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




  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可作为晋西北参考。晋西北和华中不同的是地大、人息经济落后,但某些原则是可以通用的。

  党中央曾提出发展华中、巩固华中的任务。经过对敌伪的抗击和反磨擦的胜利,建立了我们的根据地,建立了政权,华中的发展基本上是完成了。接着的问题是巩固根据地,其中心一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以提高其觉悟。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参加各项建设,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把政权搞好,把财政经济工作搞好。这样,党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也才会真正搞好。基本群众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过好这一关,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拿统一战线来说,如果群众工作搞得不好,群众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有站起来,那末,抗日统一战线就会只是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如果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应该加紧做,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以至十年八年,都非要把这一工作搞好不可。

  因此,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

  我们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吃饭,为出风头,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

  马克思、列宁常常讲,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基本群众的联系。又讲到,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本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六条中说,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视着我们,时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来勒死我们。我们在太行山曾截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示,说破坏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共产党对群众的强迫命令。共产党如果单靠枪杆,单靠同地主、士绅、商人搞统一战线,是没有前途的。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不可在行动中有任何违背。

  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口头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一到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还有的同志把群众工作的地位看得很低,这是非常不对的。把人分成等级,把各种工作也分成等级,把群众运动的工作看成很低的等级,这不是共产党应有的观点,而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点。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农会工作搞好了,青、妇团体也会搞好的,工会工作也同样。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是这样的: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

  中心区、村在开始发动群众时,由政府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召开士绅、地主座谈会,说明群众运动要来,讲清政策,减少顾虑;同时工作团挨家挨户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联络和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在群众酝酿成熟的基础上,召集全村农民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问题,选举农会筹备会。

  应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下手(比如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的胜利,提高农民的热忱和信心。还应加紧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然后成立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

  成立农会时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县长、军队首长也要去出席,并讲话鼓励,以示对农会的重视。影响一传开,非中心区的农民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这时候,中心区、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转移到非中心区。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来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形成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潮流。

  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要认真准备好一篇讲话: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创造的。

  饭哪里来的?房子哪里来的?一切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但是未创造世界的,却占领着世界。这里要注意打破农民的迷信,说明人受两种压迫,一种是自然的压迫;一种是人的压迫,人剥削人,人吃人。世界没有地主资本家可以成为世界,没有劳动者就不行。应以外地农民起来斗争的经验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说明工人农民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一了解这个真理,会非常兴奋,就会主张:索性把这世界推翻吧,把那些地主老财都干掉吧。这时要特别向他们说明统一战线的重要,今天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和地主老财讲统一战线,共同打日本,这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同时也就是为了农民工人的利益和前途。这种革命阶段的性质一定要给他们说清楚,并要说明根据地的重要等等。这篇讲话,一定要准备好,语言和举例应当是当地农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农民听懂了,觉悟会提高的。华中那些刚觉悟的农民,常常兴奋得睡都睡不着,跑来问这问那,提出许多问题。

  这样,农民的革命思想树立起来了,农民说“换了一个脑袋了”。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遥农民在提高了觉悟之后,心也发痒,嘴也发痒,会到处去讲,进行宣传,那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

  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说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谓斗理,就是进行说理斗争。地主是很狡猾的,他会用种种方法来恐吓农民,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不减租减息没有道理”的舆论潮流。有了理,就会得到社会的同情,能大大增强农民的斗争信心和勇气。所谓斗力,就是较量力量的斗争,依靠有觉悟、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去斗垮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一切阴谋诡计。减租减息时,可从开明的地主先减起,因为容易一开始就做好,促使地主内部的分化。

  对那些不减的,就和他斗争。可选择一个最顽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来了,其他地主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谓斗法,就是依据法律进行合法的斗争。发动农民到地主家里去谈,说明为了抗日而减租减息。农会并可开会,请地方长官和地主参加。在会上表扬开明地主的大义,对地主的普遍减租表示感谢,以消地主的积恨。遇敌人扫荡时,农民就去帮助地主空室清野,以示共同抗日,互相团结。抗日民主政府应用自己的法令来保障农民的利益,制止地主的破坏活动,同时又适当照顾地主的利益,使地主服从和拥护抗日政府的政策。

  要有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一切工作才会做好。农民起来了,为防止地主打黑枪,自动要求发枪,民兵也就起来了。

  他们关心政权了,政权也就巩固了。农民“换了脑袋”之后,加上一个决心,不怕死,参加共产党的多了,党的力量就壮大了。

  在群众运动中,还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过去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常常代替、干涉群众团体,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关系搞得很混淆,表现在政府代替群众团体,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派群众团体干部做政府工作等。

  如果是政府代替群众与地主作斗争,就会失掉政府立场,不能兼顾地主的利益;而群众未发动起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是八路军、共产党给他们的利益,减租成了“恩赐”。结果,把地主闹翻了,群众又不拥护。这样做的人本意要做好事,结果是做了坏事。应当了解,脱离群众,少数人与地主斗争,是不允许的。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应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党、政府、军队代替群众减租减息的方式应该禁止。

  政府过多地集中群众团体的力量突击征粮、征税、扩兵等,就会使群众团体放弃了自己本身的任务和工作,使群众不能正确认识群众团体。比如好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说农会是八路军的、政府的农会,而不说是自己的。我们要组织农民自己的农会,工人自己的工会,不依靠劳动者以外的任何英雄豪杰。党、政、军派去农会工作的干部,应以农会名义进行各项活动。一切好事,于农民有利益的事,都应交群众团体去做,而群众团体要教育群众拥护政府、拥护八路军,群众团体干部被派去做政府指定的工作时,应完全以政府名义,不用群众团体名义。如果群众团体代替政府征粮、征税、捕人、审案等,就成了两个政府,结果变成了无政府。至于群众团体代替党的现象,有时表现为不去搞经济任务,只去搞政治宣传。自然,不能把经济任务与政治任务完全分开,但它们是有区别的。

  因此,党、政、军、民关系要区别清楚,同时又应该相互很巧妙地结合。是巧妙的结合,而不是混合。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领导一元化,是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统一,不是绝对的,不是取消各种组织。从单细胞到高级动物是发展,越是高级动物,细胞的分工越细密。我们今天的各种组织分工要科学、明确,不能混淆。划分职权之后,然后统一。现在客观要求分工,主观却分不清,把结合变成了混合。

  党不能直接领导群众团体,而应通过自己的党员去领导。

  政府与群众团体,应互相协助。

  怕群众团体威信高是不对的。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桥梁,群众团体威信提高,也即是党的威信的提高。

  群众团体有极高的威信,号召群众拥护政府才有力量。农会如果威信扫地,就难以号召农民拥护政府。所以,群众团体在群众中的威信越高越好。这种威信高,是党的领导的结果。

  第二,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

  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

  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巩固的群众运动。有领袖、有纪律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运动。群众领袖应是成千成万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

  党应培养、教育干部成为群众领袖,这是重要的事。应派干部下去经常做群众工作,长期培养,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

  在华中,派干部去作县长,先不派到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众中有了威信,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至于外来的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要与群众密切联系,熟知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也可以成为群众领袖。

  第三,群众运动中如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地对待。

  群众运动起来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发生,因为群众不动则已,既动起来,往往超过我们的主观愿望,有些过左、过火的现象。有的同志对这种现象,感到害怕。应该认识,群众运动起来发生过左是一回事,领导的过左又是一回事。应该把群众行动上的过左,和干部领导上的过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这是有原则差别的。领导上的过左,是左倾机会主义,是犯错误,是不允许的,应该禁止的。群众起来有些过左的现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应该害怕的。

  因此,应加强我们主观领导能力,力求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防止右倾和左倾。群众运动本身有时左有时右,无论如何我们的方针要拿得稳,我们主观领导决不能左右摇摆。

  怕左而不发动群众,或以为左一点不要紧,而用左的领导思想发动群众,都是不对的,要切实避免。

  我们不怕群众过左,而怕自己的干部过左。四项动员时,不是群众左,而是派下去的干部左。结果,把地主弄翻了,群众未起来,把自己孤立了。

  我们对群众运动,一定要在领导上控制得祝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领导上的控制,出于群众的自愿。比如大革命时,武汉码头工人自发地驱逐巡捕,占领了英租界,一二十万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游行示威,并要全国总工会负责。全总负责同志说明停止是不可能的,当晚找了群众领袖,提出示威时绝不能动手,不要损坏东西,这在思想上控制住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围领事馆,搞了一天,没有发生一点事情。这是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一次的群众运动,对于收回英租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正确的领导下,群众中个别的左是能够纠正的,群众自己是能够建立起纪律的。群众中的领袖,也可能搞得过火,但我们应该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教育,爱护他们的革命热情,绝不能向群众泼冷水。如果有的同志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不知道爱护,而是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这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就不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