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陈云[25]同志方才讲到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35],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以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是分散的。最初有几十个根据地,等于几十个国家,每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税收、银行、票子、工商业等。如五台山与太行山这两个地方,十多年都是各自为政,石家庄打下来了以后,两地做生意碰了头,但是票子不过铁路,彼此货物流通都要抽税。那时这边涨价,那边落价,有几千个工作人员在彼此斗争,而且双方都是共产党员。这问题不解决老百姓怨声载道。现在平津与东北不好做生意,就因为税收和票子的问题不统一。天津和上海与外洋都通了电信,但是和沈阳与石家庄却不通。

  在进出口方面,各地区彼此竞争。山东、华北、东北各地都与香港做生意,但却彼此竞争买西药、军用器材;出口方面也是一样,大家都想出口,彼此压低了价钱。工业上也存在着割裂状态。例如山东缺少的东西,天津工厂却多得卖不掉;又如天津生产了很多电线,而东北却缺乏电线,彼此间是隔绝状态。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这就需要总的统帅机构。

  本来想等联合政府成立后,再来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机构,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使从现在就着手进行,到联合政府成立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办理。如果把不可能或者不需要统一的。硬统在一起,事情就会搞糟。只能按照有需要而且有可能的,初步由中央接管,如把所有的都由中央管,那就不行。我们在管理上是多设部门。如纺织业,单是宋子文的中纺[36]公司所有的人员,就比现在我们中央的任何一个部的人员都要多,再加上丝毛麻等私人纺织业,总共有几十万人,需要一个部门来管,五金方面,本溪、鞍山、石景山、太原等地现有的钢铁业已经不少,再加各地的兵工厂,集中起来也要一个部门管。燃料方面,煤、油据说甘肃方面规模已经不小,各地国营煤矿也相当多,再加上其他动力燃料,事情也很多,需要一个部门管。除财政外,商业对国内外贸易,生意很大,现有的贸易公司,任务重,所以商业另设一个部门管。中央政府多设几个部门,地方上也多设一些,省政府不仅有建设厅,还可以有农业厅、商业厅等等。目前,军事时期大体上成为过去,建设事业成为全国各党派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主要的事。因此需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并使之健全和加强起来,以便工作更有成效。

  政策问题是全国各地方统一。先掌握政策,进而管理一些事务。大部分事务由地方管,政策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四面八方政策,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总的方针是这样,但仅有这个还不够,要把这方针贯彻下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最近我到天津去了一次,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些会上讲过,今天不防再讲一下。

  在天津时,我和大的厂长、经理接触过,也和工作干部谈过话,后来也召集过几十个人至一百多人的会,发现干部们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够;而产业界(也就是资本家)方面也有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多,例如天津的资本家不喜欢人家叫他们“资本家”,对他们的心情,连我在内,都不了解。天津的负责人很少与产业界接触,彼此隔阂不了解。

  天津产业界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是对贸易局不放心,怀疑有了贸易局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做生意。他们认为贸易局和他们抢生意做,既统制了原料,又统制了市常他们害怕统制。李烛尘[31]先生要到山东临清去销盐,事前问我们好不好?我们的工作同志说:“好”!他就去了,但我们在那里的贸易公司,一看这人是来做生意的,是资本家,于是把盐价一跌,李就亏了本,回来一肚子火。他说,现在的乡村跟以前不同,你们在那里有组织,买卖不好做。所以他下了结论:有贸易公司不能做生意。唐山刚解放,我们贸易公司的同志是懂情况的,他们和启新洋灰厂订了半年合同,和华新纱厂订了八个月合同。起先资本家很高兴,因为刚解放就做开买卖,解决存货滞销问题。但到天津一解放,洋灰、纱都涨价,资本家觉得太吃亏,又不高兴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一方面是他们担心我们抢他们的生意。

  另一个问题是税收。启新厂的洋灰卖给我们,按照合同价是四千元一吨卖的,但市价是一万三,政府去抽税,说市价是一万三,于是照一万三的价格抽税。华新纱厂也是这样,卖价比市价低,抽税却照市价。他们对税收问题很担心,这一项搞不好,他们的积极性也提不起来。

  最要紧的问题是劳资关系。我去天津这一时期,还相当紧张,这是由于工人自发行动的结果,在有我们工作人员的地方还好一些,因为这些人是共产党员,懂得劳资两利的政策;没有工作人员的地方就差一些。工人知道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因此闹翻身:要提高工资,失业的工人要上工,在工作上不听指挥。解放前,小厂的工人生活一向很苦,除在厂里吃饭外,工资只合二十多斤米,现在要增加工资,有的竟提高到四五倍。有的已失业好几年的工人也要上工。工厂里工人学马克思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他们摸不着底,对失业工人要求上工以及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心里是不造成,但嘴上又不敢说。只要是工人代表一到他们那里,他们心里就害怕。工人问资方的意见,他们总是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工人提出什么要求,资本家都赞成:不应上工的也上了工,不应加工资的也加了。工人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工会也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其实资本家心里并不愿意。这种不抵抗主义,是消极心理,打算反正垮台完事。

  除了劳资关系之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李烛尘先生讲,毛主席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谈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时,只说:一是国家经济;二是合作经济;三是中小资本主义经济。他说,毛主席在这里只提到中小资本家,没有讲大资本家。他觉得自己是大资本家,因此没有他的份儿。有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算大,也是中等。

  他说:今天不大,明天就大。因此,担心他的发展前途。

  这个问题产业界很关心。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要在哪天哪年搞?怎样搞?这些问题他们感到摸不着底,只看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仍觉得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摸不着底。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资本家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敢做生意。

  天津解放后,有二三个月没人去理会产业界,有些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不愿意和资本家接触;有些共产党员怕说自己立场不稳,故意避开他们,资本家就更害怕。恰巧,还有上面这些问题,资本家不太放心,尤其是比较大一些的资本家更不放心。有一次,新华社解答公私兼顾的问题,说对私人资本有四种限制,就是: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条件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并说不要限制得窒息至死。

  资本家一看,配合实际情形一想,更觉得不得了,窒息不至死大概也是活不了:税收政策如启新、华新征得过重,价格政策大概就像临清贸易公司压低价格和李烛尘先生抢生意,活动范围也就是这样,劳动条件不外是过高工资等等。他们认为在《天津日报》登载着新华社的这一答复,表明中央的政策是如此。我去时,已经有人准备收场,或者是吃完了算数。他们准备逃走,对隐藏的财产也早就安排好了。例如东亚毛织厂的一部分资金早已逃到香港。要他们把这些隐藏的资金投入生产,不让他们摸到我们的底是不行的。

  我去,他们要摸我的底。他们说,你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我说:“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共产党员在工作时,先要把底给他,不要等他来摸。他不放心,工厂生产搞不好,工人失业,社会不安定。天津解放二三个月,我们不但没有消除同他们的隔阂,而且隔阂更加深了,不把这点搞通是不行的,是很大的危机。李烛尘先生卖盐的事,我说临清贸易公司的做法不好,要他再去销盐,保证不跌价。整个的原料市场共同分配。有些原料还要进口,如东亚公司希望要澳洲羊毛,而我们的贸易公司不想进口,如果真不进口,他们的工厂只好不开。原料市场要适当的分配,但由谁来分配?我说资本家分不清,他们老是为分不清而打仗。但是我们可以分配一下,决不至于打仗。天津一家私营纱厂,收购的棉花比贸易公司的还要多,能保证几个月用不完。我说,你们别高兴,以后乡村里组织好,你们一点也收不着。原料还是大家分,彼此都不够,都分一点。至于税收政策及启新、华新两公司合同的事,我说,卖价比市价低却按市价抽税的做法不好,并说你们提出修改意见吧!第二天又让贸易公司的同志主动地找他们解决。

  目前税收是照国民党税率收的,收得相当好,收入八亿多元,开支只四亿,收入超出开销一倍多。我问他们,过去缴国民党的税不说重,现在为什么说重?他们说,国民党的税可以多缴,也可以少缴,国民党的人员贪污,给他们一些贿赂就可以少缴,你们的同志不贪污,少缴一点也不行。我说,税收可以改,国民党的税不合理,你们提出意见来。不过农民负担很重,要参军、缴公粮、出民伕、还要代耕。城里人只出一些钱,要对得起农民,负担要重一些,但不能重到赔本,赔本就是过重,过重就不行,还是勉为其难。至于工人不守厂规,我说,你们可以重拟一个厂规,叫工人看看,让政府批准,政府批准了,然后按章程办事。现在公司法因为《六法全书》废除也不存在。还有些公司因为有一些官僚资本而害怕又不敢直接了当地说,这些股份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到三十。因为北平自来水公司有百分之二十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接收,而引起他们的害怕。

  开滦煤矿有交通银行百分之二十的股票,也有些害怕。我说,公司法你们可以草拟一个,我们看一下,在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先颁布一个临时条例执行。

  关于劳资两利问题。我说,有些工厂工资增加太多,这不行,要与工人商量,把工厂经济公开,说明这样做要亏本,这是要求过高。有些要求是不适当,如要求资本家一定要用多少个工人等等。我要天津也拟一个处理劳资问题的临时办法。资本家感觉这种态度不错,至少是合作的,照顾他们困难的。后来天津工人开代表大会,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说工资过高不行。过高怎么办?降低,而且要自己降,不降不行,否则吃完了怎么办?!我是共产党的人,目前不主张给你们增加工资,而且有的还要降,你们一定不高兴。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高兴,我的话要说到,不说不够朋友。要不,到那时工厂关门,你们无论是找工会,或者是找人民政府都没有办法。有工人说,工会、政府都不管也不怕,自己可以开合作社。但是这方面我有几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不行。从大革命到江西闹土地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在太行山,工人自己搞合作社,结果还不是关门?土改时收了地主工商业,变为合作社,也还是搞不好,结果还是把机器拆散了,破坏了生产力。所以后来就禁止工人、工会接收工厂,同时也不准厂方把厂交给工人。总之,高工资不行。为了工人不失业,只好降低工资。工资少吃不饱,但可以吃个半饱,这总比失业好。那天我对工人的讲话,同时向全市广播,资本家都留心听,一听是真的,认为这就是底,有了底就算确实了。

  在理论问题上,他们有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剥削者和资本家名称问题。他们问这两个名词能不能改?我说,改也好,但是怎么改?他们想了一阵,还查了希腊字典,也没找出个适当的字。启新厂的周经理[37]比较开明,他承认剥削,但他说由于剥削,一个启新厂发展了一个华新厂,后来又发展了一个大冶水泥厂。照发展生产看来,还应该办第四个厂,但是厂愈多,剥削也愈多,剥削是罪恶,罪恶也愈大,将来的结果还不是买了个枪毙!

  总之,他觉得将来没有前途。李烛尘先生不承认剥削,说生产是社会的,主张三三制:员工红利占三分之一,公积金占三分之一,股息占三分之一,或是把股票分给工人。

  他是想逃避剥削者这个名词。这名词对他们是个大负担。

  我说,名词改也好,不改也好,改成好听的名词我也赞成,但剥削是客观现实。宋З卿[38]经理说他们公司没有资本家,东亚公司有一万股,经理是雇用的,所以他也要求参加工会。有一次,工人在开会,他这位经理跑去了,工人不好意思拒绝他,工会主席在会上宣布,经理是来宾,并表示欢迎。他一想:自己是经理怎么算是来宾,因些很伤心。他又问,只有几百元的股东算不算资本家?我说,社会生产当然没问题,一切生产是社会性的。只要有了商品经济,连小生产者的生产品也都是社会生产。但问题是占有却属于私人的,如房屋、机器这些生产手段都是私人占有。社会主义是将这些私人占有的生产手段变为社会所有。

  现在你们占有了房屋、机器,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归你们所有,不管是赚了多少钱,分红是三分之一也好,还是四分之一也好,剥削是客观存在。不管是有一万股东或者是更多的股东,你是经理,股东的总代表,对股东负责,有义务也有职责把股息分给股东,你还不是剥削者?问题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剥削,而那种社会制度决定了你不剥削别人就是被人剥削。你们剥削工人,四大家族[5]和帝国主义又剥削你们。所以你们是双重身份。就因为你们反帝反封建,我们才可以和你们联合,所以你们也是革命的朋友。新民主义革命三个敌人四个朋友[34],我们把你们放在朋友中,没有放在敌人中。剥削是事实存在,但剥削好不好?公周叔Ё先生说剥削是罪恶,你们也说有罪。我说既有罪也有功。失业工人请求复工希望你们剥削一下,东业公司现在有一千多工人,如有两千多好不好?好!工人好,社会也好,你们好,共产党也好,不要说两千,有两万多工人更好。周先生打算办第四个厂,如果能办五、六、七、八个厂更好。资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你们是进步势力,才是革命的朋友,有功劳,但剥削还是剥削。共产党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有它一定的功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就明白地说资产阶级有历史上的功绩,“资产阶级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39]只要有私人资本存在,即使三分之一算作红利还是剥削。我这么一讲,他们觉得也合理。

  二是社会主义问题。首先对于限制政策,他们有好些人厌恶。我说,限制有什么不好?贸易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总要有些限制。如李先生要求我们限制临清盐不跌价,贸易公司的盐不跌价,你也要不跌价。又如北平的肥皂太多,要求政府指导,这不是要限制肥皂厂发展。所以限制是保障生产。“私兼顾”是限制政策。我们的口号是“先公后私”。以方照顾是相互限制。“劳资两利”是要两利。税收问题,是你们限我们一下,我们也要限你们一下。活动范围现在除投机资本及铁路外,并没有什么限制,连轮船你们也可以搞。现在是自由发展,将来要限制。今天因为肥皂厂太多要限制;假如明天毛织厂太多,是不是也要限制一下?!新华社所讲的对私人资本四项限制的意思也就是如此。毛主席《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文告是一九四七年写的,他在文告中只说到中小资产阶级,但并没有说不准中小资产阶级变大。你们说变大了就不行,这是你们自己加的。

  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公开声明一定要搞。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就要走帝国主义的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假如你们找到第三条更好的路,我们共产党一定拥护你们。走帝国主义的路,你们不赞成,那么你们也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

  如果在没有工业化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现在是没有工业,专门搞工业,将来货物太多就成问题。货物太多也是两条路:一是关门,这条路工人不欢迎,人民不愿意,你们也不愿意;一是抢市场与原料,希特勒还抢不到市场,你们的本事大概比他要差一些。既然不想搞帝国主义,现在就要想办法,现在不想到那时就没有办法了。想黄河不流进渤海,到山东设闸不行,要从青海起就设闸,一开始就给以限制,最后才能使黄河不流入渤海。现在给你们一些限制,最后就可以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这一讲,他们比较了解了。

  他们又问我社会主义怎么搞?我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可能具体地讲,他们一定要我讲。我说,社会主义是要没收私人工厂的。马克思说这是革命,毛主席说这可以和平到达。要和平达到现在就要设闸,慢慢地去做。可是怎样和平法?很难讲。我给他们打了一个比方:如你们东亚毛织厂宋卿经理管得好,比我们进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生产力高,一个工人的生产力大于一个国家工厂工人的生产力,一个银行职员抵得上我们二三个,如果我们把国家工人生产力提到这么高,不也是进步?!你们技术上行,战术上行,但战略上不行,而我们正相反,这就应该向你们学习。如果经过二十年,一个东亚厂发展成八个,这够你搞的吧!也许二十年后这些厂收归国有,只要你不反对,宋З卿先生有本事,还请你当个厂长。那时工厂更多,你本事大,八个工厂不够再加八个,十六个厂你干不干?他说:那为什么不干?我说,干,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愿交给你干。他问:我的股东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股东来了。我说,这些产业有代价地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还退不完,号召一下,像乡村中有人献地那样,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四年也都可以。那时情形也不同,工厂多,职业多,不靠股息一样过活,而且资金多,股息也低。即使工厂不收归国有,生产过剩,也得关门,结果也还是交给国家。到那时,这样做才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也许这是一步步地搞,慢慢地分多少年走,反正用不着急,一切都可以迁就,只有“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能牺牲。你们要摸底,这就是底。那时,大家觉得要收归国有就收,大家觉得要慢一些就慢一些。慢,你们就觉得不痛,不痛就不反对,不反对就对大家有利。有的人心里不愿意,只要口头上不反对,那也没有什么,只要没有反抗的行动就不要紧。对坚决反对而且有反抗行动的人,才送进监牢。

  所以我说今天扩大剥削范围于人民有功。

  以上所谈的是两个原则问题,其他还有一些问题,如加入工会问题,资本家是不能加入的,工人开会,经理来了当作来宾,这很客气,很好。有人说工人讲话不好听。

  我说,你们是有身份的,今天工人也有身份,大家都有身份才好。过去你们骂工人,今天工人骂你,当然这也不太好,我们也不赞成。但是你们自高自大,这也不行,要放下架子,不要轻视体力劳动,要讲平等,这点连美国式的民主也赞成。

  关于劳资问题,我在职工会上就是这样说的:今天资方是朋友,要联合他们。但下面还有一句是: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他害怕这句话。我就是这样讲的。我对他们说,劳资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不能调和,只能缓和。工人对你们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们也一样向工人进行适当的斗争,这样才能“劳资两利”。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是“适当的”,过火就不行。工人代表来,你们向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态度就不对,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是不答应。而且斗争都是你们先开始斗的。宋З卿的工厂里有一个女工,劳动很强,宋非常喜欢她。一次,这女工病了,送到医院里去,检查结果是肺结核,厂里打算赶她走。女工写了篇文章在报上登出来,工厂里就不敢赶她。我说,这是斗争,是你向她斗争,她也向你斗争。这种有病的工人一二个厂里还可以养得住,如果有几十个人怎么办?但工人被赶也没法生活,不行。这是生死斗争。如果你们还像上面讲的那样对工人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将来工厂搞垮了,共产党不负责任。但斗争是要合法地进行,打、骂等不行。有一个厂工人要求在“五一”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厂方不敢拒绝,也不想发,就去问工会,总工会说:“不要发,你发了,别的厂也要求发怎么办?总工会给他撑了腰。结果厂方对工人说:“我们本来想发,总工会不叫我们发。”这是狡猾的斗争,是不合法的。以后国家设劳动局,缓和一些斗争。

  这么一讲,资本家由消极变为积极,隐藏的资金也拿出来了。天津国家工厂员工有七八万个,私营的还超过八万,私人企业不积极起来不行。一旦他们动起来,国家工厂一定有许多办他们不赢。天津大小工商业有四万家,这些私人企业在生产方面是无政府状态的,有它的破坏性,但不积极更不得了。资本家原来不放心共产党,但我们把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推翻的时候,他们是又惊又喜。

  我说,共产党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把大门的钥匙拿在手里,现在门打开了,你们好办工厂。现在有些事资本家还摸不清。例如东亚公司就有北伐以前湖北督军王镇平的资本,他们还怕我们大搞。但我说,只要有利于国民生计的就不没收,你办总比我办好吧!

  如果能解决困难,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把前途说清楚,资方就安定,而他们生产一积极,工人也安定,这是走向社会建设必要的条件。现在财政经济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弄好不行。一个天津有几万家工商业,连员工家属就有好几十万人,这许多人不安定,社会也没法安定,一个天津弄不好,整个中国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