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好。总起来说,不外是这么几个问题: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我这次不能多谈,以后黄敬市长可以多谈。

  政府的方针很明确。现在整个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很清楚的了。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做到,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到,也可以做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虽然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还不能完全独立,还有许多原料零件等等,需要依靠外国,但是因为钥匙在手,只要有十几年时间,国内经济就可以逐渐独立。其次,封建势力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军事发展下,也可以解决。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是指工业农业。一方面是生产,一方面要有分配。因此,商业,进出口贸易,内地贸易,运输业等,都要和生产配合。

  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至于农业,则全部是私人的。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私营的。将来还可以组织一部分合作社经济。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

  前次我和几位先生谈话,谈到怎样使公私营企业结合起来的问题。有位先生说,你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的忙。这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

  上次谈话,有些先生说怕我们的贸易公司,说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这也未可厚非。

  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么?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遍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上回李烛尘先生谈到他去山东临清销盐,说临清贸易公司降低盐价挤他。我已告诉临清贸易公司不要这样做,并且要李先生再去。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我们的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顾到国家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便不会照顾你。又有人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我们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说限制等于不限制。

  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来和国营的竞争。将来限制恐怕要多一点,如工厂愈办愈多,中国已不是产业落后,而已达到进步、饱和了;生产不是太少,而是过剩了,那时就必须限制。不然,中国就要变成帝国主义,到国际上去抢市场,一抢就要打仗。要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政策便是失败的。

  不变成工业国不得了,一变成那样的工业国更不得了。这些事情还远得很,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有计划地避免,这一点政府可以做。比如办多少纱厂以后,不要了,可以限制国家和私人再办。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像李烛尘先生所提的,临清贸易公司应提高盐价,这就是要限制贸易自由,限制临清国营贸易公司有减低盐价的自由。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又比如税收问题,你们提议将税率由百分之三减少到百分之一点五,是说税收限制了你们发展,因此你们提议要我们把税收限制一下,这也是相互的。在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你们提的意见很好,可以由对外贸易处与有关方面商量,想办法解决。统销如果妨碍出口,可以修改。修改方法不一定是取消已颁布的统销法令。你们经营出口,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政府商量获得适当解决。

  贷款方面也要互相商量。恢复工业需要一大批资金,光是公营厂房修补一下,就需要十五亿人民券。但是贷款仍需要办,应该统一筹划,公私兼顾,大家分一点。要全部够用,我想是不可能的。加发票子,如果不致影响生产,可以发。贷款的章程可以具体研究一下,如临时贷几批,立即生产见效,就应立即做。

  税收问题。天津税收现仍用旧税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石家庄解放后半年多不收税,反而引起工商业家恐慌,以为要清算他们,不但不感谢,而且还不放心。所以在天津解放前,我们就打电报通知,天津一解放就照国民党的办法收税(苛捐杂税除外),收几个月后再慢慢改。收的结果不坏,出我意外。据你们说税收得多了。你们既然可以照数交给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同样交我们呢?你们拥护人民政府么!我们以后可以在财政上公开,采取老实态度,收多了告诉你们,有困难要求你们解决。同样,你们也应该采取老实态度,调皮捣蛋,尔虞我诈,大家反对。过去在国民党下面,老实吃不开,现在人民政府下面,只有采取老实态度才吃得开。国民党收税贪污很厉害,你们用的是两本帐,所以实际收得少。这次税收得多,我们有一半功劳,因为我们不贪污;你们也有一半功劳,因为两本帐变为一本帐。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

  税收多了,要做点事。要把工厂玻璃安起来,用两个月的盈余来开支就够了。其次,还有很多事业要办,如医院等的建设。

  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但大家应该负责任地提意见,要公私兼顾。职工所得税也得和他们商量。

  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天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过了长江,有二百一十万战士同时在前线作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兵力。但是在全世界我们的兵的费用还是最便宜的(美国兵每人每年要用一万七千元美金,而我们的兵一年仅用一百多不到二百白洋)。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ぬ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负担多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不过,这样的时期是不会很长的。大家咬紧牙关,过一年或者两年,炮弹不打了,兵不养这么多了,有的兵参加生产事业了,情况就会改变,现在需要你们多负担一点,税收恐怕还要增加一些,当然,如果多到妨碍生产的程度则应当减少点。处在今天困难的情形下,工厂能够不断生产,不赔本,就算是胜利了。公营企业中甚至有的还蚀本,也要继续开下去,用赚钱的厂贴赔钱的厂。今天工业的利润不可能很多,但工业的前途很光明。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钱的时候在后头。

  你们有些困难,像原料不足等问题,可以向政府声明,政府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比如你们想到山东,河南去收买牛皮,政府给予帮助,完全没有困难,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就希望你们提意见,和我们合作。上次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很好。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但是目前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还不宜于建立。

  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如税收、原料、贷款等等,看需要来设立;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一切问题和意见,可以向这个委员会集中。

  对外通邮电的问题,可以商量。和外国通邮电,只要在不丧失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经过外商与外国建立关系,这是临时办法,不是永久的。和帝国主义来往,只要不丧失主权,不致束缚我们的手脚是可以的,和外国人做生意有好处就做(他也愿意,两利)。这是讲生意。政治问题是外一回事,诸位可以不谈。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今天帝国主义来找我们,这口气我们不能忘记,就是说,不要忘记民族立场,但是有好生意还是照做。

  商标假冒,是不好的。

  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是临时的)。

  是不是要限制股息呢?李烛尘先生主张要限制,以利润的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作公积金,三分之一作股息。

  我觉得顶好现在不加限制,股息的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据说现在投机利润最多,其次是商业利润,最低的是工业利润。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投机家破产最好),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私人房产问题。听说现在有的房主不修房子,怕分。

  我们的方针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房子必须没收外,其他一律不没收,而且保证私人产权,鼓励出租。政府不号召搞减租运动,而号召交租。房租由双方议定,有纠纷时再由政府调解。有钱可投资于房产。至于地皮问题是另一件事,现在不作宣布,恐怕将来要归国有。地皮是国有,房产是私有。将来要盖房子、盖工厂,可以向国家领地皮,不必花钱买,只由国家收一点地皮税、房产税。好的地段多收点,差的少收点。房子垮了,地皮仍归国有。不过将来建筑房子要有规格,不能随便盖。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的,是要真正做到两利的。在执行的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不至于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规律,不是谁可以制造的。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的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哪一条路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它好得很,其实是苦得很,它在闹生产过剩,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就要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走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做,非打不可!好像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个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提了,于是就非打不可,所以他们苦得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З卿先生(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你们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在向你们作斗争,你们很难办,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了的,如要求工资增加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是两个阶级在斗争,现在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地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号召工人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起来。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同意后,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

  但光靠那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玩花头是不行的,如果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和工会、政府、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结果使工人对你们印象很不好。这样做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是会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的。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股息应该提高,如果工人工资过高,你们自己可以提出来。

  李烛尘先生提到办合作工厂问题,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雇请工人和辞退工人,你们有权,但必须是为了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是挟嫌借故裁撤工人,只留下你的亲戚朋友,而他在生产中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就要斗你。听说私营工厂也有官僚化,也需要和公营工厂一样整顿一下。工厂办得好,才能说服工人,才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与工人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

  工人起来了,话说得不好听是有的,于是你们便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自然,工人不守厂规是不对的,我们已告诉他们要遵守,你们也可以接厂规处罚。同时,你们又需要在劳资两利和尊重工人人格的原则下,修改一下旧厂规,交给工会和工人讨论,他们同意后交政府批准。如果有的条文工人不同意,双方无法妥协,就交总工会、政府加以判断。条文成立以后,双方便都要遵守,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工人对厂长职员轻视们不满意。一般知识分子常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身份,工农没有身份。这和民主精神是不合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对敌人而言,但在中国人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常自高自大,耍架子,凭架子吓人。

  现在,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和工人一样。

  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高低,除了在职权上可以指挥工人外,其他问题上,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去建议。在美国工厂里职员和工人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这很好,这就是放下架子。高人一等的等级思想是贵族思想、封建思想,不是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就是人格平等。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在汽车上,我就汽车快指挥”。又像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经理陈荫堂的表现,便都是尊重工人人格。这样做,可以使劳资关系更好一些,矛盾、斗争更少些。我们的军队里官与兵分不出来,大家共甘苦。我们在这里的上下干部之间为什么不闹事呢?也是因为能共甘苦。

  以前的社会风气,是有身份、有架子的人才能吃得开,这是社会罪恶。如果说剥削是罪恶,也怪不了哪一个人。

  过去你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一方面又剥削了别人,这是剥削社会的罪恶。我们现在要改的是社会制度,并不是对哪一个人有仇恨,说放下架子也是一样。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