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老先生一生淡泊,难能可贵”——毛泽东和胡汝霖






  有人曾这样说过,世上有着许许多多种感情,惟有师生之情最真挚,最令人难以忘怀。此论不无道理。

  作为—代伟人的毛泽东,其人际世界无疑是广博深邃的,其情感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最让他萦怀的,是与师友们的那份深厚情谊。这位泱泱大国的领袖人物,曾无数次地向中外友人念及老师们昔日给自己的恩惠。

  1936年,他在向斯诺追忆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往事时,曾经说过这么样的一段话:

  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师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师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这位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并令他念念不忘的老师是谁呢?他便是毛泽东在湖南省一中学求学时的经学教师胡汝霖先生。

  据笔者考据,胡汝霖系湖南长沙人,字孝谦,号鞠生,清末进士,曾经担任过县令。由于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看不惯封建官场的腐败,遂弃官从教。

  毛泽东在省一中读书时,胡汝霖先生是他最尊崇的老师之一。当时,课堂教学满足不了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便常常去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学校的图书馆有着较丰富的藏书,阅览室便成为毛泽东的又一求知场所。在这里,广泛涉猎课外书籍的毛泽东,引起了同样酷爱读书的胡汝霖的注意,便主动与毛泽东交谈。谈论中,他对于毛泽东所表现出的深厚扎实的文学、历史知识功底和对读书的浓厚兴趣感到惊奇,于是特别看重和喜爱这个学生。

  后来,胡汝霖又经常在学校的“揭示栏”里读到了毛泽东所写的作文,这些作文都是毛泽东所在班级的国文老师批示“传观”的。胡先生的古文功底是相当深厚的,当他品味着毛泽东那一篇篇文采出众、妙语如珠的华章时,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深感毛泽东是一位难得的“良材”。从此以后,胡汝霖便开始竭尽全力地关怀、培养毛泽东。

  胡汝霖见毛泽东求知欲极强,非常喜欢课外书籍,尤其是酷爱读文史类书籍,便常常把自己这方面的藏书借给他阅读。

  一天,胡汝霖特地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家中,在同学生交谈了一阵子读书的道理之后,将他珍藏多年的一部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了毛泽东。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四库全书》中又叫《御制通鉴阐要》,是清朝乾隆皇帝决定要出的一本史书,它系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因此命名为《通鉴辑览》。大臣们还将《资治通鉴》一书中乾隆皇帝朱笔写下的批语800多条,也汇集到该书之中,故定名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首是乾隆皇帝书写的序言,全书的重点不是通鉴的原文,而是乾隆皇帝的批语。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宣传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用编纂《四库全书》的大臣们写的“提要”上的话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即要建立一整套清王朝的文化统治政策。这部书共有116卷,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明朝的基本史实,全书采用编年体例,纲目相从,确实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好书。

  毛泽东从胡汝霖老师手中接过了这部书,欣喜万分地向老师道谢。回到宿舍后,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津津有味地通读了这部长篇史论集,深感收获很大。由此受到启发,他觉得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比按部就班在课堂上学习更有效果,认为学校里所学的课程太肤浅,内容太陈旧,校规太繁琐,难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不如自修。

  好书,使毛泽东尝到了甜头。他产生了退学的念头——他想看更多的好书——他要博览群书。

  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将看完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送还给胡汝霖老师,并把自己想退学去自修的想法跟胡老师说了。

  开始,胡汝霖并不赞成毛泽东的做法,极力劝阻学生不要离开学校和课堂。他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学生如能完成学业,将来必有成就。可是,毛泽东却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向老师述说了在家乡韶山、在湘乡东山学堂、在湘乡驻省中学和在新军当兵时的读书情况,认为选择“自由读书”的方式与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愿望志向密切相关,绝非凭一时意气用事的盲目之举。他告诉老师:在6年的私塾中,自己主要读的是四书、五经和一般的历史典籍,而其他方面的知识只不过是学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珠算、算术。后来考入东山小学堂这所新式学堂,十六七岁的他已初步树立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志向,并为自己取了“子任”的别名,深感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学好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教人以谋生的技能,则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钻,因此,学校开设的数理化等“格致”课,他只学了一点皮毛。上中学后,他对社会科学课程更是特别喜爱,每门功课都订有学习计划,学习也很刻苦。对一般课程只是听听讲,并不去钻研,对他感到肤浅和浪费时光的课程,则常以“病假”为由而开小差,或者进了课堂也是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偏科”所导致的后果是,有些科目(如国文、历史)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而另一些科目(如数学、理化)则往往只够个“及格”,甚至落在了全班的最后,他在老师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学生。这种状况的出现,使生性要强的他常常感到压抑和惆怅,日益对这种同他的理想和志向相背离的应试教育心生厌倦,更加向往那种不受课堂和课程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读书”方式,真正实现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夙愿。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胡汝霖深为学生那独到的见解和非凡的志向所动容。凭心而论,作为一名有着数十年读书经历和教学生涯的资深教师,他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弊端是知之甚详的,因而也颇为赞成学生的上述看法和走自学之路的选择。

  于是,胡汝霖在再三思量之后,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支持学生退学自修。他同时也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自修确是“颇为有效的读书法”,但只有认真掌握自学的方法,方能够事半功倍,学以致用。他希望学生学思结合,真正求得真知。

  见老师同意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起身向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衷心感谢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临别时,胡汝霖再三叮嘱毛泽东,自修中假如遇到什么困难,别忘了来找老师。

  毛泽东从省一中退学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学习。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走进图书馆时,毛泽东见到各种中外书籍和报刊杂志,惊喜异常,不知如何下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好像老牛进了菜园,口口都是好料,不知从哪里下口。

  一次,他到胡汝霖那里拜访先生,交谈中说起这种情况,并向他请教如何选择好书和怎样读书的方法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胡汝霖首先以精辟的见解,回答了毛泽东关于“什么是好书”的问题。胡先生的看法与常人不同,认为旧时对于所谓“好书”过于苛求,如朱子《读书歌》就说,好书最难逢,好书真难置。《父师善诱法》中也讲:“天下书,虽至多,而好者极少……即如四书讲章,何止数百家?其好者,能有几耶?故人欲读一书,宜问有学者;何为善本?得其指点书名,方可购求。不然,误觅庸陋之书,鲁莽诵读,我之学问,反为其所卑隘矣。”他批评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太陈腐保守了,束缚读书人的手脚和思想。所以他指出:书,作为一种知识的传载体,只要能给你某种启示,能引起你的感情共鸣,能开发心智,这便是好的。因之,读者只要是为求知而读书,必定是开卷有益的。有人骂闲书、杂书诲淫诲盗,殊不知《西游记》、《水浒传》、《石头记》,还有大禁书《金瓶梅》,乃同“四书”、“五经”、《史记》和唐诗、宋词等在书林共领风骚。

  胡汝霖很赞赏古人关于读书方法的经验之谈,他向毛泽东口授了《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总要:“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不备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胡先生希望毛泽东认真借鉴前人读书治学的经验,掌握好自修中的诀窍。他让学生先去了解馆藏情况,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结构的层次,选择学以致用的书,选择好书和新书,急用的先读,通俗易懂的先读,然后由近而远,由浅入深,扎扎实实,博览群书,真正学到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听了胡汝霖先生关于读书的一席话,毛泽东感到深受教益和启发。他回到湘乡会馆后,拟定了一个以攻读社科书籍为主的自修计划,制定了别具一格的学习蓝图。

  毛泽东寄宿的新安巷湘乡会馆,距省立图书馆约三四里地。为了充分利用开馆时间,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馆,图书馆关门时,他最后一个出来。只是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个烧饼或两块米糕充饥。从酷暑到严冬,毛泽东日复一日,早去晚归,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师傅,深深为这位衣着朴素,学习异常刻苦的青年人所感动,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位管理员,后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在定王台自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时,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还要“撵”他走,因为他一看书就着迷,不提醒他,是记不起回家的。的确,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毛泽东贪婪地读书,每读一本,他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他回忆这段自修生活时,也曾风趣地说:那时进了图书馆,“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这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面很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童话故事书籍。不过,他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读了大量反映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复翻译的,多在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绝大多数他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其中有些书,如《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书中宣扬的那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提倡自强、自立、自主,主张发奋图强、救国图存的学说,大大拓宽了毛泽东的眼界,对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头脑里生根,强烈的责任感不断在胸中升腾。

  在定王台自学的半年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

  在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毛泽东每天走到这里,总是站在大地图前仔细看了又看,并认真地考虑,严肃地思索。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的疾苦,深深感到青年人改造社会的责任之艰巨。直到40年后,即1951年秋天,几个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时,他还能十分清晰地忆起当年研究世界大地图的情形——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世界大地图向毛泽东昭示了世界的巨大,也引出了他的无限遐想。19岁的他,从看世界地图联想到社会制度,联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并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受痛苦的人求解放而奋斗终生。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坚定的决心!如何实现这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呢?青年毛泽东继续在书海里进行着更艰苦的探寻。

  正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兴致勃勃地过着自修生活的时候,新的问题发生了——是年腊月,毛泽东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回到家乡韶山欢度春节。父亲毛贻昌从儿子口中得知了他从省一中退学的事,十分生气。望子成龙的毛贻昌,见儿子既不进学校读书,又不谋职,认为是不走正道。他不能容忍儿子的这种自由行为,强令毛泽东一定要再去报考正规学校,说是如不听话,要么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要么让他回家务农。

  毛泽东拗不过父亲,新年刚过后,他又来到长沙城。元宵节的前夕,毛泽东前往胡汝霖家给老师拜年,同时征询老师对报考哪类学校的看法。胡汝霖认为毛泽东再不宜进中学就读,应该选择一所专门学校。这位舍弃高官厚禄,甘于清贫,终生事教的知识分子,希望学生也能像自己一样,去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教师,走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道路。毛泽东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不久,他终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进人了系统的求学生涯。

  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定王台的自学生活。但是,对这段为时半年的自由读书经历,他始终念念不忘。解放后,他还以留恋的口吻对老同学周世钊谈起过这件事。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

  毛泽东还一直忘不了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所获得的启示,深切怀念和感谢借给他这部书的胡汝霖老师。他曾多次和周世钊提到胡汝霖,称赞这位真心关照和培养过自己的老教育家,“一生淡泊,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