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评述

作者:兰 岚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世界历史的研究需要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应运而生,他强调抛弃“欧洲中心论”,而以“全球性”和“整体性”的观点来研究和编纂世界历史。这一更加广阔的视野对我们当前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 巴勒克拉夫; 全球史观;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6)09-0023-02
  
  一、“全球史观”的背景
  
  “全球史观”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出现的。世界历史由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的转变,对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出现,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再像从前一样以欧洲为中心,而是转向了非欧地区;战后分裂的欧洲在经历了重建和繁荣以后,逐渐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遭到瓦解,一系列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全球性观念得以产生,“全球史观”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以全球观点而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考察世界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首倡的“全球史观”对于世界史研究的“重新定向”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巴勒克拉夫首次提出了他的“全球史观”的思想。在1976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他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提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而贯穿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这一理论和方法的经典之作,则是其《当代史导论》一书,这是他众多著述中最成功的一部,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全球史观”的主要观点
  
  1.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全球史观”之所以要强调“全球”,就是针对“西欧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的“中心”而言的,要求突破西方学术界这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限制。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中,巴勒克拉夫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支配各国关系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为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他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在对1898-1905年的东亚形势进行考察、研究之后,巴勒克拉夫指出,随着欧洲优势的衰退,亚洲、非洲地区以一种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亚非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提高,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革命”。当然,巴勒克拉夫在努力撼动“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历史研究中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历史研究中“民族主义冲动”所能促成的“思维境界的褊狭”提出了警告,尽管他乐观地肯定它们“已经汇入历史研究的主流”,但仍然坚持说:“归根到底,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如果想要结出丰硕的果实,就必须像欧洲的历史学一样,置于全球的背景之中”。巴勒克拉夫关于历史研究的“全球性”观点,不仅要求恢复社会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应有的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思路和价值取向,而且将之应用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对当时“欧洲中心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欧美史学界来讲,是有开先河之意义的。
  
  2.重视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全球史观”构建了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全球历史发展的框架结构,它不仅关注世界整体发展中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而且也十分重视社会结构各层面的有机联系和彼此依存注重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从横向结构看,“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在研究世界历史时,不仅要陈述人类历史如何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也要阐明世界各地区间由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和由彼此分散到合为整体的历史进程,这才能真正反映当代世界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格局,从纵向层面看,总体把握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变化,并注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综合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一书中,对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的世界历史作了宏观考察,展示了各地区不同的文明和全球文明时代的历史面貌,阐释了世界各地区文明由彼此隔绝、交汇融合到整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确立了一种客观的世界史认识体系。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全球史观”
  
  1.时代背景的转换已经对“全球史观”提出了新的要求。
  今天,推动“全球史观”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是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全球化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全球化的进展正在赋予“全球史观”以新的含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历史学的任务应该是对这种现实的到来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全球史观”的主要特征已经不再仅仅体现为对非西方国家历史公正阐释的追求,不再体现为将欧洲还是将亚洲置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核心地位的权衡,而是体现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诠释体系构建,体现为对“西方中心论”和原来意义上“全球史观”的双重超越。
  
  2.全球化的理论探讨对“全球史观”构成的理论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化理论研究成为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已经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而对于历史学的挑战尤其咄咄逼人。全球化理论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观察历史的视角,从而对专业历史学家的历史解读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尤其是全球化理论对历史问题的跨学科探索似乎比历史学科的单打独斗更有说服力。换言之,时代的发展似乎超越了“全球史观”的行进速度:在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任务尚未完成,“民族主义的冲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理论群的迅速崛起似乎掩盖和超越了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界对“全球史观”的不倦探索。
  
  四、对我们的启示
  
  “全球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在研究、借鉴“全球史观”时,必须注意一个“地方化”或“本土化”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全球化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的客观环境。我们要做到既不脱离世界史坛的主潮,更不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将其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认识和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山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地构建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不能因强调“全球性”,而失去了“民族性”或“时代性”,以至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权。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全球史观”,并汲取其有益内容,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对包括“全球史观”在内的任何一种外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不加分析地简单套用,而是要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出发,有选择地、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对当代中国史学来说,所谓“全球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而非理论基础。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才能科学地理解“全球史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 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