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不要轻言“钩沉索引”

作者:散 木







  顷读今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第10版有一“相关阅读”的栏目,是介绍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一套《报人时代丛书》,共三本,即《张季鸾与〈大公报〉》、《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邵飘萍与〈京报〉》。言及《邵飘萍与〈京报〉》一书,曰:“本书全景式地展示了邵飘萍作为中国早期职业报人,面对困境,希冀用新闻职业理想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直至最后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理想尊严的历程。邵飘萍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歌颂者和宣传者。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国内对邵飘萍与《京报》的研究并不充分,本书作者钩沉索引,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走近邵飘萍的世界。”
  这个评价,不谓不高,然而,阅读了此书之后,只有失望,以及些许的愤懑,因为上述的介绍文字,非但不实,而且错讹甚多,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它居然是大牌的中华书局的产品。
  先说为什么会愤懑?所谓“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国内对邵飘萍与《京报》的研究并不充分”,这是事实么?笔者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节叙述邵飘萍死后各界对其评论和研究的状况,如研究,最早即有邵飘萍的女婿、也是老报人的郭根于“文革”前着手《邵飘萍传》的写作,期间撰成邵飘萍研究的开山之作——《一代报人邵飘萍》(后以岳母汤修慧的名义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文革”结束后,邵飘萍故乡浙江东阳县政协更是多次派人赴北京等地开展广泛的调查和采访,其中特别是华德韩(笔名旭文)先生,先后撰写和出版了《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邵飘萍传》(杭州出版社1998年版)等,政协东阳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也编有邵的史料专辑《东阳文史资料选辑-二》,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也刊登了郭佐唐编写的《邵飘萍年谱》,据此,可以说构成了邵飘萍研究的基本史实和资料体系。1984年11月,继北京召开纪念邵飘萍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之后,邵飘萍研究臻于高潮,《革命烈士传》、《党史研究资料》、《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学论集》、《“五四”群英》、《编辑记者一百人》、《中国现代爱国者的故事》等众多书刊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邵飘萍研究的研究和介绍文章,以及新发现的史料,当时甚至台湾的《传记文学》也刊发了《名报人邵飘萍冥诞纪念》,并于1992年出版了胡星寿撰写的《身世飘零雨打萍——名记者邵飘萍》一书。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教授更是情有独钟,他先后采访撰写了《访邵飘萍夫人》、《肩担道义,笔蓄惊雷——纪念杰出的一代报人邵飘萍》、《邵飘萍和他创办的副刊》、《发现与探索——记祝文秀和她所提供的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材料》、《近年发现的有关邵飘萍的材料》、《邵飘萍是共产党员》、《关于邵飘萍是共产党员的几点看法》等多篇文章。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孙晓阳则是第一个把邵飘萍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的,并最终完成了《论邵飘萍的办报思想》的论文和《邵飘萍》一书(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笔者则因与邵飘萍有着特殊的缘分,除先后发表有多篇相关的论文之外,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两本专著。
  据笔者的仔细阅读,《邵飘萍与〈京报〉》一书的内容,从它的基本框架、观点、使用的素材等来看,完全可以说不出上述书籍、文章之外,也就是说,该书的作者是在占有了这样的成果后写成的,而且全书不仅没有标示参考文献,甚至也没有一个注释,这在非虚构著作的出版规范要求中应该是不允许的(也被相关的法律如“著作权法”等所不允),那么,怎么又能轻易说自己“钩沉索引”,并指陈此前的“研究并不充分”呢?如果相信了此话,显然,会把它看做是创新之著,但其实,“创新”哪里那么容易呢?
  笔者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的“后记”中曾说:“说到本书的传主,邵飘萍是彪炳中国新闻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这位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从事新闻事业和传播进步思想的著名报人,至今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人物,甚至还不乏争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恒久影响和价值。不过,长期以来对他深入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甚至许多成果至今仍停留在介绍和宣传的层面上,原因则不外是史料的匮乏以及眼光所囿。”这其实也是在说:虽然有了上述的众多研究成果,不是说相应的研究就不必要开展了,“史料的匮乏”可以通过不断的挖掘也就是“钩沉”来使之趋于丰富,“眼光所囿”则可以通过史识和识人的心智的成熟来使之趋于光大,何况由于传主的特殊身份,其所涉及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都可以让作者有足够的空间去获得新见,并吸收当代研究的成果。不过可惜,这在《邵飘萍与〈京报〉》一书中似乎很难寻找得到。相反,倒是存在有一些不应该有的“硬伤”。
  如:该书引言第七页提及“五四”时有一《民国时报》,并称由于它的报道和披露,“最终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请问,真的是这张报纸么?(笔者注:“五四”之所以会爆发,与当时上海英文《大陆报》和北京《晨报》等的揭载有关。这里所说的《民国时报》,可能是《民国日报》的笔误。)至于笔误(或者手民的误植),则有正文第三页的“舒之舆”(应为舒元舆)、第十四页的“郭左唐”(应为郭佐唐)、第十九页的“彭冀仲”(应为彭翼仲)、第九十六页的“章依萍”(应为章衣萍)、第一百六十三页的“李少峰”(应为李小峰)、第二百二十七页的“薛大克”(应为薛大可),等等。
  又如该书第二百二十六页称营救传主的新闻界代表是“以杨度为首”,根据何在?实际上杨度参与过营救李大钊,现在并无材料证明杨度参与过营救邵飘萍,当然也更谈不到以其“为首”了。第二百二十八页称传主牺牲后,亲属去殓尸,两位夫人“汤修慧和祝文秀当即晕倒”,其实,邵的两位夫人根本没有见过面,因为后者只是邵在外室的“如夫人”。第二百三十六页称1926年8月由郭春霖(应为郭春涛)等倡议为传主等召开追悼会,传主是1926年4月牺牲的,此后北京是奉系势力的天下,焉得会有此一举?事实是国民党第二期北伐到了北京、改称北平,方有此议。第一百六十一页称孙伏园“顺手打了”总编辑“一个嘴巴”,其实是并没有打到。又说传主获悉孙辞职后,“立即驱车登门拜访”,根据何在?据荆有麟的回忆,事实是孙辞职后,向鲁迅说“非弄个事情作作不可”,于是提议办一个刊物,鲁迅表示赞同,随即酝酿创办《语丝》,并准备在《京报》开辟一个副刊,随之由在《京报》编刊的荆有麟就商于传主,并提议“改革”报纸,请孙主持副刊,传主欣然接受,遂有《京报副刊》的创刊。
  除了以上明显的讹误,还有一些说法似乎比较随意,有武断之嫌,如第九至十页称传主与张恭“情谊甚笃,无话不谈”,并断言前者“在报业方面的最初启蒙来源于”后者,事实上二人年龄相差十岁,如何有此等事实,根据何在?第十一页又说传主“决心投身于报业的重要原因”是《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出处何在?第十四页述及传主在杭州上学时,“差点被在政治上守旧的校方开除”,根据又何在?又说传主与秋瑾“常有书信来往”,后者更对传主“关爱有加”,根据何在?第四十一页说“二十一条”的被曝光,“如果没有邵飘萍和李大钊最早揭破”其内幕,则如何如何,那么,当时《泰晤士报》等的作用则何在?第五十三页称传主抨击军阀的文章一出,“更是令北洋几大实力派军阀陷于被动”,于是开始与袁世凯“离心离德”、“倒戈相向”云云,这有什么依据么?当时倒袁的舆论和具体政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第五十五页又说传主的一篇文章发表(《唤醒袁君之迷梦》)之后,便“全国上下要求袁世凯停止复辟活动、交出民国权力的呼声也随之高涨”,这可也有根据来说明么?再如第一百一十三页述及传主是否是参加了共产党,“其实只有罗章龙才能证明,其他的道听途说并不足以为信”,那么,有什么根据可以把相关的许多历史文献和其他论证视而不见并称之为是“道听途说”,或者,既然是“道听途说”,就丝毫不值得作者去一一反驳或澄清么?第一百一十五页由此又说到了杨度,作者称杨度的中共秘密党员身份隐瞒了,是“无法解开的秘密”,其实,这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即杨度晚年是中共秘密党员并不是一个所谓“历史之谜”。早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杨度就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题写了刊头,而毛泽东也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对同乡章士钊说:“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杨度曾是“筹安会”的“帝制分子”,而他成为中共秘密党员这一历史事实也一直没有公开披露过,因此晚年杨度的真实政治身份不被人知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只是到了“文革”后期,了解这一内情的周恩来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周恩来不仅在与王冶秋的谈话中为杨度“解密”,还在病危时嘱咐夏衍写文章纪念杨度,以证明杨度是中共党员,以此“盖棺定论”,让地下的杨度长眠。还有书的第一百九十六页说孙中山北上,同行者中有“宋庆龄、高君宇、汪精卫、李石曾、戴季陶、孔祥熙等”,这里,高君宇是何人,其名竟在国民党诸元老及孙的亲戚如孔祥熙之前?众所周知,高是北大出身的中共早期的领导成员,有人说当时他是孙中山的秘书,此说并未得到证实。以上这些问题,显然作者并没有好好地“钩沉索引”一番。
  过去似乎有人说要慎言著述,这是有道理的,如今,则著述是“繁荣”的,出版也是“繁荣”的,不过,这“繁荣”的背后,大有问题。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