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来到天津,听一些同志谈了谈天津的情况,还没有谈完,也到有的地方看了一下。总起来讲,你们对天津了解的比我多一些,不过,并不是很够了,依我看还是不够,还须继续了解。

  天津有很多困难问题。同志们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怎么办?我的办法也很少,还是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我今天不能提出肯定的意见。今天谈的话,只当作一种引言,好像作文章的引言一样,把大家的意见引出,叫大家注意一些问题,以便最后解决。我今天讲话的性质先确定是引言性的。

  天津接收工作已好几个月了,早已结束了。同志们很辛苦,一般都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毛病虽有,但不很多。中央对同志们的接收工作是满意的。接收工作早就过去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天津。所谓管好,就是要把天津可能与必须改造的加以改造,并加以发展。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

  天津进步了,管好了,改造好了,以后就更容易管了。

  现在接收好了,但没有管好,还没有加以改造。至于发展还是将来的任务。

  管好天津、改造天津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29]已有决议,就是必须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注意是“劳动群众”,如手工业劳动群众等,而不是“贫民”),争取知识分子(注意“依靠”、“团结”、“争缺,这些文字要看清楚),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注意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并且尽可能多的那些民族资本家,“自由”是加了形容了,“争缺呢?就是要多多地争取可能和我们合作的这些人物),站在我们方面,不是站在帝国主义方面,不是站在国民党方面,不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不跑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方面去。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干什么?就是要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以便一步步地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也是管好天津市工作的总路线。

  我们办党要编队伍,进行革命也要编队伍。革命队伍是什么人组成的?就是依靠工人,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

  我们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扩大我们的队伍,即在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事业。

  天津工作的任务是管理、改造、发展天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执行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上面说的两点上发生了模糊,发生了动摇,发生了错误,就是对总路线的模糊、动尧错误。

  在这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所以今天天津市的资本家,不但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象,相反是团结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

  至于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就更加不是斗争对象,如果当成斗争对象,也是犯错误,同样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了。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不是什么小错误。

  那么对于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是否要进行斗争?共产党、工人、其他劳动人民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没有斗争的,特别是过去资本家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工人是恨他们的。解放后,工人要求斗争他们出出气,这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些斗争,适当进行一些也好。自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跟我们是有矛盾的,在政治思想上跟我们是否有矛盾有斗争呢?也是有的。在适当时候,在可能的情形下,与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斗争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只斗争不联合,也不是只联合不斗争,只联合不斗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斗争不联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那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今天把重点放在联合上,将来重点是否会变更呢?那也是可能的。重点是联合,还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时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前几天我和东亚毛织厂经理宋З卿先生说,再过多少年,你办了八个厂,而大势所趋走入了社会主义,那时跟你商量,再给你八个厂,共十六个厂交你办,你能管理工厂,薪水给你增加,你干不干?他说,要能那样,哪有不干的!

  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是又斗争又联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但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在什么地方联合?我想主要是在经济上联合,资本家替国家制造东西,我们帮助他,共同买原料,共同推销。工人同资本家在劳资问题上总会有很多斗争的,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上、理论上会有更多的争论。所以,在哪些方面跟他有更多的合作,哪些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少些。要弄清楚。

  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把天津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了!如果这点不指出来,就会使他犯错误。敌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问题也有加以解释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把朋友当敌人,不该打错了,同时又有的把敌人放过了。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打了,犯错误了。

  帝国主义还没倒,还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国民党还存在。拿枪的敌人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还有,我们要善于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你们解放天津,一次战役三十一小时,就把拿枪的敌人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则三十一天,甚至三十一年也不一定能消灭完。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要一贯起来。天津人口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要团结起来,敌人很少。组织这样大的队伍跟敌人斗争,基本目标就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如何做呢?毛泽东主席要我们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的公、私有两种意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他们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这些人听了觉得很合胃口,说:“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毛主席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是毛主席要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照顾的四面八方的关系,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全面关系。照顾到四面八方就是照顾到全面,所以也叫做全面关系,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毛主席在与上海商人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毛主席说,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他们说,我们的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并且说:“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主席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上海商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说在报纸上宣传资本家别超过宣传工人,没有说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宣传。所以在宣传上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地位。我们要注意把工人放在第一,但也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

  今后天津市的工作如何做?要看你们自己的思想认识够不够。我们同志的认识是有一些毛病的。为了今后把天津管好,把关系搞好,使生产得到发展,我们要进行以下工作:一、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这一工作天津做不好,整个华北也是做不好的。前些日子,上海的船到了天津,老百姓认为对外贸易要开始了,街谈巷议,眉开眼笑,,而我们好多外地来的干部,对这个问题多不了解。

  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需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凡不必需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为了把进口管好,国家要管制对外贸易,对它加以统制。过去因受帝国主义侵略不能统制,今天必须统制。不这样,帝国主义势力仍旧会侵入。

  但今天管制应放宽些,不要统制太严,统制死了,不要因统制而妨害正当进出口贸易。海关的税收率应配合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应妨害它发展,所以要由国家管制。国家与私人的出口都算作输出。允许私人出口进口东西,国家统销的出口货,有些也可以公私合办,但统销的名义不取消。

  不需要进口的,中国能制造的东西,不许进口。不应进口的进口了,就妨害我们的生产。天津有的资本家讲,有二十几种货物不应进口的却进口了,这样一来有很多家工厂就得关门,这就妨碍了天津的生产。

  对外贸易的管理、统制、税收、海关等工作,都应加以改善。应当由工会、公安局等设立海员俱乐部,招待中外海员工人,照顾他们,跟他们谈话,卖给他们东西(如卖给他们手工业品不是很好吗?还可赚钱),送他们上船。

  曾经有一个海员给我们写信,说他买不到东西,很不满意。

  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但外国的海员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应当加以好好招待。把外国工人看成帝国主义分子,又把阵线搞乱了。

  我们的人能够组织对外贸易、了解对外贸易的太少了。

  搞进出口贸易,可以组织对外贸委员会,要吸收资本家参加,他们比我们熟悉。对外贸易应公私兼顾,如进口的原料,公私双方都买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和资本家商量,和国营工厂、私营工厂商量,共同把对外贸易搞好。外汇也要管好。有一个人对我说:“外汇牌价太低妨害出口。”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多商量,多研究,我们自己不懂,又不研究,那是搞不好的。特别是那些资本家的话不可不听,当然也不可尽听。

  二、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之间过去是对立的,今天要使之畅通,使货畅其流。城乡物资周转宜灵活,过去打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

  在这方面又要与资本家商人合作。今天正好乡村区党委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回去要把城乡关系搞好。听说有的乡间贸易公司,看见去了商人,便当成敌人,把他挤走。我们贸易公司不能把他们看成敌人。天津有一个外国人经营的蛋厂停产了,我们外事处的同志和他们商量,要他们开工。

  他们说:“我们正想开工,但你们得供给一百五十万个鸡蛋。”我们的贸易公司无法供给,外事处要他们自己下乡去收购。但是他们一到乡下,就有人说:“帝国主义分子来了,赶走他。”结果蛋厂开不了,工人被遣散,这是一笔大损失。如果这个厂子开了,工人可以做工,农民可以卖蛋,税收也可以增加,这是一笔好生意。

  税收也有问题。听说到乡下买棉花抽税,运进城又抽税,卖出又抽税,制成纱又抽税,由棉变成布,中间不知要抽多少税。还说:“反正公家抽的是公家的税,多抽点不要紧。”像这样又怎么能货畅其流,发展生产呢?当然有些税是必须抽的,但不应过多。

  贸易公司、商人、工厂应合作,天津应组织农产品收购委员会,运输、价钱、税收等问题应共同商量。对中小商人要给些利益。农民到天津来卖东西,也常有走不进来的,抽税也很多。

  为了做生意,邮政电讯应畅通。现在我们跟上海电讯能通,而与我们解放区的城市石家庄、沈阳、张家口反而不通电话。其实这是很容易通话的。电讯通了,对公私商人做买卖都方便。

  还应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各机关购买东西也可组织机关合作社统一供给。推销城市工业品也可组织百货商尝推销所等,公私商品都可以在这里推销。

  为了把城乡关系搞好,需要我们政府的贸易公司领导,跟资本家商量,共同努力,使华北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

  这样就活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从而刺激了生产,东西也多起来了。

  城乡关系问题,城乡干部都应好好讨论。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乡村都有利,对外贸易也能做好,不致于海外来船后,空船回去。特别像猪鬃、皮毛、骨头、鸡毛等,都是农村出产的,这些东西能出口,对人民利益很大,对农村发展副业利益很大。

  沟通城乡关系,问题很多,如资本问题、收集问题等,都要想想。

  三、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过去不找资本家,这种态度是不妥的。要与资本家商量,哪些事公家可以办,哪些私人可以办;商量如何做生意,如何向他们订货,供给原料等,这样公私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工业生产不比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比较单纯,工业生产则很复杂,很多方面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好好地生产。成品推销市场,原料来源供给,要跟私人工厂商量,必须公私兼顾。如棉花,他们缺少,也应分一点给他们。在市场上,私人销一点,公家也销一点。

  价格也应彼此商量一下。所以在原料、市尝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两利的方法。原料、市场适当分配,不要使一方独占,价格不要各自任意提高或隆低,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使公营工厂和私营工厂配合发展。但有些调皮的资本家,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列宁说,有文明的资本家和野蛮的资本家,我们要打击野蛮的资本家。

  只要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主动跟他们合作。山东临清贸易局用故意跌价的办法,打击外地来做生意的资本家,企图独占市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要跟他们竞争,他们一定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我们合作。

  所以公私兼顾必须贯彻,贯彻到买棉花中去,贯彻到买花生中去……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当然合作的条件是要加以缜密考虑的,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不要使私人没有利益了。

  四、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天津解放后,工人向厂方提出了许多要求,资方已答应了,但有的要求增加工资过高,资本家担负不起,或只能临时担负,长久不了。

  同时因工人待遇过高,使工业品价格提高,农民吃亏。

  有一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如强迫资本家雇工人,或把临时工都改为长期工等。有些是应该改可能改的,有些是不可能改的,如不应改为长期工、不可能改为长期工的,硬要改为长期工。这些要求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另外工厂工人有些行动是不合理的,如不遵守厂规,不听管理人员指挥,上下班随便,破坏劳动纪律,资方又不敢管。还有工人在生产时间开会,搞许多游艺节目,耽误生产,这些行动都对生产不利,所以说是不合理的。

  这些要求在工人方面是有其原因的,不能单纯责备工人。过去资方压迫剥削工人,随意解雇工人,有很多不合理的措施。那时是资方一利而不是劳资两利。这就是今天工人产生劳方一利的历史原因,但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做是不好的。目前工人中间,劳资中间,这一偏向如果不迅速加以批评纠正,就会成为系统的错误,陷入“左”倾冒险主义。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过去犯过很多这类错误,今天又产生了,应该很快纠正。批评时态度要好,要进行说服教育。但一定要肯定这是不对的,不仅对工人不利,对农民也不利。现在已经产生了“左”倾偏向,如继续发展下去就更有害了: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所以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应该规定一个劳资关系的处理办法,由军管会规定并宣布执行。

  (一)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职员解放前的生活水准,不得降低(有些工厂虽然说是原职原薪但实际上降低了)。有特殊困难必须降低生活水准的,也一定要经过工会与工人同意。

  (二)目前是军事时期,经济困难,提高工人生活水准暂时还不可能,但将来一定能提高,共产党也一定帮助提高。今天不可能提高,有的还要暂时忍耐痛苦,应向工人说明,请他们原谅。将来按照生产发展情况可以逐渐提高。目前一部分工厂,由于过去工资太低,现在可以也可能调整的,可作适当调整。但这也不是没有限制的,现在有增加好几次的,使资本家惶恐不安。所以现在应该规定增加工资的最高额,是不是最高不得超过实际工资的百分之五十?最低是不增加。实际工资包括伙食住房等。至于规定最低工资,劳大决议曾有过规定,但我们中国还不曾实行过,是否行得通还不知道,这是否可以不规定,只维持原来工资不动,太低的有可能增加时才增加。今天如果把工资规定得过高,很多工人会失业。如有特殊困难须增加,由总工会提出政府批准也可以增加。

  (三)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

  如有确实困难不能复工或不得不停业、停工、裁减工人时,必须经政府批准。

  (四)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产的需要,可以雇请或辞退工人,但一切都必须是为了生产的需要。在雇请或辞退工人时,必须依照生产需要的最高原则。如为政治上的理由开除工人,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工会不得强迫厂方雇请或辞退工人。资本家的雇辞工人权是他的生死问题,但这也是工人的生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劳资双方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在斗争。如何使这矛盾缓和一下,工会应注意此事。要把失了业的熟练工人、技术工人、老工人、正式工人进行登记,并由政府劳动局设立职业介绍所,规定雇请工人时只准到职业介绍所去雇请。还可商讨由政府拿一笔款,资本家拿一笔款,作为失业救济基金,以便对个别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加以救济。这虽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可以办的。

  (五)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服从指挥。对旧厂规,经资本家修改,工人讨论,工会同意,政府批准实行后,大家就得遵守。工人不得不听指挥。

  (六)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准占用工作时间。而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

  (七)每个工厂需要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生活费用由工会负担。

  工会经费今后应独立起来,要造预算,政府充分供给,使工会有钱进行各种活动。脱离生产的工会工作人员的薪金,照原来工厂薪金发给。

  将来工会应筹备自己的经费,工人交纳会费(占薪金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那时可以不要政府津贴了。现在这项预算不要轻易改,必须予以保障。私营工厂工会的经费也由政府给。

  (八)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要分析是不是正当的要求,哪些可能办到,哪些不可能办到,正当的可能办到的要求,代表工人去交涉,否则说服工人不要提出。困难就在于分清何为正当不正当,何为可能不可能。

  这样由总工会来解决,才能增强工会的威信,工会的作用也会提高,否则工会就没有威信,即使有也是官办的威信了。党、军代表等各方都要大力培养工会的威信。有些厂长、军代表、贸易机关负责人,怕工会威信高,说:“工会威信高了,我就不好做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工厂工会威信越高,厂长越好当,工厂工作更好做,党才有发展,工厂行政才有推进。反之是没有办法做好的。

  工会是桥梁,没有它,政府与工人就建立不起联系。

  如果劳资双方纠纷不能商量解决,则由劳动局解决,工会可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资本家也可以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由政府劳动局调解和仲裁。天津资本家对于这类问题正呼吁无门,我们可以开这样一个门。

  我想关于劳资问题,军管会颁布一些规定是必要的。

  宣布这个规定,工资过高的工厂的工人可能会不太高兴。所以今后我们要特别注意教育说服工人,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部分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正像黄敬市长讲的:“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现在工人在政治上是翻身了,但在经济上整个来讲,工人今天还不可能翻身,生活稍微改善一下是可能的,很大的改善是不可能的。经济上获得大的收获是不容易的,因为今天的工人还没有获得更大的解放,还受资本家剥削,不到社会主义是不能在经济上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的。就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还要艰苦奋斗一个时期,生活才能有较大的改善。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完全废除。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有些老实的资本家想多办一些工厂,但怕剥削得多,罪恶大。如启新洋灰厂经理说:我办了第三个厂,就不想办第四个厂,怕第四个厂子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有些资本家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为利益分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看过,越看越害怕。

  我问他们,你说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都是剥削;分红分得多也好,分得少也好,还不是把剥削来的钱揣在腰包里?

  有的资本家说:“生产发展后股息就大了。”他们提议要限制股息,主张过多的股息归国家。我想这恐怕是资本家在试探我们,看我们准不准许他们赚钱。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资本主义在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生气。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资产阶级后来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就腐化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我们也要限制它,不能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烧掉成品,或把产品扔在海里。我对资本家说:“你们又不丢,又不烧,那只好走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的,不然就会生产过剩。所以我们应该慢慢地准备走上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慢慢准备,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

  今天工人阶级还得受资本家剥削。那么农民呢?农民翻身可以消灭封建制度,分得土地,但工人还不能得到工厂。工人翻身与农民翻身不同,如照农民那样翻法,就翻坏了。工人翻身这口号是不能空洞宣传的,容易与农民翻身连在一起,如不加以区分,那就坏了。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今天资本家的剥削是个利润分配问题,今后可以加税,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又变为国家财产,国家又“剥削”了资本家,很好呵!

  关于劳资问题,要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对于工人过高的要求,要进行说服教育,说服不了,要报告上级,由市长去说服。我们共产党必须向工人郑重表明态度,说明利害,不然到工厂关了门,工人失业吃了亏,他们该说了:“你们为什么不早讲!”所以应该早讲。

  除劳资政策以外,还要告诉工人注意提高生产,否则改善工人生活是不可能的。工厂负责人必须将工厂业务向工会与工人作报告,不外是原料、制造、销售三件事,缺一不可。进行生产,必须有原料,原料要好一点,便宜一点,生产时还要节省一点。产品质量要好,产量要高,原料、机器要节剩销售就需要有市常原料、制造、销售这一过程,都应使工人了解,要计划原料,保证制造,并能销售。要把这些情况经常告诉工人,和工人特别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商量。公营工厂这样做,同时也要说服资本家老实地向工人作报告。没有原料与销售计划,只有制造计划,不算完全的生产计划。必须把全副工作计划向工人报告,把有利条件和困难在哪里,都告诉工人,困难由大家克服,如军队一样,只有把情况说明,才能打胜仗。这样才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生产才能搞好。在厂内实行生产民主,有利于发挥工人的积极性。

  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但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倒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

  国营企业中现在在搞民主改革,工厂中有些冗员要裁减,有些机构不合理要改造。工厂也要实行精兵简政,特别是上层机构庞大,应该减缩。要团结职员工人,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雇佣劳动者,是脑力劳动,工人大多是体力劳动。一般职员应包括在工人阶级以内(他们不同于经理等压迫工人的职员)。鼓动工人来反对职员原则上是不对的。过去职员对工人不好,是由于国民党利用职员控制工人,制造裂痕。今天我们要消灭职员工人间的裂痕,方法是向职员讲明白,让有错误的职员进行自我批评,认错道歉,使工人谅解他们过去的错误,一般的既往不咎,有大问题的要宽大处理,但这些事要快些处理。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职员如认为让工人批评了就不能再管工人了,这是不对的。这问题明天再讲,今天不多讲了。

  公营工厂中的职员工人关系问题和私营工厂中的劳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很快解决,解决以后,还应把经济机构组织好。

  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要搞好。

  为了搞好这些关系,首先公家与公家的关系要搞好。现在不只是公营私营彼此不相往来,就是公营各部门也有这种情况,不是互通有无,而是互相封锁,上面只看到有人来要东西,而没有人来报告我这里有什么东西,这样如何能把经济组织起来。工业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把各自管理的企业、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国,是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今后必须规定各企业、部门的请示报告制度,不准打埋伏。军管会也要严格一些,不但要管资本家,而且要管共产党员。今后还得实行类似派经济专员的制度,经济专员可以代表中央调动一切。公家与公家配合好,再与对外贸易配合好,再与乡村配合好,再与私人资本家配合好,这样四面八方就照顾到了。军管会不仅是管理军事管理政治的,而且是管理经济的,军管会在这方面要负起责来,要召集经济会议,各经济组织的代表要互相报告情况,互相了解情况,互通有无。可以组织经济委员会,还可以与资本家商人在一起组织进出口贸易委员会、原料采购委员会等,研究政策,统一领导。这些机构、组织,我还未想好,为了发展生产,管好天津,这些工作是要做的。

  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就是依靠群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把我们的队伍组织好。工人阶级是不是可靠呢?一般讲是可靠的。

  马克思讲,共产党唯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实现革命的领导权,唯一的依靠是工人阶级。

  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不去教育工人,不向工人进行说服工作,那么工人就可能不撑你的腰。为了使工人阶级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力量,我们必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工人阶级有了认识,有了觉悟,就有了力量,工会有了威信,我们党又掌握了工会的领导,工人阶级就可靠了。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工人阶级离开党很久了,国民党在其中有一定的工作,如果我们对工人工作进行得不好,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切实进行组织工作。除开工人阶级以外,在学生、小资产阶级、农民独立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中,我们都要进行组织工作。这是管好天津的基矗在此基础上,组织各委员会,发展生产。所以目前天津的工作,工人群众工作是一环,经济管理工作是一环。今天工厂里党的力量不太多,不要把大力量放在党务工作方面去。要把最好的足够的干部放在经济管理部门和工会工作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