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纪一 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前255)








  秦纪一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

  [1]河东守王稽坐与诸侯通,弃市。应侯日以不怿。王临朝而叹,应侯请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郑安平、王稽等皆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应侯惧,不知所出。

  [1]河东郡郡守王稽因犯通敌罪被判斩弃于市。应侯范睢为此闷闷不乐。昭襄王嬴稷在坐朝治事时发声长叹,范睢询问其缘故。昭襄王说:“现在武安君白起已死,郑安平、王稽等又都背叛了,国家内无良将,外却有许多敌国,我因此而忧虑!”范睢颇为恐惧,想不出用什么办法。

  燕客蔡泽闻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于应侯曰:“蔡泽,天下雄辩之士;彼见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怒,使人召之。蔡泽见应侯,礼又倨。应侯不快,因让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君独不见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何足愿与?”应侯谬曰:“何为不可!此三子者,义之至也,忠之尽也。君子有杀身以成名,死无所恨。”蔡泽曰:“夫人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周公,岂不亦忠且圣乎!三子之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善。”蔡泽曰:“然则君之主厚旧故,不倍功臣,孰与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泽曰:“君之功能孰与三子?”曰:“不若。”蔡泽曰:“然则君身不退,患恐甚于三子矣。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进退嬴缩,与时变化,圣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雠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危之!”应侯遂延以为上客,因荐于王。王召与语,大悦,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免。王新悦蔡泽计画,遂以为相国。泽为相数月,免。

  燕国的客卿蔡泽听说了这件事,便向西进入秦国,先让人向范睢扬言说:“蔡泽是天下能言善辩之士,他一见到秦王,就必会使您为难,进而夺取您的位置。”范睢很生气,遣人召蔡泽来见。蔡泽进见时态度傲慢不敬,使范睢大为不快,因此斥责他说:“你扬言要取代我做秦国的相国,那就让我听听你的根据。”蔡泽说:“吁,您见事何其迟啊!四个季节按春生、夏长、秋实、冬藏的次序,各完成它的功能而转换下去。您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文种的下场吗?这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范睢故意辩驳说:“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三个人的表现是节义的准则,忠诚的典范呀!君子可以杀身成名,并且死而无憾。”蔡泽说:“人们要建功立业,怎么会不期望着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呢!身命与功名都能保全的,是上等的愿望;功名可以为后人景仰效法而身命却已失去的,就次一等了;声名蒙受耻辱而自身得以苟全的,便是最下一等的了。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作为臣子竭尽全力忠于君主取得了功名,这是可以为人仰慕的。但是闳夭、周公不也是既忠心耿耿又道德高尚、智慧过人吗!从君臣关系上说,那三人虽然令人仰慕,可又哪里比得上闳夭、周公啊?”范睢说:“是啊。”蔡泽说:“如此说来,您的国君在笃念旧情、不背弃有功之臣这点上能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哪一个相比呢?”范睢说:“我不知道能不能比。”蔡泽说:“那么您与商鞅等三人相比,谁的功绩更大呢?”范睢说:“我不如他们。”蔡泽说:“这样的话,如果您还不引退,将遇到的灾祸恐怕要比那三位更严重了。俗话说:‘太阳升到中天就要偏斜而西,月亮圆满了即会渐见亏缺。’进退伸缩,随时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以求适应,是圣人的法则。现在您仇也报了,恩也报了,心愿完全得到满足却还不作变化的打算,我私下里为您担忧!”范睢于是将蔡泽奉为上宾,并把他推荐给昭襄王。秦王召见蔡泽,与他交谈,十分喜爱他,便授与他客卿的职位。范睢随即以生病为借口辞去了相国之职。昭襄王一开始就赞赏蔡泽的计策,便任命他为相国。但蔡泽任相国几个月后,即被免职。

  [2]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荀卿者,赵人,名况,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崐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桡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2]楚国春申君黄歇任用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国国君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孝成王说:“请问什么是用兵的要旨?”临武君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兵而先到达,这即是用兵的关键方略。”荀况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道理是,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统一百姓。弓与箭不协调,就是善射的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六匹马不协力一致,即便善御的造父也无法将马车赶往远方;士人与百姓不和亲附国君,即是商汤、周武王也不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在于使百姓依附。”临武君说:“并非如此。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要有利,行动要讲究诡诈多变。善用兵的人,行事疾速、隐蔽,没有人料得到他会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采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不见得一定要依靠百姓的归附啊!”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是仁人的用兵之道和要统治天下的帝王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形势、利害。则仁人用的兵,是不能欺诈的。能够施用欺骗之术对付的,是那些骄傲轻慢的军队、疲惫衰弱的军队,以及君与臣、上级与下属之间不和相互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用夏桀的诈术对付夏桀,还有使巧成功或使拙失败的可能。而用夏桀的骗计去对付尧,就如同拿鸡蛋掷石头,把手指伸进滚水中搅动,如同投身到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便是被淹死。故而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犹如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犹如用手臂保护头颅、眼睛、胸膛和腹部。这样的军队,用欺诈之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了它而后才去攻击它,是一回事。况且,仁人若统治着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将布及百里,若统治着百里的国家,他的耳目便将布及千里,若统治着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会遍及天下,这样,他必将耳聪目明、机警而有戒备,和众如一。因此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即为一支支百人的部队,分散开时即成战阵行列;延长伸展好似莫邪宝剑的长刃,碰上的即被斩断;短兵精锐仿佛莫邪宝剑的利锋,遇到的即被瓦解;安营扎寨稳如磐石,顶撞它的,角即遭摧折而退却。再说那暴虐国家的君主,他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只能是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爱我就如同爱他的父母,喜欢我就如同喜欢芬芳的椒兰;反之,想起他的君主好似畏惧遭受烧灼黥刑,好似面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般。人之常情,即便是夏桀、盗跖,也不会为他所厌恶的人去残害他所喜爱的人!这就犹如让人的子孙去杀害自己的父母,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百姓一定会前来告发君主,那又有什么诈术可施呢!所以,由仁人治理国家,国家将日益强盛,各诸侯国先来归顺的则得到安定,后来依附的即遭遇危难;相对抗的将被削弱,进行反叛的即遭灭亡。《诗经》所谓‘商汤竖起大旗,诚敬地握着斧钺,势如熊熊烈火,谁敢把我阻拦?’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则下不可崐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