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风仪师友志同道合——毛泽东和方维夏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中,有一位可与徐特立、杨昌济齐名的“宿儒”,他同青年毛泽东之间可谓是一对“特殊师生”,两人交往甚密,情谊笃深,教学相长,风仪师友,堪称学思典范!他后来成为我党早期领导骨干,曾为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创红色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

  他,便是湖南第一师范学监主任方维夏。

  方维夏,号竹雅,出生于1879年,年长毛泽东18岁,湖北平江人氏。他于1906年9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随后考入湖南一级师范学堂,1909年毕业于优级师范,又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母校第一师范任博物、农业科教师;1916年,孔昭绶第二次担任一师校长时,被聘为学监主任,直至1920年离校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

  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方维夏在第一师范担任了近5年的学监主任,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校长孔昭绶,是公认的“实权派人物”,为第一师范民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方维夏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第一师范乃至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师任教期间即被选为省现补议员,后被选为省议员。他痛恨反动军阀的独裁统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他参加徐特立、黎锦熙等教师的斗争行列,抨击湖南教育界“筹安会”帝制派,而赞成“西南派”的谭延。他在议会的激进言行,常常遭到守旧议员的反对和讥讽,但他始终坚持正义,刚直不阿。

  对于方维夏这么一位有名望的先生,极力探求真才实学的青年学子毛泽东,自然是推崇备至的。这便成为他在5年的师范学生生活中与之建立深厚师生友谊的基础。

  方维夏最初认识毛泽东是在1914年的春季。

  还是两年前的1912年夏,方维夏从日本学成回国。是年秋天,即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沛霖聘请为该校教师,教授农业、博物学科。后来毛泽东随第四师范的师生一起并入一师,方维夏刚好是他所在的预科二班的任课教师。

  开始,方维夏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太深。他只知道,这个坐在倒数第二排、个头高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来自湘潭农村,是本校学监王季范的表弟。毛泽东给他最初的印象,是性格比较沉静,上课一般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对农业、博物课学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业实习课兴趣很浓,对农作物的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等,样样都很在行。后来,他和挚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李氏竽园”组织了长沙宏文编辑社,毛泽东偕蔡和森、陈昌等同学常去该社,或是参加哲学学习研究,请教读书方法,或谈论时事政治,互观日记心得,交往日益加深。尤其是担任毛泽东修身和国文课的杨昌济、袁仲谦二先生,常向他提起毛泽东刻苦求知的事情,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是“异材”、“伟器”,这更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格外关注。教学和求知这根纽带,终于把这对“特殊师生”连结在一起。

  方维夏在日本留学3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的熏陶。在教学中,他反对旧式学堂普遍存在的书本与实际脱离、课堂与社会隔绝的弊端,主张学以致用。当时,在一些教师当中“重文轻理”的观念很浓,大都不愿意担任博物、农业、物理等“副课”的任课教师,而争着教授国文、经学等主课,方维夏则不然,他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用”,“湘为农业省,宜重农业,而博物、手工为农业工作之导师”,故为必修之课。

  为了教好这些课程,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拟定了博物科和农业科的《教授要旨》与《教授要项》,以体现“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他在《博物科要旨与要项》中写道:“博物要旨在习得天然物之知识、领会其中互相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并解悟高等学校理科教授法……”在《农业科要旨与要项》中,方维夏进一步指出:“农业要旨在习得农业之知识技能,以养成农作之趣味,勤劳之习惯……”

  方维夏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满当时南北军阀割据的混乱政局,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掌握一身过硬的本领,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深知:温室里长不出栋梁材,鸡窝里养不出千里马,光靠课堂或“学校园”是学不到真东西,培养不出真人才的,必须让学生走出学校的“小课堂”,投身社会的“大课堂”,“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能获得真知识,增长真才干。他尤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优秀学生寄予厚望,常常教导他们读书要面向社会,不但要啃死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他曾反复几次向毛泽东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学者徐霞客,步行中国南部近十个省份,走了几年,历尽千辛万苦,到四川时,他的同伴因病逝世,他把同伴的棺柩送回家之后,继续旅行。后来,他根据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写下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成为研究中国地理的不朽之作。方维夏要学生向古人学习,拿出徐霞客那样的毅力去求知。

  方维夏的上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略,对志向远大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共鸣。毛泽东将平时老师所讲的一些话,工工整整地记入听课笔记本《讲堂录》:“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1915年9月6日,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傲睨汉唐”,可谓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皆因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通过老师们的教育和引导,以及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之后,已开始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陈列室,有一幅毛泽东1917年暑假“游学路线图”,格外引人注目。透过这幅图,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取真知的治学风格,仿佛看到青年学子毛泽东千里跋涉五县城乡,实地考察社会现状的英姿!

  但是,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便会发现:毛泽东注重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这一优良学风的培养与形成,无疑是得益于他的老师们。作为农业、博物教师的方维夏,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的确,在当时那种旧的教育体制下,要想真正推行“游学”,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突破旧学制的梏桎。为实现自己的教育构想,方维夏在第一师范首创了“修学旅行”的教学模式,以“校章”的形式对学生提出节假日作旅行调查的各种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修学旅行”的推行。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志记载,由方维夏亲自制定的《校章纪》第十一节“修学旅行”中对学生进行假期旅行调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392条写道:“本校学生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为了防止这一活动流于形式,校章中还具体提出了检查、考核及奖惩办法。

  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方维夏就竭尽全力组织学生尝试。大约就在这期间,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到达四川康定打箭炉,从而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方维夏及时利用这一契机,在同学们当中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大家向那两个青年学习,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他还特地把刊登这则消息的《民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受鼓舞。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我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毛泽东深受方维夏老师的影响,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修学旅行,这在当时的一师几乎是尽人皆知的。

  毛泽东进行修学旅行,是由近而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在一师读书期间,“游学”活动有过多次。

  1917年12月,他到浏阳文家市铁路冲同学陈绍林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同学陈章甫家专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了解情况。

  1918年夏初,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经浏阳、湘阳、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而返,将沿途的见闻,用生动通俗、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讯教育报》发表。

  毛泽东花费时间最长、旅行地域最广的一次“游学”活动,是在方维夏的具体安排和支持下进行的。

  1917年夏,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都纷纷离校。毛泽东没有回家,他打算去作一次长途修学旅行。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方维夏先生时,当即得到了首肯。行前,方先生还特地向毛泽东交待了旅行须注意的事项,并和他一起确定了旅行的线路,然后亲笔给沿途各县的劝学所、教育会写了介绍信,以备在旅行中遇到困难时应急之用。

  7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同学萧蔚然一道,踏上了“游学”的旅途。他们分文未带,只带有一把雨伞和一个装有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及笔墨盒的布包,从长沙小西门渡湘江;换上草鞋,开始了长途跋涉。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一千余里,是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一次极具意义的活动。它使毛泽东更深入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

  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带着仆仆风尘和泥土的芬芳,回到了学校,方维夏看着学生那黝黑的脸庞,翻阅着他带回的那几大本详细记载着五县农村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和社会情况的日记,不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刻苦学习,努力锻炼身体,同时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增长才干、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能力。几年当中,他参与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除组建新民学会外,更主要的是主持学友会和创办工人夜校,而这两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活动,又无一不是仰仗方维夏的全力支持。

  1913年秋,一师创设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后经几度易名,于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确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竞技等多个部门,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设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务一人,主持日常会务,由学监主任兼任;每部设部长、文牍、庶务、会计各一人。

  1917年下学期,学友会进行了新的改组,校长孔昭绶因校务工作繁重和健康状况不佳而辞去会长之职,指定方维夏代理会长。这样,原来由方兼任的总务一职即成空缺。

  一师学友会,会长不过由校主要领导挂名而已,实际担负全部领导责任的则是总务,学友会的工作能否抓出成效,与总务的关系很大。因此,校长孔昭绶在确定总务人选的问题上颇费踌躇。

  就在这时,学监主任、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推荐学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

  方维夏的建议,在校长孔昭绶心中激起波澜。他认为,学友会是全面培养锻炼学生的一个园地和开展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校方历来十分重视,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主任及教师充任,尚无学生任职的先例。一旦由学生担此重任,担心工作难以开展。方维夏自1915年就任一师学监主任以来,一直兼任学友会总务,对毛泽东的才能十分了解。他向同事们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自1915年下学期以来的四个学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文牍,掌管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等事项,协助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显露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干。方维夏据此认为,把主持学友会的重任交给毛泽东,是可以放心的。

  方维夏在一师颇孚众望,一向受到校长孔昭绶的倚重。孔校长见他力举毛泽东,也就表示同意了。就这样,从1917年下学期起,毛泽东正式就任学友会总务,同时兼任教育研究部部长。

  毛泽东担任总务以后,即着手对学友会的机构进行调整。这届学友会共设十五个部,他建议让三、四年级学生担任各部部长。他的理由相当充分:三四年级的学生快要临近毕业了,理应养成组织实际工作的能力和自觉性。方维夏采纳了的这一意见,自此开创了学友会总务及各部部长由学生充任的先例,给学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毛泽东担任总务的这一学期开始,由于有方维夏这位兼任代理会长的学监主任大力支持,在人财物上大开绿灯,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特别多。

  据一师校志载,1917年10月13日至14日,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新的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学友会工作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六项决议。会后,方维夏随即签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关于整顿学友会组织、增设“学友会纪事录”、修改会章三个文件。

  遵照方维夏提出的“务实、致用”的办会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全体会员中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活动。这一点与方维夏的思想观念相吻合,他认为要结束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大批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强体魄的人才,他希望通过学友会的各项活动,能培养同学们朝这个方向前进。他鼓励毛泽东,大胆去闯,在“第二课堂”闯出一条育人的新路来。

  为了在学友会大力倡导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方维夏督促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及其他各部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规划,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由于领导得力,学友会各项活动空前活跃。据一师校志记载:仅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26日这42天之内,各部活动达64次之多,颇盛一时。

  方维夏很重视毛泽东关于“增设图书馆”的建议,他从学校有限的办学经费中挤出专款,拨给学友会购置大量图书。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学友会购回一批新杂志,如《新青年》、《东方红》、《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学友会图书馆办得井井有条,很有起色。

  方维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教育家,对文娱体育活动颇具兴趣,因而也是毛泽东在学友会倡导体育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六段运动是毛泽东融各种运动之长,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运动体操,方维夏对这项运动项目很欣赏。他认为这项运动集手、足、头部、躯干、拳击与跳跃等动作于一身,很有实用价值,即让毛泽东把六段运动传授给同学们,并以他个人的体会向同学们宣讲体育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规律,以此带动大家持之以恒地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当时,长沙各校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中,没有游泳的项目,甚至有的学校还明令禁止学生到江河、池塘去游泳。方维夏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放的师长,他知道游泳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学生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体育活动,故从不横加阻止。自学友会成立游泳部以后,他明确指示要“精心组织、确保安全”,并在牛头洲专门开辟了一个游泳场所,供会员开展游泳活动。他还督导毛泽东等学友会干部,严密组织领导好每一次游泳活动,保证万无一失。按照他的要求,毛泽东把报名参加游泳的同学编成若干小组,选派水性好、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和纠察,以领导游泳小组的活动,并指导技术和照顾安全。到了夏天,参加游泳的同学多了,毛泽东便请示方维夏同意,通知伙房每日晚餐留出数桌饭菜,推迟两个钟头开饭,好让同学们在游泳尽兴归来之后,能吃到热饭热菜。这样,一师在继“乒乓狂云”和“足球热”之后,又出现了游泳高潮。

  在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方维夏不仅全力支持他开展开创性的工作,还不时向他传授工作方法、组织策略。他常常对毛泽东讲:组一个团体办一件大事,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要善于发挥众人之长,集众人之智慧,正所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毛泽东:在同学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鼓励、发挥、运用每个人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小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看他的长处。毛泽东把这些金玉良言工工整整地抄入《讲堂录》,当作座右铭。谨记老师的教导,毛泽东在主持学友会的工作中,尽力做到发挥各人所长,如对于长于语言文字的学友,分配到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便让其参加教育研究部,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1918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毛泽东仍被同学们推举为学友会总务,协助会长方维夏工作。但这年四五月间北方军阀占领长沙,学校成为囤兵之所,大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学友会的活动遂告一段落。5月10日,毛泽东将学友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校方后,即向方维夏复命述职。方维夏对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所做的创造性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嘱咐学生“切将本届会务活动成功之经验留下来、传下去”。毛泽东遵照老师的嘱托,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学友会工作的体会,对今后的学友会工作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书面意见,最后,他向未来的校友寄予了殷切希望:“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诚而已。”然后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呈送给了方维夏。

  毛泽东终于结束了在学友会的工作。可是,这段经历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在方维夏的引导下,毛泽东通过主持学友会的工作,初步积累了社会活动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社会活动家的优良品质和非凡才干。

  毛泽东和方维夏共同主办工人夜学,是在1917年的秋天。这是他俩主政学友会期间所办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非常同情工友没有文化遭受欺凌的境况,在他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后,通过对过去主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即主动向学监主任兼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请缨,由三、四年级学生来办夜校。并由他直接负责的教育研究部来主管这件事。方维夏觉得毛泽东的设想不失为大胆创新之举,同意由毛泽东先行拟出具体实施方案,然后提交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通过。

  1917年10月底,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本届学友会第二次全体职员会议,专项讨论举办工人夜学的有关事宜。在会上,毛泽东首先道出了倡议主办夜学的原因:即改变现时学校与社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清除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鸿沟和相互不信任的状况,使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使学校与社会团结一致,真正实现“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

  听了毛泽东的话,方维夏不由自主地带头鼓掌致意。从毛泽东力举开办工人夜学的举动中,他看到这个学生的不凡——不是一个崇尚空谈、坐而论道的人,而善于把自己远大的理想与眼前每一细小、实在的步骤紧连在一起,去付诸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是成大器者所具备的素质。他由此感到,作为学校的学监主任和一名资深教师,完全有责任为这样的有志者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创造更好的活动天地。于是,他率先对在坐的教职员和学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毛泽东同学讲得好哇!我们中国孱弱不堪,数十年遭受外侮,这与国民素质太差不无关系。老百姓不识字,无知识,多是愚昧之辈,哪有能力保护国家呢?要提高国民素质,加强国力,尚须靠我辈学人不懈努力!所以,对毛泽东同学的提议我是完全的同意,并将为之不遗余力!”方维夏一席恳切的话语,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当即形成决议: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主办工人夜学。

  办学决定一经形成,毛泽东马上着手组织准备。10月30日,他用白话文起草了一份《工人夜学招生广告》。广告运用生动而通俗的语言,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列

  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方维夏是最先看到这份广告的人。毛泽东将《夜学招生广告》草拟好后,用毛笔誊写了一遍,送给老师修改润色。读着这平白如话、通俗易懂的招生广告,透过这篇短短四百多字,他看到的是毛泽东那一片为因贫困而失学的工人兄弟排忧解难的火热心肠!

  这则广告,由方维夏主持的宏文图书社印刷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就带着它挨家挨户去动员。那些失学的工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中国工人自从诞生之日起,何曾见过来自读书人如此亲切和诚挚的关心?几天以后,就有一百多人来报名,后来又增加到三百多人,而且还有许多人要求增报。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时,把它形容为“如嗷嗷之待哺也”。

  经过方维夏的精心组织和毛泽东及有关同学的认真筹备,工人夜学正式开学了!11月9日晚,方维夏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对《上课说明书》

  逐条作了解释。方维夏在致辞中满腔热忱地赞扬了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热烈欢迎失学工友进夜校学习,要求担任夜学教师的一师师生,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努力办好夜学,希望通过主办工人夜学,增强学生与劳工的联系,清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鸿沟。

  为了办好夜学,也为方维夏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认真探讨教学方法,对关于教学质量的大小事情都想得十分周到和妥贴,而且做到事无巨细,每必亲躬。

  这年年底,一师放寒假,夜校第一期也随之结束。12月24日,方维夏和毛泽东召开夜校工作总结会,宴请所有义务参加夜学教育的一师师生,以致答谢。同时,对那些认真学习,成绩突出的学员,给予了奖励,以示鼓励。

  1918年上学期,夜学继续开办。按照方维夏的意思,毛泽东兼任夜校“管理”职务,统筹举办工人夜学事宜。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毛泽东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了一师夜校开办的情况和经验,文章于3月19日在该报发表,题目是《告夜学生》。这篇文章内容具体、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在长沙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反响。

  数月以后,毛泽东这一届学生毕业离校,他同方维夏共同举办工人夜学的这段色彩缤纷的生活也告结束。但是,工人夜学这株经进步师生共同培植起来的新苗,却依然在茁壮成长。

  举办工人夜学,是方维夏和毛泽东师生之间的一次成功合作。从客观上讲,方维夏这位当时的湖南省现补议员,要想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通过举办工人夜学这一举措,推行自己“民本教育”的构想,就无可选择地要依靠毛泽东这样的既有远大抱负又有实干精神的热血青年协助;而从另一角度讲,如果不是方维夏这样的好老师对毛泽东组织才干的赏识,对他主办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的全力支持,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扶助,提供极大便利的话,毛泽东就不可能在学生时代找到一个最初从事社会活动的舞台。通过举办工人夜学,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与城市工人开始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师附近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夜学中的“毛先生”,将他视为好老师、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取得了与工人联系和接触的初步经验,为他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人物互选”是一师根据“校章”而举办的一项全校性活动,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学业和操行,促使学生向上,培养选拔人才。

  这次活动由学监主任方维夏具体组织实施。选举内容包括德、智、体三方面,选举办法是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每票只能选一人,被选对象不限于本班,但票中列举的项目必须名实相符。

  为了引导这一活动健康地开展,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给全校学生树立学习的楷模,方维夏在选举前曾亲临各班,向师生宣讲开展“人物互选”的意义和目的,表扬毛泽东、周世钊等优秀学生的事迹,希望各班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下,评选出像他们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

  方维夏这样做,绝不是偏爱毛泽东,而是出自于对这个学生的深刻了解。的确,在一师学生眼里,毛泽东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渊博的学识,顽强的意志,探求宇宙、社会、人生真理的执着精神,以及非凡的胆识和特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使之在师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被誉为“特殊学生”、“奇才”、“伟器”。

  对于这样一位品学皆优、有口皆碑的好学生,方维夏怎么不希望通过由他亲自主持的“人物互选”这一具有“民意测验”性质的活动,使其让更多的学生所了解、来学习呢?

  毛泽东终未辜负老师的愿望,“人物互选”的结果表明,他不愧为一师最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在这次全校11个班,400余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中,毛泽东得49票,名列当选为新闻人物的34人之首。其他当选者只有德、智、体三项中的一项或二项达标,唯独毛泽东三项都很拔尖。在德、智、体三方面所包括的细目中,也是他票数最全,按考察内容他独得六项优秀,其中“语言”、“敦品”两项为全校之冠,“胆识”一项为他所独有。

  总评时,方维夏综合全体师生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了几条精到的评语。具体内容是:敦品为“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为“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文学为“长于国文词章”;言语为“长于演讲,论辩应对”;才具为“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胆识为“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从上述评语中,可见方维夏对毛泽东的器重与褒奖。

  1918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他在那里长达五年半的学习。

  一年多以后,身为省议员的方维夏,被新任湖南省长谭延聘任为省教育司长,也告别了第一师范。

  此间,毛泽东为探求真理曾两度进京和赴沪,同方维夏有过一个时期的小别。1920年秋,他出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又得以时常聆教于老师的门下。这期间,作为全省教育主管官员的方维夏,在工作上给予毛泽东许多指导与支持;而毛泽东由于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这些马克思主义播种者的熏陶,已确立马克思主义为人生信仰,并开始迅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老师方维夏,从而形成了他们之间日后那种既为师生、又是战友的特殊关系。

  1920年7月,毛泽东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湖南“驱张运动”的影响,深感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必须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因此,他筹划创办一个以推销马列主义书籍、报刊为主的书社。在一次去省教育司看望方维夏时,毛泽东谈了创办书社的想法,方维夏听后极为赞赏,表示愿意领衔联络长沙教育、新闻和工商各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参与集资,保证书社如期开办。他们还一起商定了创办书社的具体事宜,将书社定名为“文化书社”。

  为了向社会宣传文化书社,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文化书社缘起》的文章,经方维夏推荐,先后在湖南数家报纸上发表。毛泽东在文中用生动的语言写道:“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会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8月中旬,文化书社正式开业了。10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议事会,方维夏和参与投资的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姜济寰、朱剑凡、易培基等三十余人,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书社特别交涉员,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担任经理。

  在方维夏等社会名流的扶持和毛泽东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文化书社的发展十分迅速。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家。省外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汉的利群书社等。其中与恽代英等办的利群书社的联系甚为密切。通过这条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大量进步书刊源源不断地流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城市。后来,书社业务日趋发达,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列主义丛书,更是大量推销到湖南及全国各地,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建党后,文化书社及其平江、浏阳、衡阳、宁乡、武冈、宝庆、溆甫等七个分社,又承担了提供秘密集会和联络的场所、周转革命活动经费、培养革命干部的作用。1927年“马日事变”后,文化书社被何健等新军阀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发扬光大。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按照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意见,学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验,积极筹备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了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同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彭璜等人商议:借助方维夏在上层社会的影响,联络部分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成立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得到了方维夏的热烈响应和全力支持。1920年8月22日,方维夏出面借用长沙县知事公署的会议室,召开了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议,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和湖南长沙县知事姜济寰、省教育司司长方维夏、一师校长易培基等湖南政界、学界名人聚集一堂,共商创设该会的大计。经过一番充分的讨论和酝酿,形成了俄罗斯研究会简章,确立“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员赴俄从事实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推举毛泽东、何叔衡、包道平等人为筹备员,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俄罗斯研究会终于宣告成立。9月16日,在文化书社举行成立大会,方维夏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任书记干事。

  在创办“文化书社”和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进步活动中,方维夏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信念也开始了根本转变。1924年,已届天命之年,身为中国国民党老党员、“孙文学说”忠实信徒的方维夏,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根本转折。

  方维夏入党后,党组织鉴于他在湖南的名望和与国民党元老、原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过从甚密的情况,派他进入湘军担任政训部主任,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秋,方维夏投身北伐战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参加了进军江西、攻打南昌的战斗。

  1935年春,方维夏率领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到湖南开辟游击区,与湘东地方游击武装一起坚持革命斗争。不久,蔡会文率领从中央根据地突围的部分红军战士转移到湘南,与方维夏的部队会师八面山,建立了八面山游击根据地,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同时,成立了中共湘粤赣边特委,方维夏担任宣传部长。同年10月,游击支队被敌人围困,蔡会文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方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遭到他的痛斥。最后,敌人下了毒手……

  方维夏英雄就义的噩耗,半年以后才传到陕北的毛泽东那里。闻讯后,毛泽东不禁悲泪长流,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感到痛心疾首。他对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说道:“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力学,德高望重,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四十多岁投身革命,了不起呀!”

  是的,方维夏的一生无愧于他的学生——伟人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