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四月)




  对于妇女工作,我是外行,过去工作情形也不大清楚,所以无话可谈。但从一般群众运动 (其中包括妇女运动)的做法来看,过去是否有不妥之处,因此影响工作成效呢?从这方面我可以说几个问题。

  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在这里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

  做妇女工作,首先要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过去有些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和指示,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只是一般地说二万万妇女。但是二万万妇女中,有城市妇女、农村妇女,农村妇女中,又有各阶层及各种不同年龄的人,因此必须具体明确认识工作的对象。只有认清了工作对象,才能进一步了解她们的要求和需要,才能替她们解决困难,为她们服务。

  整个来说,目前根据地的问题,是一个农村问题。根据地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农村环境里,农村的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农村是文化落后的、不卫生的。我们在农村中工作,就要分析农村的具体环境。很可惜,我们在农村里搞了十几年妇女工作,还有不少的人完全不了解农村妇女。我们吃了农民的饭,穿了农民的衣,住在农村里,但是我们的观点,还是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我们的工作,不是从农村的实事中去“求是”,而是从外国妇女运动历史类比中去“求是”;我们不去倾听农村妇女的要求和呼声,不从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出发,而从固定的公式、口号出发。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据我们看,在妇女工作中,过去经验不多,经验主义比较少,但还是有的。例如只凭大革命时期的经验、“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救国会的经验等,拿这些局部的经验,而且还是教条式地去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是从了解对象出发。

  由于这样,所以始终没有解决好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对于农村妇女运动,我们现在还不很懂得。过去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求是”的工作做得很少,我们一些“有学问”的“妇女运动专家”,始终没有求得农村妇女关于纺织、文化、卫生等的“学问”。教条主义把什么聪明才智都闭塞了。其实农村妇女运动不是神秘的,只要你接近农村妇女,就能了解她们的思想、观点、呼声和需要。

  如何去了解呢?可以做农村调查,找农民和农妇谈话。只要我们真正为他们服务,他们是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颈的。自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工作,但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小陶刚到杨家湾去工作的时候,帮助老百姓修纺车,有一个老百姓拒她于门外。当她真正替许多老百姓修好纺车以后,老百姓便把纺车送给她修,逐渐地就把什么话都讲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要真正从一个村一个乡开始,了解清楚,着手工作。如果真正了解七八个村,解决了七八个村的问题,那么农村妇女运动究竟如何搞法,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再把这种经验普遍推行,就可能形成一个运动,使整个运动提高一步。这就是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种工作非常实际,在开始时,要埋头苦干,要切实解决问题,不能浮夸,不能出风头。但在突破一点、推动全局后,你又能在全局上来指导这个运动,使群众得到一定的利益,群众就会把你当做她们的好朋友和领袖的。不实干,要出风头,跌下来,还是要从头做起的。

  过去的工作,有些不实际,没有能突破一点,没有能解决问题。有些工作是赶时髦的,例如过去从延安拍发给各地的妇女工作调查提纲,是党八股式的,不能解决问题的。

  总之,在过去工作中,不认真地去了解对象,不懂得从实际出发,不知道突破一点、影响全局的做法,这是一个缺点。

  自然,在突破一点以后,即在少数地方取得具体经验以后,就必须善于使这种经验普遍化,使之推动全局,形成运动,解决问题,不能老是去“突破一点”。

  第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区、敌占区的群众运动方针问题。这三种地区情况不同,方针也不同,这是大家口头上一致承认的,但到实际工作中就模糊了。在敌占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破坏 (在国民党区,我们同国民党是合作抗日,但对它的一党专政与反人民政策是要破坏的);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我们的工作方针则是建设。

  破坏和建设这两种方针有根本的区别,不容混淆。

  在我们根据地,也有一部分要破坏的东西,例如减租减息以破坏一部分封建残余势力。当你们妇委派工作团去绥德的时候,封建势力还维持着,对这些东西就要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就是在延安,也有要破坏的东西,例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但总的方针是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例如,减租减息是为了提高生产,反迷信宣传是为了建设新文化等等。有些文化工作者,认为延安还是“杂文时代”,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以为只要做破坏工作,而没有明确的建设方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区,也有一些建设,例如建设革命党、建设革命群众团体等,但是一切这些建设是为了破坏敌人,破坏一党专政。

  方针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思想上是否已明确认识呢?以后是否能保证不再犯错误呢?那就不一定。我们延安和解放区,也有缺点,但这是次要的,是胜利中的缺点,可以克服的。我们这里,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小米、草鞋……虽然不好,但这些是人民的。敌人那里也许有些好东西,但是可惜不是人民的。我们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以及敌占区的一切黑暗,大家听到那里的人民起来斗争很高兴,这是革命感情。你到底爱什么?爱人民,还是爱反革命?有些同志过去在工作中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方针上有错误。

  第三,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过去工作中,有些同志群众观点不够。我们是一切为了人民,是人民的勤务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为人民服务,妇女工作者为妇女群众服务,但一下子就要替二万万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要从几个村子、几个妇女着手。老老实实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应该建立起来。大喊大叫,装模作样,口号喊得高,样子装得象,但没有为人民做一点实事,这是要不得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吧!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只要你做好事,就会拥护你。人民养活了我们,要我们为他们办事,但我们有些同志不老老实实替群众解决问题,想这样,想那样,还闹别扭。现在各根据地,党、政、民脱离生产的干部有几十万,做了许多的工作——建立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但还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

  群众观点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群众路线。劳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早已指出,不是依靠英雄、豪杰、皇帝、神仙来解放人民,完全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

  但我们有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总站在群众之上去“解放”群众,这是恩赐观点,剥削阶级观点。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不是英雄创造的。因此,妇女解放也要妇女自己起来。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就是因为群众自己没有起来。

  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候群众觉悟,不知道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办合作社,就摊派股金,代农民做好每户计划,但是农民则把它倒贴在门上;变工也强迫,开会也变成老百姓的重大负担。因此人民中有所谓“日伪那里罪多,国民党那里税多,共产党那里会多”的严正批评。命令主义就是没有群众路线。

  我们对群众要强调其自动自觉,任何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自觉是搞不起来的。我们做群众工作,不要以群众解放者的资格与群众见面,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因为你们觉悟比较高,有理论,可以把群众的经验提高一步,转而教育群众,指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能否解放,决定于群众自身的觉悟程度。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群众,除了敌人自己的力量以外,也由于群众自身的落后和没有组织。如果群众觉悟提高,就会自己起来争取解放。在群众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地教育群众,一天一天地提高群众,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法。我们的革命作风,我们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步骤,都要能够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是强迫命令群众革命化。群众如果不发动起来,我们任何革命事业都是干不出来的。一切都要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

  第四,必须有坚持到底、百折不回、克服困难的革命工作精神。真正发动群众自觉是不容易的,要克服很多阻力,要长期忍耐地工作,要采取许多适当的步骤。如果今天搞一下,明天又不搞,事情就办不起来。这就不是群众革命性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性不够的问题。

  要有革命精神,必须去掉“爱面子”、“逞英雄”、“出风头”、“怕批评”等坏东西。自己有坏东西,还有什么面子呢?要保持面子,就必然会使自己趋于保守。有些同志,自己没有知识,为了维持“指导者”的面子,硬要拿出一套东西到群众中去,结果祸国殃民。所以改造思想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破坏,一方面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

  如果我们真能根据上述四点精神办事,又去掉“爱面子”、“逞英雄”等坏东西,那末事情一定可以办好。群众随时欢迎实事求是的人去指导他们。小陶的精神和方法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她在杨家湾工作几个月,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小陶好的地方在于没有一套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有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把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上层领导机关就要善于学习这样的经验,善于总结与推广这些好的经验,并培养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

  要善于做伯乐,认出许多群众中的“千里马”来,并继续加以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