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毛泽东和柳潜






  在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这所名震三湘的学校里,毛泽东除了深受“宿儒”符定一校长所赏识外,还结识了一批同样颇有名气的老师,其中有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柳潜先生。

  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早年酷爱读书,追求知识,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国运衰竭,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被著名教育家、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学校的国文教师。

  毛泽东肩挑书本和行李担子,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省第一高等中学,见到了他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柳潜。待毛泽东坐定,柳潜不由打量起这个新学生来——大约五尺多高的个头,身体虽算不上健壮,可一双眼睛却闪烁着聪慧的光泽;投手举足之间,显出朴素、稳重和大方,比一般年轻人多了几分成熟;身着一件短半截的旧粗布长衫,脚上穿一双圆口布鞋,这一身农家子弟的打扮不仅遮不住他的英才之气,反倒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青年后生,给柳潜留下了非常满意的第一印象。

  从此,毛泽东在省一中这所他日后称之为“很大的学校”里,开始接受第一次较高级的教育。同时,柳潜老师也为毛泽东这名省一中的高才生尽心传授国文、写作等方面的知识,成为毛泽东早期求学生涯中较有影响的老师之一。

  毛泽东进入省一中后,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获得了许多新鲜的知识。尤其是在柳潜老师的精心教育培养下,更发展了他的一些特长,特别是在写作方面的特长。在他入学的半年中,不仅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地位,还在1912年6月间学校举行的一次作文比赛中,力克群英,一举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毛泽东在这次作文比赛中的参赛文章,题目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论》,其指导老师便是他的班主任和国文教师柳潜。

  商鞅“徙木立信”的掌故,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大政治家商鞅取信于民、推行改革的故事。毛泽东在他的参赛作文当中,就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以高屋建瓴之势,道出了从历史名篇中所获得的感悟: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民与法之间的关系。他以为,法令只有利国利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否则便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毛泽东还用了不少笔墨,对商鞅的历史功绩和“徙木立信”之事作了评说。

  文章的最后虽着笔不多,却手法巧妙,言简意赅。毛泽东写道: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轍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这篇文章,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充分抒发了青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政治激情,表达了他对像商鞅这样一心为国为民谋福利的贤能之士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之情,同时也对那些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进行了有力地鞭挞。

  当然,假如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时,毛泽东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深刻影响,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结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而不是剥削阶级的腐朽统治。毛泽东这时还不足19岁,远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进步思潮中,居于主流的是康、梁的改良维新思想。

  但是,瑕不掩瑜,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仍是相当深刻的。这篇文章的落脚点就是主张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从而表达了毛泽东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不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统治者的不满。仅此一点,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便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第一个“读者”是柳潜先生。

  柳潜是这次作文比赛的阅卷者之一。作为毛泽东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他对学生的成绩了如指掌,毛泽东平常的语文水平在全校就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一点深得柳潜的欣赏,经常将毛泽东的作文张贴到学校的范文栏里供同学们“传观”。在这次作文比赛中,柳潜更是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因此,当阅卷开始后,柳潜头一个评阅的便是毛泽东的这份作文卷子。

  柳潜读着、读着,渐渐被毛泽东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毛泽东的作文内容翔实,气魄宏大,推论严密,文笔流畅,确实非同凡响。柳潜不禁拍案叫绝,高兴不已。

  柳潜怎么不高兴呢?!这里面既凝聚着毛泽东自身的勤奋和才气,也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啊!

  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刮目相看和特别对待。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之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阅读与写作水平有了一个较快的提高。对于这次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柳潜把它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进行了充分的赛前准备。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柳潜便指导和督促毛泽东全力进行论说文写作的强化训练。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及时提出修改意见。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难怪有些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认为,在省一中读书期间,是毛泽东从事论说文写作的开始,他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成为一代杰出的理论家,不能够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毫无关系。

  或许是因为这次作文比赛在省一中的建校史上是第一次的缘故,毛泽东早年在这里求学时被柳潜批为“传观”的许多作文都已散佚,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就只有《商鞅徙木立信论》了。笔者在采写这本书时,从有关部门保存的历史档案中看到,在毛泽东当年的这篇文章的上端,写有两个朱红的大字——“传观”。这是柳潜先生的墨迹。末页批了个满分,并附有大段评语。由此可见,阅卷老师柳潜给予这篇文章的高度评价。

  在文章的第一段文字后面,柳潜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如报笔,而文法亦入古!”文章论述部分的空白处,也留有多条红笔批注,如:“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积理宏富”等等。在全文的结尾处,还写有一大段总结性评语:“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参加优秀作文评选的评委们,一致同意柳潜所作的这些评价,都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同意把桂冠判给毛泽东。

  “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柳潜先生大概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批语后来竟在学生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中得到了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