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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地上工作五十九年

作者:张 宣







  我于1938年1月加入四川省地下共产党,从此在四川城乡进行抗日救国的地下工作。直到1941年在四川宜宾中心县委工作时,因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反共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保存干部,把我调到延安,到中央党校四十五班学习一月后,分配到西北党校任教员。这是我入党四年后开始从地下工作转入在自己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公开合法的地上工作。这年我二十五岁。
  几个月后的1942年4月,我在西北党校参加延安整风学习。当年12月,中央党校和西北局派人来,宣布我是“混进党内十几年的国民党老特务”,从此八天八夜、不眠不休地被批斗,又被西北局书记高岗以枪毙相威胁,逼我承认是特务,并承认四川地下党是国民党特务组成的“红旗党”。我坚决拒绝并加以驳斥后,便在校内被监禁,到1943年3月,又被逮捕并押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看守所关押、“抢救”三年。在毛泽东端正政策后,到1946年2月才得到甄别平反,恢复党籍,调到延安大学任教。
  1947年3月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延大师生疏散到边区各县乡村。当年5月我在保安县白马区的荔原堡带领一部分学生参加战时地方工作,以后逐步转到陇东庆阳县一带。得知延大校部已东渡黄河,在晋西北临县吴家湾继续办学后,我们稍后也经曲子、环县、吴旗、定边、子长、绥德、米脂,11月14日经螅蜊峪过黄河,三天后到达吴家湾延大临时校址。半个月后,我和一些学生又奉命西返陕北安塞参加救灾工作。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我们奉命返回延安。
  在我当时的日记里,有一段话总结我们离开和返回延安的经历和感想:
  
  从1947年3月14日离开延安到回来,计时不过一年又一个半月,中国革命的发展多大啊!拿我个人来说,一年前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背着沉重的行李,咬牙忍住两膝急性关节炎的剧痛,开始了这场超过千里的战地行军。经过了各种环境、各种工作的磨炼和考验,增进了知识,也增强了健康,身心的收获都是可观的。延安从蒋匪手中收复了,我们千百个从前被误解和猜疑过的革命同志,现在身披战斗洗礼的荣光回到原地,而当年某些诬我们为特务,以我们为阶下囚的人,却在革命艰难时期露出了丑恶的本相。保安处原来关押、虐待我们的一个看守所长投降胡匪,出卖同志,被人民政府枪决了。综观正反两方面,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光辉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相信,从今以后,党一定能认识自己的忠实儿女,让他们在今后革命的艰难而长期的历程中充分发挥对党的忠诚和聪明才智,免除对他们那些不应有的猜疑和不必要的后顾之忧。
  
  不过,这么光明的前途却并不现实,客观的进程并不以人的好心为转移。在解放后的中国,“左祸”继续演进、发展了三十几年。一心为党尽忠的青年,还能如愿么?正是南宋伟大爱国诗人陆游诗句所说:“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
  延安光复后,延大迁回延安;同时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创建新区和解放大西北,延大又在洛川设立分校,招收新区知识青年,并接收蒋管区投奔的大学生,施以半年一期的政治训练,分配到大西北各地工作。我被调入分校教学,并负责教务处工作。随着战局的胜利发展,分校先后迁到宜川、韩城、大荔,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分校与总校到西安汇合,成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我任教育处副处长。
  1950年秋,与离散十年的父母取得联系,我回成都接二老来陕。不久,西北局调我去甘肃兰州西北民族学院,该院由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兼任院长,我作为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并主抓教学。1951年5月,西北局召开扩大常委会讨论民院教学方案,我带着方案草稿赴会。经过讨论,常委会批准了民院教学方案,命我回院执行。不意三个月后,西北局领导借参加民院开学典礼之机,暗中组织少数人诋毁这个正式通过的教学方案。尽管教学实践已证明这个方案的正确性,各民族学生及多数教职员也拥护这个教学方案,但到了1952年2月,汪锋却带来一个西北局工作组,逼使甘肃省委改变对我工作的支持,然后在校内、在社会上放谣言,施诡计,搞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西北局与张宣的大斗争”。最后,于同年4月30日,假借甘肃省名义,在西北五省、区党报上连篇累牍诬我为“反党分子”,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
  这也是对我们当时父母妻子欢乐团聚生活的一次决定性的打击。我与分离十年的父母重逢不过一年多,两位爱国老人便被诬为“逃亡地主”,受到迫害和侮辱,并被遣回川。我和玉英是1950年结婚的,1952年时大儿扬方只一岁多,而玉英此时正孕育着第二个孩子,她在我的问题上和家庭生活上所受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1952年10月,当我被调回西安半个月后,我们的大女儿就降生了。对于这个迎着苦难降生的女儿,我们“赐以嘉名”,名曰“卓芳”。
  幸得在陕西的西北教育局不以罪人待我,1953年,我被派往附设在西北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任教,为西北各省区高校培养政治课师资。这个任务两年后结束,我的工作转到西北大学,任哲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陕西省委宣传部决定我兼任省委讲师团讲师,为省、市各单位干部讲授马列主义基础和哲学。1957年我参加又一次整风学习和“反右斗争”,但到1958年3月却不由分说,无理地把我“补划”为“右派分子”。
  这几年我家也惨遭不幸:1956年母亲在成都突患急性青光眼失明,1957年我回川接父母来西安,为母亲治眼病。但接着,母亲又突患脑溢血,不幸于1958年2月22日逝世,终年六十七岁。因为我再次蒙冤,父亲只好到北京我妹本鸿家居住。1959年5月,西大决定我随下放干部到陕南岚皋县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两年后,1961年春,在全国空前普遍严重的饥荒中,我随下放干部调回西安。父亲亦于同年被送回成都,依我表姐伍肇琼居住。1963年3月父亲病逝于成都,享年七十七岁,逝世时身边无子女。
  我于1962年4月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中文系当资料员,不久,被指定给中文、历史两系学生代“写作实习”课。在无身份、无职务情况下忠诚辛劳工作三年的结果,是又一次被捏造罪名遭批斗,于1966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据我所知,好像全国还有一位杰出的理论家顾准同志与我共此“双料右派”的殊荣)。于是,立即被遣送到校内豆腐坊劳动。临行前我向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王铁民说:“我反对了你们的无理批斗后,你们以为我害怕劳动,就会向你们屈服吗?”王某冷笑说:“那咱们试试看吧。”我回答:“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代表劳动人民,劳动人民能劳动一辈子,我们也一样。只有剥削阶级才把劳动当作惩罚,我不怕你们的惩罚。”一年劳动中,我和豆腐坊的男女工人们亲密无间,互相尊重。西大党委没辙了,1966年便又把我发配到西安北郊草滩的西大历史系“半农半读班”,交师生“监督劳动改造”。
  我在草滩“迎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校内的红卫兵开进草滩,揪斗我和“走资派”(即班上的原领导),“文革”的“触及皮肉和人格”的斗法遂将1942年以来二十四年中的恶性“阶级斗争”整整提高了一大步。
  1967年,我从草滩请假回校看病,突遭历史系学生造反派揪斗,拳打脚踢,扇耳光六十余下,当即把我左耳鼓膜震破。我的右耳鼓膜是于1938年11月在延安被日寇飞机投弹震破的,从此我被外侵和内乱造成治不好的半聋子。以后我多次因未能及时听清专政人员对我的训示而不少挨打,在造反派预设的正式打人场合遭受刑讯拷打也有九次。典型的一次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因我质疑造反派命我戴的黑牌上的“老托派、大右派”字样,立即被几名暴徒打在倒地,拖入广场,由两人一左一右把我踩在地下,另两人把我的手臂向上拉成“飞机式”。在广场上长时间批斗我后,又把我和一大群所谓“牛鬼蛇神”押起在校内校外游斗,一面“游”,一面用竹、木棍向我们头上如雨点般敲打。此时我的头、脸、耳都已流血,下滴沾衣了。但暴徒们对此还不解恨,在队伍回校后,允许其他人解散,单宣布“张宣留下!”把我揪上学生三号楼三层一个房间,四个暴徒各执一把厚重木椅,让我立在中心,他们则朝我的头、肩、背、腿、脚猛打,不一会四把木椅都打散架了,暴徒们仍用残破的椅子打来。约打了一小时后,关心我的绿化组工人潘军良同志得知情况,便推门进来,叫这几个打手吃饭,他们才把我拉到楼梯口,向我猛踢一脚,使我从三层顺楼梯直滚到底层。然而此时,头脑仍然清醒的我,却直立起来,昂然走向相距几百米,并横穿马路的新村里我家中。当我爬上我家住的二层楼,往躺椅上一倒,血就染红了躺椅,而我这才感到全身疼痛,四肢麻木了。这一躺,我就十来天不能起来。玉英和儿女们十分惊恐,同时,有正义感的同志和医生来帮我治伤,中文系正义的学生连天来家慰问。他们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老师和他们顶,划不来啊!”我谢了他们正义的关心,却告诉他们,为坚持真理,何惧吃亏流血?那些打人者不讲道理,滥用暴力,其实他们是虚弱的,也是孤立的。坏事做绝,就反而向好处发展。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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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