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表兄·挚友·恩师——毛泽东和王季范






  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首都北京秋高气爽,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景象。

  一辆轿车驶进新华门,直抵中南海丰泽园门前停稳。

  身边工作人员向躺在床上看书的毛泽东报告:“主席,你请来的客人已经到了!”毛泽东闻讯,连忙放下手中的线装书,三步并作两步走出书房,迎到门口。他边走边情不自禁地用湖南湘乡话喊道:“九哥,九哥,你来哒!”

  这时,从轿车里走下一位约摸六十来岁的老人来,他中等身材,精神饱满,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戴一副博士镜,颇具文人雅士风范。他听到毛泽东的喊声,急忙驻足望去——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毛泽东正伸着两只大手,笑盈盈地向他走来。顿时,老人神情激动,热泪盈眶,哽咽着叫道:“润之,二十三弟……”然后,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摄影师按动快门,记下了这动人的场面……

  当日,一向节俭的毛泽东,吩咐生活秘书让食堂预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这位他称作“九哥”的客人。宴席前,毛泽东特地把李敏、李讷等孩子叫到客厅与客人认识,他极富感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来认识认识,这是从老家来的稀客,是你们的表伯父,也是我的老师!”他还握着客人的手,向夫人江青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

  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九哥”,并尊敬有加的人,就是王季范。

  王季范,字邦模,生于1884年11月,湖南湘乡人,是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的次子,与毛泽东是亲姨表兄弟。他既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监,又是交谊甚深的挚友。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都尊称他“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在那蓄才聚能的求学岁月里,毛泽东不仅曾在生活上得到这位表兄的关怀照顾,在学业上得到这位良师的悉心指导,而且在思想观念的形成上也受到王季范的深刻影响。因之,人们有理由确信毛泽东的话,这是他与王季范之间那种特殊的兄弟之情、朋友之情和师生之情的真实反映!

  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嫁给了湘乡士绅王文生。生有二子,长子王星臣,次子王季范。那时,毛泽东的外婆家是湘乡农村数得上的殷实人家,家里开办有私塾,由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任教。王文生和文六妹为了使孩子的将来有所出息,就先后让星臣和季范住在外婆家,并到唐家土乇私塾从师文正莹,接受启蒙教育。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两岁多便寄养在外婆家,在这个大家庭里,他和王氏兄弟同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老人将他们与自己的孙子们排行并列,王季范排行第九,毛泽东排行二十三,他们常常食同桌、寝同床,宛若亲生兄弟。

  王季范从小聪明伶俐,在八舅文正莹的严格要求和督导下,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对古代诗词有极深的爱好。当时,毛泽东年纪很小,表哥们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野外去抓蚱蜢,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外婆怕他出事,就让文正莹的三子文南松和王季范把这个淘气的小表弟带到私塾玩耍。渐渐地,毛泽东对读书识字发生了兴趣,成了私塾里的一名“旁听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毛泽东竟能够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囫囵吞枣地背下来。见表弟的读书天份极好,酷爱学习的王季范欣喜万分。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毛泽东读书识字,还常常利用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教毛泽东背诵古代诗词,使尚未正式跨入学堂的毛泽东获得了最初的文化知识教育。

  王季范除了教毛泽东学习文化外,还经常带着表弟到龙头山上去采山菜,摘野果,帮助舅父喂猪、放牛、拾粪,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在外公外婆和舅父舅妈眼里,他俩在众多的小辈人中,是最懂事的、最招人喜爱的孩子。

  在学习和劳动之余,像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他们最舒心的还是玩耍。那时候,每逢天晴月朗的夜晚,王季范、毛泽东和唐家土乇的表兄弟们,便聚集在门前的打谷场上尽情地戏嬉。其中最有趣的是“攻城门”的游戏,十几个小伙伴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由王季范提头:“城门城门几多高——”众人应道:“万丈高!”王季范:“么事马——”众人:“白马!”王季范又提问:“么事刀——”众人答:“关刀!”王季范:“么事柄——”众人:“栗树柄!”王季范:“打开城门将军进!”就和文南松用手臂架起一道“城门”,毛泽东等小兄弟一个个从城门里进入圆圈,又开始新的一轮游戏。

  夏秋季节,他们还相邀一起到门前田畈里去抓青蛙,捉蜻蜓。玩到忘形处,抓起田泥做泥人,毛泽东等年龄小的都是些淘气包,常常用脚踹坏了大哥哥们精心做好的泥人、泥兽,惹恼了就用泥团去砸他们,这样便又往往引发出一场“泥仗”。一次,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见儿子久不回家,便提了些自产的时鲜水果到岳母家去看儿子。刚下龙头山,过八斗坳田畈,就见一群伢子在打泥仗。说来也巧,毛泽东正捏着一团泥追打王季范,却不料不偏不倚正砸在父亲的脑门上。毛贻昌十分气恼,怪儿子只顾撒野,不做些识文断字的正经事。盛怒之下,左手提了篮子,右手夹着毛泽东来到唐家土乇,当着岳父岳母的面把儿子痛打了一顿,心疼得外婆直掉眼泪。后来,还是王季范出面向姨父求情,说表弟虽然年幼,尚未入馆就读,但每日一起到八舅的私塾里去耍,也学到了不少诗文。说着,当面要表弟毛泽东背一遍《百家姓》给姨父听。毛贻昌听完,转怒为喜,他觉得儿子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书中之事,看来确实比在韶山冲有了许多长进。一向对孩子刻板的他,竟把儿子高兴地举过头顶。当听说这些书都是王季范教的时,着实把他夸奖了一番。

  1898年,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病逝,七舅和八舅分家析产单独过日子,文家这个三世同堂、数十口人丁的大家庭,一下子就散了。当时,王季范渐渐长大,这年夏天他考取了东山书院,于是便离开唐家土乇外婆家,告别毛泽东,到学校读书去了。临行的头一天,王季范将自己已读过的书清理好,把它送给了毛泽东。他叮嘱表弟:要听外婆和七舅、八舅的话,好好读书习字,长大做个人上之人。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毛泽东搀着外婆的手,送了表哥一程又一程,直到坳口的那棵大松树下……

  1902年春,毛泽东也告别了生活数年的唐家

  土乇,回到了生身之地韶山,像表哥王季范那样开始上学读书了。但是,在唐家土乇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却令他念念不忘。

  时光过得飞快,一转眼到了1910年盛夏时节。

  这时,王季范已经考入湖南省长沙优等师范读书了。毛泽东呢?却正将陷入失学的困境之中。

  毛泽东从9岁发蒙上学算起,先后进了7个私塾,拜了7个先生,总共读了6年书。前两年,父亲给他娶了一房妻室罗氏,加上家中缺乏劳动力,他曾辍学两年在家务农。后经堂兄毛宇居和李漱清先生的劝说,父亲才勉强让他重新进了学堂门。他先是在“法科生”毛岱钟那里学了几个月的“王法”,又到东茅塘“秀才二伯”门下读了半年古籍,父亲毛贻昌认为他没有多大长进,已打算让他不再上学,入秋后去湘潭一家米店学做生意。

  听说父亲要送他到湘潭去做事,毛泽东心中不由有几分活动。他长到十几岁,还没有离开过家乡这块天地。早就听表哥王季范说,湘潭是个相当繁华的水陆码头,有一条几里长的大街,紧紧地依着湘江。江里有不少洋船,就像两层房子那么高,船是铁做的,可在水里却沉不下去。他真想即刻去看看百舸争流的湘江,看看湘潭这个繁华的城市……

  想到眼前的境况,想到表哥王季范描述过的湘潭城,毛泽东不由想到王季范。他思忖:眼下正值暑期,在省城念书的表哥王季范也一定回到家乡。按以往的习惯,表哥回来后一定要到唐家

  土乇看舅父舅母,并在这里避暑,我何不去唐家土乇会会他,把父亲要送他去湘潭当学徒的事告诉表哥和舅舅,请他们帮助拿主意呢?

  十多里的山路,不用一个时辰便到了。自从外婆去年逝世以后,毛泽东到唐家土乇走动比从前稀疏多了,七舅、八舅和两位舅母对于外甥的到来,自然是格外高兴,王季范和八舅文正莹的次子文运昌,正好也从湘乡放暑假回到了唐家土乇,他们同毛泽东还是正月初拜年时会过面,此时别后重逢,更是十分欣喜。

  常言道:“三个屠夫讲猪,三个秀才讲书。”两位表兄和毛泽东寒暄过后,王季范即关心起他读书的事,问他时下学堂开什么课,读何种书,功课可做得来?见表哥问到学习上的事,毛泽东就将谈话引到正题上来,把父亲要他到湘潭去当米店学徒的情况对表哥细说了,最后恳请舅舅和表哥帮助想办法。

  听了毛泽东的话,一向文静的王季范不由生出几分激动,他不假思索地说:“姨父要你退学经商?那怎么行呢?你的天资比我们都高,荒废了岂不可惜!”

  毛泽东叹息了一声,说:“书,我是想读的,不过我再也不想在韶山的学堂读了,也不想在韶山冲这块地方呆了!到外面去读书,又有哪里好落脚呢?”

  王季范思考了一下说:“依我之见,以你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可以去报考湘潭、湘乡和长沙的新式学堂,只是去长沙远了些,花销也大,就怕姨父舍不得。湘潭、湘乡远近差不多,但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办得不错,早先是有名的东山书院,刚刚改成洋学堂的。我看就到东山学堂去读吧!”

  文运昌接着说:“我们学堂是办得好哩!单是从东洋买回的物理化学仪器,就花费了几千两银子!润之,到湘乡去读书吧,我俩还有个照应呢!”

  王季范和文运昌的一席话,极对毛泽东的心路,他本来就不愿弃学经商,只是慑于父亲的压力而不能自主。听了两位表哥的介绍,他终于下决心走出韶山,去投考“洋学堂”。但是,他深知父亲生性固执、专横,他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不容人更改。要让外出求学的想法变成现实,还得做通父亲的工作。当毛泽东向王季范说出自己的打算和顾虑以后,王季范主张先取得两位舅舅的支持,只要他们出面做工作,姨父保准会说服的。主意已定,王季范就让文运昌去把七舅文正兴和八舅文正莹请到一起,待毛泽东介绍完情况后,他对两位舅舅说:“七舅、八舅!你们是看着润之长大的,他绝顶聪明,才华出众,四书、五经很有根底,如果再进洋学堂深造,只怕是前途无可限量哩!如今姨父要他弃学从商,岂不是耽误了润之一生一世的事!刚才我们同润之合计了一下,他想到东山学堂继续上学,这事还要请两位娘舅劳劳步,到韶山去跟姨父说合说合。”

  王季范的话,入情入理。文正兴和文正莹听罢后,都不赞成妹夫的做法,表示支持外甥毛泽东继续读书,还当场表示抽空到韶山冲去一趟,说服毛贻昌同意毛泽东到东山学堂学习。

  几天以后,王季范和七舅、八舅来到韶山南岸.还请来了韶山的几位先生——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等,共同做毛贻昌的工作,大家众口一辞,说毛泽东天分好、会读书,只要不断深造,定会大有出息。毛贻昌怕拂了众人的好意,只好收回送子经商的成命,应允儿子到湘乡读书的要求。但是,一向守财的毛贻昌提出读书费用难以筹措的问题,他说:“各位亲朋劝我让石三读书,都是好心好意,我领大家的情!既然大家作了一半的主,我还有什么不赞成的!只是到城里去上学,要花很多的钱,我这穷家薄业的,怕是供不起哩!”

  王季范听出姨父的话音,是意在向亲戚朋友请求资助,就连忙向毛贻昌说:“姨父,那不要紧!到东山学堂去读书,不要太多的钱,只要交一千五百文铜钱,连伙食都有了。至于说到其他的用度,侄儿我包下来了。”

  毛贻昌知道王季范家境殷实,只要他开口,供个把人的学费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笑着朝王季范点了点头,不再吱声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后来,王季范果不食言,他节省家里给自己的每一个铜板,接济表弟毛泽东。湘乡市《文史资料》这样写道:“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的父亲守财、刻薄,舍不得给儿子支付昂贵的学费,是王季范慷慨解囊,一次就从家里拿出现大洋一百元。”

  就这样,毛泽东在王季范等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走出了韶山这个闭塞的山村。

  从1910年起,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六、七个月的书。这期间,王季范已经在湖南长沙优等师范毕业,受聘于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恰在这时,他得到毛泽东接受东山学校老师建议,有意到省城就读的消息,便给表弟捎信,促其尽快成行。次年春天,东山小学的教师贺岚岗先生奉调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毛泽东便和贺先生结伴而行到了长沙,在王季范和贺岚岗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毛泽东初到省城长沙,人地两生,一文不名,如果不是表哥王季范充当他的保护人,将是寸步难行,正常的求学生活也将无法维持。

  入学之初,毛泽东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交学费。湘乡驻省中学是湘乡会馆开办的学校,虽然学习费用较低,且对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实行公费制,但由于毛泽东初来乍到,报名费和书本学杂费仍然数量可观。这一大笔钱,对于来自偏僻山区农家的毛泽东来讲,无疑是一大笔开支。为保证表弟按时入学上课,王季范向教务出具了欠据,保证40元学费从自己的薪水中逐月扣除。

  学费问题解决了,还有住宿的困难。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学生,绝大部分人都是在省城长沙供职的湘乡籍人士的子弟,他们在城区内都有住处,因而校方没有给学生安排寄宿的地方。这样一来,像毛泽东这样远道而来的学生,只得自找住处了。当时,王季范的住房很窄,但还是腾出一间房给毛泽东住,而他和妻子、小孩则挤在一起。仅有的一张条桌,也是与毛泽东共用,每天晚上,他总是等表弟完成功课后,才开始批阅作业,直到夜深人静。与表兄相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读书治学的经验,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知识有了大的长进。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稍后,四师与一师合并,他就转入一师读书。1915年,王季范受聘到一师任教,并担任学监。他们既是表兄弟,又是师生,交情自然更深了。

  这个时期,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在经济上全力扶持,在学业上谆谆教诲,对他的进步活动也大力支持。当时,毛泽东等有志青年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积极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因此,也常惹出一些“祸”来,多是王季范出面予以保护,他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如在1915年的那场著名的学潮中,毛泽东等人在一师发起了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后来,是王季范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校方施加压力,才使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

  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几次被反动军阀追捕,都得到了王季范的救援掩护,帮他渡过了难关。

  1925年8月,带病回故乡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遭到反动军阀赵恒惕围捕,韶山的共产党员事先得到情报,掩护他秘密转移到长沙。当晚,毛泽东潜往王季范家里,通报了自己遭赵恒惕通缉追捕的险情,要表哥帮他准备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盘缠,以作前往广州之用。还委托王季范设法通知韶山的夫人杨开慧,要他携孩子岸英、岸青随后前往广州。考虑到自己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为确保表弟的安全,王季范即将他护送到乐古道巷颜子庙的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安排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湘乡籍教师谭泮泉处住宿。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装扮成商人模样,由韶山地下党负责人庞叔侃和工人骨干周振岳护送,由株洲经衡阳,南下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前,曾专程与王季范告别,说他这次要出一趟远门。王季范没有料到,此次分手,彼此离别竟长达二十余年,直到1950年才在北京再见面。

  毛泽东这次走后,一直音讯杳茫。在漫长的岁月里,王季范时常想念毛泽东,深为表弟的安危担忧。

  直到十年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形成,王季范通过报纸的宣传和中共方面的友人所传递的信息,才陆续知道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原来,毛泽东自1927年离开长沙以后,即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在江西东南部的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选为主席。此后,“朱毛”红军多次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34年10月,率部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次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2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表弟的音讯,王季范欣喜异常,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唐家土乇外婆家的表兄弟们,以解故乡亲人们对毛泽东的思念之苦。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王季范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日益不满,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充满了无限向往。这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捎信到延安,给毛泽东带去了许多真诚的问候与祝福,也带去了一份份挚友情、兄弟爱。

  后来,为了直接投身抗战,王季范几经周折,把唯一的爱子王德恒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的身边。

  那是1937年的深秋,王季范来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事、原一师范教师徐特立,要求办事处帮助儿子王德恒去延安。徐特立当即表示大力支持。数天以后,在徐特立的精心安排下,王德恒终于成行。他和几位进步青年一道先坐火车抵达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

  毛泽东问王德恒:路上走了几天?回过湘乡老家没有?唐家土乇、韶山的情况晓不晓得?父母大人的身体好不好?日子过不过得去?王德恒一一作答。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父亲向我推荐了你,这是信任我哩!可是你晓不晓得,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窝窝头,二要住窑洞,三要挑柴背米,四不发饷银,比起长沙来苦得多呢!干革命不容易,你伢子有没有思想准备!”王德恒毫不犹豫地回答:“苦,我不怕!来时爸爸跟我说过,表叔为革命吃了好多的苦,他要我来延安跟表叔学习,为天下人的甜去吃苦!”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他对王德恒说:“你父亲的这些想法很好!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许多人的艰苦奋斗,才能取胜。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前……”

  经毛泽东同意,王德恒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中央组建“南下支队”,开赴湘粤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德恒得知消息后,向表叔毛泽东提出参加南下支队的请求,毛泽东当即赞同他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接受对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44年初冬的一天,南下支队一万余人由王震将军率领,在延安飞机坪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的检阅。王德恒告别了表叔,随大部队离开了延安,回到了湖南老家。在长沙,王德恒过家门而不入,即奔赴桃源地区开辟工作。不幸的是,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余岁。

  王德恒南下,因为事关军事机密,毛泽东没有告诉表哥王季范。后来,王德恒在湖南牺牲,王季范也不知晓。

  王季范得到儿子牺牲的噩耗,是在1950年的秋天。就在本文开头写到的那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亲自把这一撕心裂肠的消息报告给了表兄。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两眼垂泪,哽咽着对王季范说:“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难辞其咎哇……”当时,王季范已是六十多岁的人,老年丧子,其悲痛自不待言!但是,此时此刻他反倒显得极为平静。说心里话,自从他把儿子送到延安跟毛泽东干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有了奉献与牺牲的思想准备。现在,儿子既然已经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除了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外,还能有什么呢!想到这里,王季范竟安慰起表弟毛泽东来:“润之老弟,快莫这样讲!为了革命,你几十年东奔西忙,抛家不顾;为了革命,表弟媳开慧命丧黄泉,泽民二十四弟、泽覃二十六弟血染疆场,如今你又把岸英大侄儿送到了朝鲜战场……若论牺牲谁比你大!若论痛苦谁有你深!德恒以你做榜样,为天下人的幸福作牺牲,他当含笑九泉,家人亦为他光荣!”毛泽东闻言,稍觉心安,他恳切地对王季范说:“九哥你说的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也是你做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顺变,照护好他的一双儿女,有何难处,可直接找我!我们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这次会见之后,党和政府给了王季范很高的礼遇,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观礼。

  解放初,王季范出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和省文史馆专员之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面对巨大的政治荣誉,王季范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觉得惟有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才能对得起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赖,才能对得起表弟毛泽东。

  建国伊始,王季范经常向毛泽东致电致函,就国家政治抒发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许多诚挚而又中肯的意见,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他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进忠言,献国策,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条治国方略,供毛泽东参考。在同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中,他除了谨致问候和报告家乡情况外,还常常结合自己数十年来钻研经史所得到的感悟与启示,与毛泽东一起探讨安邦治国的谋略,希望表弟能够以史为镜,从中找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周期率”,并能打破这个“周期率”,摸索出一条建立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路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建国初期,王季范就提醒毛泽东注重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出现。

  王季范的这些“国是谏言”,深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为了让这位贤达之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毛泽东同意,王季范于1952年被聘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并定居北京。从此,王季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他积极参政议政,从事调查研究,努力沟通民主人士与政府的关系,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牵线搭桥。

  晚年王季范心目中的毛泽东,再不只是他昔日的学生、表弟和挚友,而是万民景仰的领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包括王季范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毛泽东的英明,从而由衷产生出一种对领袖人物的热爱与崇拜之情;而这种热爱与崇拜之情,又化作一种自觉的行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干革命,子子孙孙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走下去……

  正是由这一崇高感情使然,王季范常常向孙儿孙女们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褒扬毛泽东建立的丰功伟业,要他们以表爷爷为楷模,像他那样修学和立身,做一个对于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1972年7月,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其时,年近八旬,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毛泽东,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不已!

  故人虽离去,记忆却长存。往事,犹如一幕幕电影,在毛泽东脑海里闪现。想当年,父亲要他辍学经商,是九哥到韶山上屋场极力相劝,父亲才得以送他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想当年,他到省城求学时举目无亲,身无文分,是九哥给了他经济上的资助,感情上的慰藉,学业上的指点;想当年,他在长沙几次被反动派通缉追捕,是九哥千方百计给他以掩护、救援……。为了表示对表兄的哀悼,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地订做了一个花圈,在花圈的飘带上赫然写着这样几个字:

  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

  小小花圈,寓意深长。这是学生献给老师的一簇花;这是表弟捧给兄长的一掬情;这是人民领袖送给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