941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40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20世纪传教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保罗·A.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运动,1890—1952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杰西·G.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雪莉·加勒特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小詹姆斯·C.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关于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斯坦利·F.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40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57—1962年出版的10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参阅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4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1913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8卷《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其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20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其价值的作用,著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性,著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很有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著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1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1904—1914年》;以及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著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著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面的。

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著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著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这份月刊从1924至1931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著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1916—1917年参众两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1925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著作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见郭廷以、J.W.莫利编的《中日关系,1862—1927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J.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的著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得很多。

金融和政府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贾士毅的简明而广泛的《民国财政史》提供了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M.塔马格纳的《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是早期的成果,需要后继的作品。大致同一时期的许多日本的分析对这一论题是重要的,包括《支那金融形势》和香川峻一郎的《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见于施坚雅的《现代中国社会》、费正清等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和蒲地典子等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透露了很多情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派系活动在近代中国史中都是重要的论题。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对什么是派系活动和派系活动怎样进行提供了一种分析;对20世纪头20年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著作,其中有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和吴应銧的《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还可参看陈志让的《中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要解释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为什么如此严重,需要更多地研究传记。除了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要特别提出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词典。

6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主义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非常混乱。迄今的大多数著作都采用个别军阀的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的需要是查找那些还没有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和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及地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大致类别的方便方法是阅读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关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资料》,载唐纳德·D.莱斯利等编:《中国历史资料论文集》,以及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

对军阀主义最全面的研究著作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齐锡生从力量均势方面分析军阀关系,这是有争论的,但他提供了许多有足够文件根据的知识。卢西恩·W.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讲述的内容比书名表示的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1922—1937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议论。詹姆斯·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概括论述军阀主义这段历史。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观——写得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的确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此书的英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有节略,因而和原著有所不同。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军阀的著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料不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军阀时期的早期,着重1917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著作。拉尔夫·L.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著作仍然是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年,有许多关于军事组织的很专门的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与军阀进行斗争的看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有有用的详情,但只记述了为数不多的人物。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的传记部分,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中国名人录》,1925年版。园田一龟的日文传记词典,由黄惠泉和刁英华译成中文:《分省新中国人物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E.谢里登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的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了敏锐的见解。也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A.卡普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戴维·D.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年》,研究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中国东北,1911—1928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值。外交部档案FO228,包括1834至1930年的领事通信。FO371,包括1906至1932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1910至1929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227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年;1949—1951年为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1868—1945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章有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1912年到1927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写的,构成了6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思想变化,1895—1920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以及他们当中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著作目录的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50和60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57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新世纪》和刘师培《天义》的重印本,而刘师复《民声》的香港重印本也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的资料。保守的刊物有《国粹学报》、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的种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可以在几个有影响学者有大量文件根据的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中看到。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参阅侯外庐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书第1卷的牟复礼的优美英译本已经出版(1979年)。一种新传统的看法,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民国知识分子所写的较早著作,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这方面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的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国初政治评论集》,这部集子翻译并注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63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关于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1953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著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开展研究。要这样做,需要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大大多样化。

8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60年),和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的期刊文献做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林毓生的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是对五四事件的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华茨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O.布赖尔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50年》,是主要哲学争论和倾向的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1919年前后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但附关于历史词语和人名的词汇表;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重要的文件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一部有价值的22篇文章的集子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著作,是传记形式的作品。最著名的五四知识分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B.格里德著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年》。刊载于1920年到60年代几部集子中的胡适自己的著作,可以很方便地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的美国导师杜威,从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贯彻他的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大量发表演说,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中,把32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J.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有大量中文著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1卷,1976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著丛书;思想传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他的著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还有几篇他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伊·S.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这部书认为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多,毛泽东本人也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应俄国革命并保证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纳认为整个李大钊的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对宿命论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翻译的10篇李大钊的文章,很有文献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重要著作,很便于查找。陈独秀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并阐明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也占重要地位,这部书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加上吴稚晖、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1923年科学与人生哲学论战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张君劢到论战时的详尽传记,见于罗杰·B.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诸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1887—192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下一次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的重要论战,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有杰出的概述。

9文学的趋势,1895—1927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著作和概述很多,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缺乏深入的、创造性的分析。对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其注意表面的思想而没有很严密的辩证分析这一意义上说,是左派的和朴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义的准则,如在著名的1942年延安讲话中系统地表达的,左右了1949到1979年的中国文学学识。在其后的思想“解冻”中,它巧妙地受到了怀疑。

西方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识在其掌握、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更不用提翻译,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的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1918—1942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仔细观察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10年以前,西方学识是由欧洲学者,特别是由已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其所著《抒情诗与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1980年)。在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1961年出版,现在已出修订第3版。刘绍明编辑并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1979年在台北和香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的作家。著名的五四作家中,有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和哈里特·米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论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克·凯利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的概述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的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包括了1974年夏哈佛会议和讨论会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对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识的中肯评价见迈克尔·戈茨的《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国》,2.3(1976年7月)。

传统上认为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至1917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林培瑞关于繁荣于20世纪第2个十年并继续到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

五四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无疑是鲁迅。1936年他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他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导致出版了数不清的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论文和书籍。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住了“四人帮”,然后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和多得难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著作也同样多。日本的主要学者已故竹内好的鲁迅传记已印行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杰出作品的非难——尤其是伊藤虎丸和丸山昇的作品。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的学识的著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的专题著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米尔斯撰写的收入戈德曼所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论文;以及新近出版的威廉·莱尔的著作《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这些著作中很少能赶上已故夏济安的两篇创始性论文(《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鲁迅作品中的黑暗势力面面观》,收入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这两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位“革命作家”比较阴郁和苦恼的方面。对鲁迅短篇小说最透彻的分析,是帕特里克·哈南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查尔斯·艾伯英译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鲁迅及其先行者》;是苏联学识的一个例子。

尽管有所有这些辅助性的著作,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对鲁迅的最好入门书却可能是他自己的作品——戴乃迭和杨宪益英译的《鲁迅选集》(4卷)。威廉·莱尔现在正从事鲁迅全部小说的翻译。

中国和西方研究个别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普遍学术倾向,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五四时代的作家,在吸引力和声望方面地位无疑空前重要。不过,在传记上和文学上仅仅集中注意力于一个作家,这对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够的。正如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所编选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故事,1919—1949年》所表明的,这30年中的创造性作品数量很多,而且多种多样,尽管其风尚是现实主义的。

10  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学作品,是日本学者编著的,他们主要收录了台湾各档案机构保存的文件和主要定期刊物中刊载的论文。见德田教之:《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目录》。这在蒲地典子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条目是5.6.63。(也参阅条目5.6.64—70。)关于英文目录,虽则发表已经20年,见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1—1937年》。

为了庆祝中共建立16周年,延安解放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了精选的党的文件《红色文献》。不过,这部汇编只有21个条目,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的直到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有12卷850多个条目(东京,1970年开始出版),可以把两者做一比较。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集子,包括16卷1927年以前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两卷文件,书名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出版,引作《农民》)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63年出版,引作《工人》)。

精选文件的译文可见于简·德格拉斯的《苏维埃对外政策文件集》,2卷;和简·德格拉斯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3卷。

期刊当中最容易见到的有:《新青年》,对研究改信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向导周报》,是研究共产党对当时种种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较不容易见到的五四期刊,如《每周评论》、《晨报》、《湘江评论》的摘要可见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莫斯科的看法可见于《国际新闻通讯》和其他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1925—1927年出版。

这个时期的登场人物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创建成员中,背弃运动的三人记述了他们的经历。韦慕庭1960年编并序的陈公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写于1924年,在事实上具有可靠性;此书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论文。张国焘的冗长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最初在《明报月刊》(香港)上连载,英译本2卷,书名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1卷与1921—1927年这段时间有关。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还无译本。《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一书的作者朱新繁,用李昂的假名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政治情况:《红色舞台》,作为第一篇重要的变节者文献出版于战时重庆。使用这本书必须非常慎重。军事方面还有龚楚的《我与红军》。

彭述之系统地陈述了托派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看法,他1920年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创始人,1925—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的编者。彭述之在1929年与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共以后,是中国托派运动的一个首领。他的再评价见他为《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67页的《导言》(1976年)。这部李·埃文斯和R.布洛克编的选集,取代了1932年的托洛茨基论文集《中国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发表了很多著作,其中《文存》和《辩述状》(1933年2月20日,出版地点不详)意义最为重大。李大钊的《守常文集》(1933年)和《选集》(1959年)记载了一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由于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他的著作受到编者最密切的注意。S.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很有用,而且很可靠。但是,就搜集之广和校勘原文的技巧来说,竹内実编的《毛泽东集》(东京,1970—1972年),仍然是毛泽东1949年之前著作的最好的10卷。非常遗憾的是,出版此书的北望社破产,因而第11卷编年的书目仍然没有出版。

有关中共的重要的辅助性著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几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何幹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都不能被看作官方的历史。不过,一个作者在党内的上级可能准许他接近重要的文件。何幹之论述遵义会议便是一个实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的李新等编的多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将重印。以此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着手一个关于党史的重要项目。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3卷,以台北收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相当可靠。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也是3卷,更审慎,更容易阅读。此书的英文节译本出版更早。P.米夫的《英雄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15年》,作为这一革命参与者所写的全面历史,代表斯大林的看法。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的《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到目前为止仍是最详尽而有条理的记述。

在英国,继柯乐博的领事报告《1932年从汉口报告的中国共产主义》(1968年出版)这一开创之作,有埃德加·斯诺驰名的《西行漫记》和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有这些著作做准备,美国的中共研究趋于成熟,1951年出版了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此后的著作有:M.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M.N.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A.惠廷的《苏联在华政策,1917—1924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以及安格斯·W.麦克唐纳的《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等,这些著作每一部都有助于了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雅克·吉勒马兹的《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也有英译本。在日本,波多野乾一的《支那共产党史》共7卷,自从1961年出版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参考书。

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1957年;安东尼·W.萨里蒂译、熊价编的英译本,1977年),记述并分析了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的传记有S.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研究和他的全集将在本书下卷(《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论述。

11国民革命:广州到南京

1923至1928年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和竞争的活动来说,台湾的国民党档案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档案包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周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与武汉所谓的联席会议的记录,国民党中央各部(如组织部、农民部等)种类很多的文件,以及现在已少有的刊物,按科目整理的新闻剪辑,党的重要人员的信件,战地报告等等。许多这类档案文件,可见于《革命文献》这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的多卷丛书(第8至12卷尤其和国民革命有关)。有两部著作主要根据国民党档案并由工作人员撰写: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和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国史馆出版了重要的著作,如孙逸仙的两卷本编年传记,书名为《国父年谱》;和孙逸仙的著作、言论、书信的多卷集《国父全集》(孙逸仙的著作至少有22种不同的集子)。

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年末的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1927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央通信》。这份刊物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台湾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的各个部(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年4月6日北京的中国警察搜查苏联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所形成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这批文件中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尤其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围来的重要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然后每半年或每季整理成册。(见内森著作第69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的领事官员的文电,对所论述的这段时期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卷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有用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著的。事件发生当时的期刊很多,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年3—8月。外国报导的有用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5卷涉及1924—1927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集子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和第4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文件的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等。著作言论集很多,国民党方面如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晖等人,共产党方面如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都有。有几部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9年》和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参加者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的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来的第7军,提供了北伐的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极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卷;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档案的年轻学者的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卷的不准确的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趣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年代的中国》,他的未亡人希尔达·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助团的学识和对俄国最近的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著作《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利用并列举了能接近俄国档案的苏联学者新近的著作。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的著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其出版年代的名著,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最初出版于1938年,1951年出修订本,以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是“失败者”,以其反斯大林和反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M.H.赖特译自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和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2中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著作。但有大量文件和几部评述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作品。关于由城市士绅和商人阶层形成资产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关于城市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以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着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M.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和爱德华·J.M.罗兹更全面的著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不过,就英国或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者首先要把中国和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普遍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M.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中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这种发展并不是成体系的研究论题,但有几个作者着手研究,见E.扬所写的本书第4章,罗伯特·基思·肖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著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这样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地继续出版,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著,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著作,后者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早期著作。这些资料和专著,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气、地理上的团结,等等)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应特别提出的是,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研究恒丰纱厂的著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著作的论题,但对商会和商业联合会仍然了解不够,尽管它们在1911至1927年间起了重要作用。詹姆斯·桑福德的《19世纪20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1976年博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组织的大多数出版它们自己的刊物:《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如《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登载的资料。中国和外国团体当中的竞争和团结,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还几乎没有加以研究的问题。

分散得很开但为数很多的20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了解这个时期的名人要困难得多。现存的传记相当少,但要特别提到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对于一个操纵上海华人商业团体几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全部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仿效穆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和张謇的主要文集《张季子九录》;也以穆藕初知名的穆湘玥的《藕初五十自述》;和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曹汝霖出版的回忆录,包括政府和私营银行的资料。传记集有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和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出版于1978年,包括记述14个实业人物的12个条目。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编史工作,新近重要贡献中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斯·科布尔的《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科布尔的解释——强调1927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衰落——应当取代那种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胜利的传统的但却是错误的论点。但是这种修正的解释,只是提出了,而没有真正解决30年代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最近的评述见M.克莱尔·贝热尔的《“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的上海》。

和原始资料相对丰富相对照,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少,这表明当代历史学家相对来说缺乏兴趣。在革命为其主要领袖叫做农村革命的条件下,20和30年代的商业资产阶级似乎是具有暂时重要性的一个起码的阶级——或者说只是一个集团。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策中出现的方向性变化至少可能导致——即使不完全改变判断——重新发生兴趣和出版更多的著作。


 




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