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毛主席的报告很好,许多同志的发言也很好。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土地会议上主要是反右,也批评了、反对了“左”,但做得不够,积极想办法防止“左”做得不够。看到了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也提出了批评,但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

  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现在讲讲城市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一)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

  (二)城市的接管问题。接收城市的问题,现已大体解决,虽然仍有些毛病,但已能接收得使人民满意。不过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北平许多私人企业至今未开工。私人企业不开工,有的是确有困难,但是有些资本家想捣蛋、怠工,企图削弱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增加他们在工人中的资本,这也是事实。因此,我提议,在大城市中,如南京、上海,对于私人企业,凡属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者、捣蛋怠工者,原则上派人去监督,派军事代表去。现在一般地公布监督私人企业的法令是不适宜的。但对派去监督私人企业者,应给他和该企业以详细的指令。在派出之先,还应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了解情况(也可找资本家谈),搞清楚问题,有了把握再派去。对军事代表的职权,在指令中应有具体规定,如厂方应对代表做详细的报告,不准隐瞒;要组织工会,教育工人;要防止资本家的怠工破坏。对于工人罢工,党在原则上是无权禁止的。但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才能保障生产。自然,在必要与可能范围内,协助私人资本家解决其复工与生产上的困难,如原料、销路等问题,也是需要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接收后应迅速安排,交给适当机关去经营,以便进行正常的生产。当然有些企业是交不出去的,如上海的纱厂,交给地方是不能正常生产的,但中央政府又尚未成立,也无人接管,所以上海市仍应设法管起来。

  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应对接管沪、汉等大城市的大企业进行准备。

  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现尚未基本解决。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

  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但也不能去掉太多,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把城市建设起来,生产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接近起来了。

  (三)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在管理城市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依靠谁、做什么的问题,毛主席的答复是依靠工人,发展生产。

  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

  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

  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而我们与工人的联系减弱了,我们的干部 (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对工人工作生疏了,对工人的面貌也不熟悉了。所以必须努力学习,时刻注意毛主席关于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使工人成为完全可靠的。其主要办法有三:尽可能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勿使之过低;深入广泛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

  (l)关于保障工人生活。人民政府应给工人以可能与必要的优待。例如当物资缺乏时,除保障军队生活外,第一就是保障工人生活,要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后方机关职员较高。自然,工人过高的要求,片面追求福利,那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批驳过了。但因此而疏忽对工人生活的保障,对工人生活漠不关心,那更是错误。在极端困难时,工人生活虽苦,而我们的生活更苦,那我们就有理由说服工人,取得他们的谅解,获得他们的支持。陈云同志在沈阳对工人讲,不仅工人烧碎煤,我们也烧碎煤,好煤拿去开火车运军队打仗了。好煤是用来开火车对呢,还是用来烧火对呢?工人知道了这些情形,就没有怨言了。陈云同志这样讲是很对的。

  自然,共产党要为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而斗争,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给工人阶级以希望,那末工人就会说,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也如此,你们与国民党一样。

  我们必须宣传,将来工人生活是要改善的,现在生活苦是为了战争,为了建设,为了将来。

  目前,有许多农民说,工人生活好,不出差,不出公粮,这不公平。这些话,有其部分理由,但不能完全同意。另一方面,工人也说,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什么?工资未增加,工时未减少,种种情况与过去差不多。这也有部分的理由,但应向未来看。当然不能象对农民一样,允许工人“工者有其厂”,但应注意宣传解释,到将来一有可能,即要改善工人的生活。

  工资问题,现在仍未解决,到北平后就要召集全国的专门会议,或先从某一个企业部门研究解决之。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注意。

  (2)关于教育工人问题。我们一进城,即应着手进行教育,要以几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开展广泛的职工教育,开始着重于工人。对于旧的行会组织,应加以改组。对于旧职员,则应区别企业职员与政府职员之不同。企业中的旧职员,基本上不动。旧政府机构是要打烂的,可以留用的旧职员,一般也要调离原机关(除特殊技术需要者外)。原封不动地保存旧政府机构是不对的。

  总起来说,不管是职员、工人,均应加以教育,着重的是政治教育。方式是多办短期训练班,一两个月毕业,三四个月毕业;再就是上大课、夜校等。开始一个时期,上大课是主要的。李立三同志说,沈阳解放以来,住过训练班的职工有三千人,上过大课的有三万人。至于留用的旧职员,当然应受训练。

  我们现在许多训练班的教育内容,多着重于政策。政策是要讲的,但对于唯物史观的教育忽视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俘虏兵经过诉苦运动,一个星期就变了,掉转枪头,英勇杀敌。土地改革中农民的诉苦运动,也是这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凡啃住阶级观点、阶级立尝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的,大都站稳了脚;反之,立场就不坚定,尽管讲政策,但一遇到严重困难就站不稳了,就不能坚定不移。这是屡试不爽的。在对工人进行教育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必须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平津解放后,进行教育的条件是很好的,工人有充分的热情,找我们上大课,虽然下工后很疲劳,上大课还是来。如果进城半年还不搞教育,工人热情就会冷下来。所以要趁热打铁,大办工人训练班、短期训练班,选择优秀分子,办工人政治大学,象东北那样,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 (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然后才是讲各种政策,才是具体问题和具体组织工作。课程大约就是这四门。

  经过这样的教育,才能使工人,至少是工人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提高觉悟。接着就要搞职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原则上党在工人中应大量发展。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工人政治觉悟提高,组织上有了工会,还有大量党员,那未工人群众就成为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我们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是很重要的。长时期内,我们和工人群众是被隔离着的,彼此生疏了。我们许多负责干部不了解工人,工人也不了解我们,他们急于要了解我们。所以,负责同志进城后就应该和工人见面,向工人讲话,和工人接近,真正互相了解。

  (3)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全国总工会应该发一个关于组织工会的决定。全国产业工人有几百万,连手工业工人在内则有千万。应规定只有出卖劳动力为生者力才可以加入工会,而不要把小手工业者也搞进来。可以组织几个大企业的全国性的工会,如铁路总工会等。原则上要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来。

  工人代表会的方式很好,凡有三百个职工以上的工厂、机关,均可成立代表会。机关、工厂的代表会合起来,就是市的工人代表会议。

  城市的工人代表会议,可在工会成立以前就成立,开始是讨论工人本身的生活问题,逐渐到工厂的生产问题,再到市政等问题。市工人代表会议可作为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一个步骤。市政府的工作计划和意见,均可向市工人代表会议报告、解释宣传,让代表们讨论。工人代表会议搞熟练了,然后搞学生的、街道市民的代表会,搞几个月,搞年把,再发展到成立市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组织形式,有整个的代表会的系统,由代表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这就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的经常普遍运用的形式。厂长的行政命令在工人代表会议上通过,取得同意,而后下达,则容易贯彻得多。各地应抓住代表会这一形式,大量地搞。

  大革命时期我们没有搞,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也搞得不多,现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拖迟,就不利于反官僚主义,不利于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玻现在各地应成立人民代表会议。

  总之,生活有保障,工人情绪提高了;加强教育,工人的觉悟提高了;组织工人,工人团结起来了,就有了力量。

  这样,我们就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工人努力提高生产,撑我们的腰。于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工人也靠了共产党,相互依靠,我们与工人群众就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