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一代师表启后昆——毛泽东和徐特立






  1913年秋,就在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徐特立。

  徐特立的到来,在四师学生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同学早就风闻,这位徐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又曾担任过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在社会上颇有名气。他只有六年半学历,靠自学而精通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知识。18岁开始在蒙馆授徒,执教10年间亲手创办了多所新式高等小学堂和长沙师范,门生遍及整个长沙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长沙王”的美誉……

  能拜徐特立这样有名的教育家为师,同学们都引以为荣。毛泽东也是如此。以后的事实证明,徐特立不愧是一位能给学生以良好影响的好老师,他以自己的优良品格和高尚师风赢得了毛泽东的尊敬和爱戴,从而成为毛泽东在一师中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师之一。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份又名徐立华,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山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现名是后来才改的。他改名有一段故事:1893年,他的养祖母病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他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三四天的水上行程中,同乡们嫌船行得太慢,天天呵斥船夫,而他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我若是一船夫,就决不渡人,只运猪;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书先生,而不当欺压百姓的官老爷。南岳归来后,他就更名为徐特立,取意“独行特立,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这一年,他才16岁。毛泽东则刚刚出生。

  在第一师范,徐特立是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徐特立生活上与众不同。当时,长沙中等以上的学校极少,这些学校的老师十分稀罕,在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地位,许多人还保持着前清绅士的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穿的不是中式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那些留过洋回来的,则更是一派洋打扮,装出一副洋派。他们每天到学校上课,也都要雇请三人抬的轿子,以示阔气。徐特立却与众不同,他虽当选过省议会副议长,又曾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是全省有名的教育家,生活却极简朴,穿着也极普通。一年到头,布衣布鞋,活像个乡下人,故有“徐二叫化”之谑称。

  徐特立的这种难得的反绅士精神,不但为毛泽东等学生们深深敬佩,而且也影响了其他教师,改变了当时一师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奢靡之风。

  徐特立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省。他的家眷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为了让农民子弟有机会上学,他用自己的大部分薪金,让出自家的房子,在家乡创设了五美高小,而他和家人却过着异常勤俭的生活。为了筹资兴学,他节省每一个铜板。那时,他每次回家看望家人,80里路全靠步行,连往返的午餐也舍不得花,带些家炒的薯片之类的东西,聊作路上充饥之用。

  徐特立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对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影响,此后,他一生加以效法,并发扬光大。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学生;后来身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更是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良品质,一生一以贯之地坚持清廉作风,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给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同时也给自己增添了巨大的政治威望。

  徐特立不仅品德和学识堪称一流,还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后者,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当时一师学生课外自学已成风气,但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欠佳。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

  毛泽东十分钦佩徐特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知道,徐先生少年时代只读过6年私塾,后来除在宁乡速成师范读了4个月书,到日本进行过短期考察之外,没有进过别的学校。他渊博的学问都是自学得到的。

  一天课后,徐特立正坐在教师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道:“徐先生,您读书的经验,可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读书经验,也是实践徐先生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

  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关于毛泽东躬身“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例证很多,难以一一尽述,笔者仅从中撷取几例,让读者朋友领略毛泽东当年勤学苦思的精神风貌。

  《讲堂录》是现今保存的毛泽东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学习笔记本,珍藏在“湖南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经特许,笔者有幸翻阅了它的复制件,瞻仰了毛泽东的遗留墨宝。正如前章所述,《讲堂录》是一个九行直格笔记本,共94页。它所记内容的庞杂,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毛泽东当年经济并不宽裕,因而不能分门别类地用几个本子记各自不同的学习科目。但就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里,它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却是相当广泛的。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学思结合的读书特色。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了解他奉行“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读书诀窍的点滴情况。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有独到见解。他在这本仅有十多万字的书上,用毛笔小楷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二色毛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凡原著中与他的观点较相吻合之处或颇能发人深思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震聋发聩之言”、“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话;对于著作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

  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读报写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例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成书,毛泽东就把译稿借来,一字不漏地全部抄了下来,然后进行阅读。此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这样,经过数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所写的各类笔记本有几网篮之多。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毕业时携带老家韶山收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将这些本子和书籍全部搬到房前焚毁了。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两本书籍和一个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就是现存的《讲堂录》。

  从一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几十年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这些琳琅满目的、由毛泽东亲笔批注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感谢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是他当年教给了他的学生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正当毛泽东在徐特立、杨昌济等良师的引导下,像蜜蜂一样在知识的花丛里尽情地采撷花蜜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了。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寻找靠山,竟然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条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千古奇辱。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

  一师是当时政府认定的“动乱窝子”,自然也是湖南教育界开展反帝倒袁运动的中心。因之,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等率先响应,立即放下书本,走出课堂,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5月9日,《湖南公报》发出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消息传来一师,师生群情激愤。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学校进步教师徐特立等人编印的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的补充教材《民耻篇》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他要勇敢地站出来,和进步的青年学子一道,肩负起为国报仇雪耻历史重任的决心。

  徐特立是一位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深受康梁学说影响,思想颇为激进。在周南女校任教时,受长沙流传的《猛回头》、《中国魂》等革命刊物的启蒙教育,民主意识日渐浓厚,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五·七”国耻后,徐特立与学生毛泽东和其他进步师生相互呼应,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帝倒袁活动。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当天,徐特立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消息后,立即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书,彻底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几天通宵达旦的努力,一本题为《国耻篇》的小册子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师生们进行反袁斗争有了武器。稍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加剧,指使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湖南也出现了这股复辟逆流,禁止各报刊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汇集了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的反袁言论,定名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到处散发。

  这期间,最叫人荡气回肠、最令毛泽东难忘的,是徐特立拔刀断指、誓死反袁的壮举。一天,在长沙修业学校兼课的徐特立,应邀向该校师生作时事报告。会上,他慷慨陈辞,历数袁世凯对外执行屈膝投降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在湖南枪杀所谓“党案”牵连者数千人,为其复辟帝制清扫道路的滔天罪行……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注。突然,他纵身从讲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即砍断左手小拇指,以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血流如注。徐特立即以指蘸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交给即将赴京请愿的湖南立宪派人士罗峙云(又名罗杰)等人,然后就晕倒了。从此,徐特立的美名蜚声湖南,传遍全国。

  1916年6月,袁世凯在护法运动的压力下,众叛亲离,只当了83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随后,北洋军阀汤芗铭也兵败离湘。包括一师师生在内的湖南人民的反帝倒袁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老师徐特立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的情形时,说:“我们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反袁斗争胜利后,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了。自此,他和老师徐特立为了各自的事业分别了。不期这一别竟是6年,直到大革命时期才在长沙相聚。

  1919年,年届42岁、执教20余年的徐特立,在反动军阀的迫害下,感到报国无门,前途无望,决心走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开辟的路——赴法勤工俭学,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

  是年夏天,他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了一笔经费后,秘密离长赴沪,着手熟悉法国的生活习惯,办理出国手续。因侥幸地碰上了一个相识的华工水手,他们一行十余人,享受特殊待遇,只花了平日船票费的一半,于9月28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正式开始了旅欧航程。

  在经历了50多天的艰苦行程之后,徐特立终于同年11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之后,他先到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7个月后又进入法国南部圣来猛钢铁厂,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这样半工半读了一年多,方考入巴黎大学专攻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进步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领导下,发动了进占里昂大学、争取学习权利的正义斗争。未料竟遭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之流和法国军警的镇压,蔡和森等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强行装入囚车,遣送回国。惊闻这一消息,徐特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他与黄齐生先生从巴黎赶至里昂,声援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坚决反对迫害进步学生的恶行。之后,他拒绝军阀政府“给予年俸一千元,代为考察法国教育”的笼络,毅然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借资赴比利时、德国参观游历10个月后,于1924年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

  这时的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徐特立从昔日的同事那里打听到:他的学生毛泽东于他赴法勤工俭学的次年,在湖南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师的许多学生,特别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大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党、团骨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1922年5月,毛泽东又受命在湖南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任书记;1923年4月,毛泽东奉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共产党的“总司令”陈独秀任委员长的中央委员会里担任秘书,实际承担着领导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眼下,毛泽东正加紧宣传共产党关于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期完成国共合作,共同北伐,打倒军阀,实现共和的大业。

  虽然,徐特立通过自己这些年对中、西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与认识,深感毛泽东走的是一条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可他自己还是抱定要用知识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志愿,不想参与政治斗争,也就难以断然追随学生毛泽东所信仰的主义,而是想继续致力于教书育人。

  旧中国是一个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世界,没有徐特立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出头之日。他后来在谈到这段社会经历时说:“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势不两立。”又说:“1924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

  正当徐特立对前途悲观失望,思想处于彷徨消沉的时刻,毛泽东与他久别重逢了。

  1925年的春天,毛泽东因病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这次回归故里,毛泽东在长沙拜会了阔别多年的老师徐特立,师生进行了促膝长谈。

  在叙谈了相互别后的情况后,徐特立向学生坦露了自己的苦闷心情。毛泽东听后对老师说:“社会制度不好,恶势力当道,是没有人管教育的。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说不定会被人用去干坏事,为虎作伥。可见在现时教育救国的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动员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彻底砸碎旧的社会,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创造一个劳苦大众的天下,教育才有希望,才有出路。”他还以中共负责干部的身份告诉老师:“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而眼下正全力做这样的事业。待到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发展全民教育之时。”接着,毛泽东向徐特立谈了自己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看法和主张,也吐露了此次返乡将全力推动湘省农运的计划,最后恳请老师出山参加和支持湖南农民运动……

  同徐特立会见以后,毛泽东即以自己的故乡韶山和湘潭为中心,点燃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

  这次会见及与毛泽东的谈话,对徐特立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他思想观点转变的起点,也是他整个人生转折的开始。

  1926年,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在拜访老师徐特立以后,深入到湘潭、湘乡、长沙、衡山、醴陵等县,进行实地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反击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奇谈怪论,高度赞扬农民运动,使湖南农运更加蓬勃发展。

  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离别近半年的家乡,展现在他眼前的乡村面貌是全新的————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烟毫无办法,现在农民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以后,法院无案可审,大小诉讼,农会开个会就公平解决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出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的大儿子徐笃本,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整天为革命而奔忙。徐特立自己创办的五美高小,也完全变了样,师生都踊跃参加农运,女学生全都把长独辫子剪成齐耳短发,与男学生一样参加斗争土豪劣绅。学校的教材增添了革命内容,他自己写的《留法老学生之自述》被选进了语文课本……

  家乡的巨变,深深地触动了徐特立。透过这些变化,他看到了火山般爆发的农民运动的力量,更感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作用,也体察到学生毛泽东潜心从事农民运动的远见卓识。于是,他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

  1927年5月,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何键的部下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特立的儿子徐笃本,也在敌人追捕、涉水渡江逃亡时牺牲。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四处逃散。革命队伍中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叛变了,有的人隐迹了。徐特立深感靠国民党解救中国已成泡影,国恨家仇,促使他四处寻找共产党,并决心献身于她的事业。不久,他在自己的学生、女共产党员黎尚瑾家中,遇到了过去一师的学生、来此避难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向李维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且表示:“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正获得了新生。”于是,经过李维汉的介绍,徐特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当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时,赞扬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

  徐特立入党后,党派他赴武汉工作。他到武汉后,受到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热情欢迎,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不久,又与谢觉哉等一起编辑印刷《大江报》。同年7月,按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统一部署,徐特立同林伯渠、郭亮、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秘密经九江奔赴南昌,准备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起义。毛泽东要徐特立暂时不要公开身份,仍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以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士参加起义。此间,徐特立和林伯渠、郭亮一起,去做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好友、现任江西省主席的姜济寰的工作,争取姜参加了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胜利占领南昌后,徐特立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所属党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起义部队整编后,由“两湖”和武汉等地逃亡出来的党团员和农民协会骨干,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师长为周逸群,徐特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党中央派徐特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正是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化的年月,身处当时号称“世界革命的首都”,徐特立生活得比较舒适,但学习十分紧张。他时时刻刻惦记着祖国,关切着国内动态,特别是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斗争。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的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恨不得生出双翅飞回国内,和毛泽东一道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徐特立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国内。

  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便是红一军团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就请徐特立去担任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深入被俘官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根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为穷人翻身而打仗的革命道理,使这些俘虏兵受到深刻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

  1931年7月,继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纠集3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杀气腾腾地闯入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打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白军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不了解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一边行军一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接着,他向老师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有了了解和研究。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动,而留在地方开展工作。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教育。为了革命需要,要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徐特立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起草了一个扫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很欣赏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然后交付实施。

  正当徐特立全力以赴从事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时候,战争的乌云又在苏区的上空密布。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极力排挤毛泽东,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遭失败,苏区几乎丧失殆尽。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这时的徐特立已经57岁,是长征队伍中年纪最长的一个。党中央把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一起编在红军野战医院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毛泽东也被编在中央纵队,拖着病体,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长征胜利结束以后,徐特立和全体红军将士一样,有着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和庆幸。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感到由衷的叹服。联想到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感到应该好好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毛泽东学习,更加自觉地接受他的领导。

  这期间,当人们提起他曾是毛泽东的先生时,他总是真心诚意地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言语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尊重之情。

  毛泽东对徐特立也是十分信赖和敬重的。到达陕北以后,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毛泽东亲自提议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又任命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之职,给这位老教育家创造了一个为边区教育事业大展宏图的机会。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60岁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60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徐特立,为他祝寿。信中说: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月赞月赞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地概括了徐特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热情地赞扬了他作为一代师表所具备的崇高品格,充分表达了一位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毛泽东在延安为老师祝寿,10年后还有一次。

  那是1947年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23万人马进攻延安,妄图摧毁共产党的“中枢神经”。当时,徐特立已转移到陕北高原东北部的绥德城,他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46年冬撤离延安的。徐特立寿辰的前几天,工作人员请示正在全力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徐老的70大寿还庆不庆祝?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庆,为什么不庆?还要大大地庆祝一番!我们一方面要为徐老祝寿,另一方面还要显示延安军民沉着应战,以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派出一辆大卡车专程前往绥德,接徐特立返延安做寿。寿诞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徐特立居住的窑洞祝贺,俗称“暖寿”。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边区政府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各解放区负责人也纷纷来电祝贺。朱总司令在会上祝词,他说:“徐老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使他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教育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苏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朱总司令号召大家:“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会上,还宣读了由毛泽东亲自授意起草并审定签发、以党中央名义写给徐特立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中央的信中说:“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求光明,百折不挠,在50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结合的,你把群众当做先生,群众把你当做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70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这封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高尚品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是年3月,徐特立参加了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随党中央迁往北京西郊香山,接着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进入中南海,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1950年起,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

  建国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与徐特立之间的师生情谊。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来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还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一碗湘笋,一盘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毛泽东抱歉地说:“徐老,请你来,没有好菜吃。”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上桌前,徐特立谦和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上坐。”硬是让徐老坐了上席。

  叙谈之间,毛泽东请徐特立谈谈他对治国方针大计的看法。徐老思考片刻后说:国家初建,要防止某些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还要力戒贪图舒适,追求享乐、腐败堕落的思想和作风。他还把不久前在吴玉章70大寿时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念给毛泽东听:“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击节叫好。

  话别时,毛泽东见徐特立穿着还像过去那样俭朴,又联想到徐老当年为革命牺牲的两个儿子,就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脱下来,送给徐特立,以表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不已。他的心潮起伏翻腾: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可又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敬老尊贤,像今天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还是胡宗南大举出兵进攻陕北之际,毛泽东为了徐特立的安全,让他先撤离延安,他自己则率数万人马与20万敌军周旋。当徐特立离延时,毛泽东亲自去送行话别。当时,毛泽东检查徐特立的行李准备情况,发现没有热水瓶,立即命令工作人员从他仅有的两只热水瓶中拿来一只,送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想到这些,不禁老泪纵横,唏嘘有声。

  与毛泽东的会见,徐特立深深被学生那种励精图治、建设新中国的宏伟气概所打动,他感到通身被激发起一股年轻人一样的朝气,虽是暮年却壮心不已。他回首过去,瞻望未来,重新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民族,也为自己的学生,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此后,徐特立投入主要精力领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不顾年老力衰,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批阅和草拟文件,孜孜不倦。有时为了写一篇文章,往往要翻阅文件资料数十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仅建国头4年,他就相继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小学教育自学经验谈》、《小学校的体罚问题》、《青年的学习问题》等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对于建国初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很多教师想离开教育界,投身到工厂、矿山中去参加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当小学教师没有出息,没有前途。徐特立从中央教育部知道这些情况后,建议教育部牵头组织全国小学教师在《小学教师》杂志上展开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从1953年9月到1954年3月,《小学教师》杂志就收到全国各地小学教师近四万件来稿。在讨论结束时,他应《小学教师》编辑部的要求,写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一文,为这一讨论作了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必要的任务之一”,“而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这种伟大的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

  徐特立的这些立论深远,有理有据的文章,很快被天天读书看报的毛泽东注意到了。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见到徐特立,笑着对他赞许道:“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师表。他曾教导毛泽东立志、立德,他还使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知道了读书、识字、明理,摘掉了“文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