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峥嵘岁月师生情——毛泽东和易培基






  《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第482页这样写道: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字寅村,号鹿山,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1920年与谭延在湖南筹组教育委员会,任委员长。次年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及省长公署秘书长。1923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任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同年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1934年辞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同年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珠宝,匿天津租界。1937年9月逝世于上海。

  这段文字作为易培基的小传,不知编撰者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至少漏掉了易培基的这么一段经历,即曾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他教过毛泽东近3年的国文课;作为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做过毛泽东两年多的“顶头上司”。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位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良师和政治活动家,无论是在传播文化知识还是在指引人生道路上,对毛泽东日后的成长,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对此,历史是不会遗忘的。

  在毛泽东求学时的一师,教师中易培基的资历最深,是不折不扣的“元老”。自早年在武昌方言学校毕业以后,他即受聘于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师范馆。1901年11月,师范馆与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全省师范学堂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又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两年后与湖南省第四师范合并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期间,学校几经变迁,他迎来送走了十三任馆长、监督、校长。截至毛泽东考入该校时,他在一师这块育才的园地里已辛勤耕耘了整整10年。其时,他只不过三十来岁,从年龄上说又是十足的“少壮派”。

  易培基这位“明师”与“廿八画生”毛泽东的相识,是从阅读他的诗文开始的。

  1914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们这批春季始业的学生,和原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同编入一个年级。毛泽东先被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第八班。在预科班和本科一、二年级时,由袁仲谦先生担任国文课的任课老师。因此,这个时期他和易培基并不太熟悉。但是,易培基和袁仲谦同是国文教师,两人私交甚好,相互之间常常交谈起各自班级学生的一些情况。袁先生告诉易培基:他班上有个学生叫毛泽东,字润之,文章和书信常以“廿八画生”署之。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每回国文考试必夺文章魁首。袁先生赞叹,他执教以来还从未遇上过文章做得这么好的学生,认为毛泽东将来必有“大造”。透过这位老学究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辞,易培基深感这个“廿八画生”异乎寻常!

  易培基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先生,他也很喜欢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打那以后,他便开始关注毛泽东,尤其是十分留意毛泽东的那些被老师张贴在“揭示栏”的诗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的文章果然词章华美,词句流畅,且立意都很高远。特别是他的论说文,大都写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笔锋犀利,气势磅礴。亲自目睹这些诗文,易培基才体味到袁仲谦这位“举子”出身、从不轻易夸奖学生的先生,为什么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了!

  易培基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始于1916年。这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级,他所在的八班的国文教师,由袁仲谦改为易培基担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毛泽东以一个孜孜不倦的求知者的形象,留在他的老师——易培基的心目中。

  最令易培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对学习文史哲的那份兴趣,简直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毛泽东给易培基总的印象是:酷爱读书,但不喜欢读死书,死读书。对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凡是喜欢的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不喜欢的就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和力气去学它。因此,他的图画课常常不及格,英语成绩较差,算术也不太好,但国文成绩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他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以及西洋哲学特别感兴趣。一部《史记》不知阅读了多少遍,《离骚》出口成诵,手抄杨昌济先生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研读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竟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注。

  易培基还发现,毛泽东不仅品学兼优,还具备成大器者应有的特质。毛泽东绝非那种唯唯诺诺、老实听话的学生,学校的规矩往往在他身上失灵,但他天生一派沉雄的气质,谦逊质朴,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每逢集会时,无论是做主席或当听众,他都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激烈争论的时候,他常常先静静地倾听,尔后才开口作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与同学相处,从不开无谓玩笑,更未和别人发生口角。平常和同学、朋友相聚时,大都是交流读书心得和评论古今人物,或谈论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而不愿谈个人琐事。他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在他的日记里,更是充满着惊人之语,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

  自从对毛泽东有了深层的了解以后,易培基便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了。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8月中旬,他告别易培基等先生,为继续深造和筹办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偕萧子升、李维汉、罗学瓒等24名准备赴法的青年,从长沙启程抵京。次年3月12日,他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半年多的古都北京,南下上海,在送走赴法求学的朋友之后,于4月初又回到长沙。

  不久,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一运动震动全国,湖南学界闻此消息后,群情激昂,积极响应。当时,毛泽东经师友引荐,已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师,靠八块钱的月薪维持生计。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得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便同易培基、方维夏等进步教师一道,立即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之中。他带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进行联络,准备成立学生联合会,实行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同时,在5月9日这天,还亲笔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经易培基请示校长孔昭绶同意后,以一师名义发出,号召各界民众“毋忘国耻,誓死反抗”。

  长沙各界群众的爱国运动,受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百般阻挠。五四运动的爆发、张敬尧深感惊恐,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他亲自派员加强新闻检查,严禁报纸刊登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令各校校长严厉管制学生,压制学生上街“寻事”。

  张敬尧的高压政策,丝毫不能动摇进步师生投身爱国运动的决心。5月27日,经方维夏、易培基等省教育会领导人批准,毛泽东邀集各校代表齐聚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的会章,选举产生了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学联领导班子,讨论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校学生总罢课的决议。第一师范是长沙各校响应学联号召,组织罢课斗争最得力、最坚决的学校。

  实行总罢课后,张敬尧压制和迫害学生的行动进一步升级。6月8日,省府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

  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广大进步师生。于是,驱逐张敬尧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1919年8月,学联的机关刊物、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和方维夏、易培基等便开始谋划怎样开展同张敬尧的斗争。

  经易培基、毛泽东等进步师生的精心策划,湖南学联于11月16日发出了“重组宣言”,以重组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宣言指责“政府麻木,措施乖方”,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这实际上成为湖南人民的第一份驱张宣言。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12月3日下午,学运负责人毛泽东等约集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余人,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讨论对策,以全面展开驱张运动。易培基、方维夏、徐特立、朱剑凡等湖南教育界名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这些知识精英向学生们分析了形势,列举了驱张的有利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民众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入孤立。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有利时机,动员各地群众投入斗争,全面开展罢课、罢教、罢工、罢市,坚决把张敬尧赶出湖南。会议最后形成了组织驱张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各校统一无限期罢课、罢教的决议。

  全省总罢教和总罢课以后,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各种谣言纷纷流传,形势骤然紧张。针对这一情况,湖南各界联合会又及时召开了“紧急联席会”,商定成立赴省外请愿团事宜。遵照12月3日在枫树亭易培基家召开的会议精神,长沙七十多所学校均已选出各自的请愿代表,易培基和蒋竹如、钟秀被一师推举为请愿代表,毛泽东为修业小学教师代表。会议根据各校提交的这些请愿代表名单,编组成六个请愿团、一个留守团,请愿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县各地,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策动吴佩孚、谭延在军事上对张敬尧的逼进。赴北京的请愿团最大,共有代表一百人,易培基和毛泽东都编在这个团,并被指定为请愿团领队。

  各代表团于12月上旬分头出发,毛泽东和易培基师生二人亲率赴京请愿团踏上了北上征程。18日,请愿团抵达北京。自此,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易培基着手组织一个“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担任社长。通信社每日要向全国各主要报刊发出大量稿件,通报请愿团在京的活动情况,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宣传驱张的意义。当时,通信社设在北长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马神庙里,大殿中一张长长的香案上,放着油印机和一些文具、书籍、稿件,权当工作室,里面有几间房子搭着一排排统铺,大部分学生便住在这里。北京的隆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福佑寺东墙外的故宫护城河,已经结了一层厚冰。然而,这些全然影响不了毛泽东和易培基的高昂斗志。白天,他们四处奔波,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晚上,又要顶风冒雪来到福佑寺起草、编辑稿件。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不把张敬尧从湖南赶走,决不罢休。

  1920年1月28日,逐张代表团组织了一次震动京华的示威游行和请愿行动。这天上午,毛泽东、易培基率全体赴京驱张代表,和北京的部分教师、学生及各界人士一道,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分头出发,到新华门总理府请愿。请愿的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总理府门前等待数小时,不见总理靳云鹏的人影,便离开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云鹏私宅。靳托词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毛泽东等湖南代表慷慨陈述张敬尧祸湘的罪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读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学生代表到靳宅候信。请愿团到晚七时离去。2月4日,毛泽东等六位代表以“一周期满”、“访靳氏以践前约”为由,再次来到总理府,要求答复驱张。由于政府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驱张代表团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一片声讨声中,反动军阀张敬尧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北洋军阀内部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谭延、赵恒惕率湘军逼近长沙,张敬尧已处在孤立无援、内外夹攻的境地,他在湖南的统治快到尽头了。

  在这种形势下,驱张代表团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1920年4月,易培基率代表团成员登上了南归的列车。毛泽东在与老师分别后去了上海,一来同陈独秀会晤,商议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的大计方针,二来欢送萧三等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一个多月以后,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离长沙、滚出湖南。历时十个月的驱张运动,在湖南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终于落下了帷幕。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这最为辉煌的一页,以及这段师生并肩战斗的生活,久久难以忘怀。

  1920年的夏天,是湖南人民喜庆的时节——反动军阀张敬尧被赶跑,谭延率湘军进入长沙,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湖南自治”,“还政于民”。一时,三湘四水群情振奋,各界人士扬眉吐气,全省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当时,易培基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谭延曾经三进三出湖南,此番再度返回故里任省长兼督军时,他面对父老乡亲,不禁“泪随声下”,表示自己“负罪甚深”。为了消除留在湘人心目中那“亡湘罪人”的恶名,标榜民主,取信于人,稳定局势,他不得不以新派人物的面目出现,装出一副唯才是举的样子,起用一批享誉湖南的社会名流进入督府辅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易培基这位五四运动的进步民主派人士,“驱张”代表团主要成员,一师范的资深教师,受谭延之聘担任了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这时的第一师范正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濒临倒闭的局面。自张敬尧督湘以后,湖南的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第一师范受害更甚。颇有作为的孔昭绶校长,于1918年9月愤然离任,隐归故里。此后短短的一年时间,一师校长三易其人,均因无力回天而引咎辞职。

  面对这种情势,一师的进步师生忧心如焚。在易培基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一师师生三番五次上书谭延,请求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一方面,易培基在第一师范工作了十多年,对学校有较深的感情,自己乐意兼任一师校长;另一方面,谭延早年曾担任过中路师范学堂的监督,深知一师是一所重要的学校,办好了它,将可点缀自己的政绩,因而也就批准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这样,易培基由一位普通的国文教师,一跃而成为全湘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湖南“亚高学府”的校长。

  易培基担任一师校长后,采取的第一步举措是整顿学校机构,建立新的教职员队伍,为全面推行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易培基在加强第一师范本部教职员队伍的同时,还对附属小学的领导和师资力量进行了充实。在这次机构调整中,易培基解聘了原一师附属小学“主事”,重聘他的学生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这一职务安排,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既为毛泽东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也使他找到了一块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沃土。

  毛泽东自担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以后,对于附小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校长易培基,对自己这位学生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非常欣赏。

  于是,从1921年下学期开始,易培基又聘请毛泽东担任师范部22班的国文教师。经毛泽东推荐,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毛泽东依托一师这个“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和基地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几乎全都得到了他的老师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争取了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参与。正像毛泽东自己在50年代曾对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所讲的那样:“……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经先后两度赴京学习和开展社会活动。这期间,他在北京大学陈独秀、李大钊二位教授的引导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古都北京返回湖南应易培基之聘到一师工作以后,他一直思考着怎样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新文化运动等问题。根据湖南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他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书社。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首先在易培基这里征求意见,立即得到这位教育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的赞同。易培基的看法相当明确:湖南虽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没有受过系统的新文化熏陶,也没能形成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特别是张敬尧统治期间,公然提倡扶乩占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还亲临城隍庙拈香,把湖南搞得乌烟瘴气。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表示,将以全力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并就书社的组织人员、资金、场地等一揽子方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易培基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同时由他出面邀长沙教育、新闻、工商等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如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省教育厅长方维夏、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欣然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并慷慨解囊,为书社捐资。在他们的赞助下,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书社于1920年9月9日正式开业。开业这天,易培基亲自为书社题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名,并偕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等社会名流,参加了开业庆典。文化书社前后创办了7年时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联络和团结社会各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起,于1920年秋,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积极参加了两个研究会的发起和组织,并再一次亲自出面联络长沙政界、文化教育界委员作为发起人,以此吸引广大青年的参与。他还支持和鼓励一师进步师生入会,两个研究会的会员中以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为主,如熊瑾玎、何叔衡、陈章甫、郭亮、周世钊、夏曦、肖述凡等。妙高峰下惜阴街拐角处的一师校友会会址和一师附小,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党早期骨干,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党的后备军——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在湖南建团,最先是从一师开始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经过多次研究,认为一师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校长易培基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支持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许多方面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另外,一师“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已有过较长的思想准备,参加了许多革命斗争,是青年团员的理想人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都极力赞成这个意见,于是一师学生郭亮、夏曦、肖述凡等,就成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继青年团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在长沙着手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易培基这个党外的民主人士,仍给予毛泽东以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帮助,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师生之间感情交往的本身。

  湖南建党,引起了陈独秀等人的高度重视。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通知,请毛泽东赴沪参加会议。随即,毛泽东一边为他和附小主事何叔衡向易培基校长打了请假报告,一边进行着行前的各项准备,等待着假期批准后立即成行。当时,第一师范尚未放暑假,学生正面临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按规定是不允许教师告假的。但是,易培基是一位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政府官员,他仿佛感到毛泽东此番突然请假远行,绝非寻常之举。于是,他未究详情,便在请假报告上签了字。这样,6月29日下午6点,毛泽东偕何叔衡悄悄离开了湖南,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盛会。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湖南。就在这次归湘后拜望易培基先生的时候,他被告知从下学期起被聘为一师国文教师。于是,毛泽东仍以在一师任教为职业,继续从事建党工作。这期间,由于易培基的开明和宽容,毛泽东利用一师这个有革命基础的阵地,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在第一师范、省第一中等学校和长沙的一些工厂,以及衡阳、平江、岳州、常德等县建立了地方党小组。在此基础上,中共湘区委员会于1922年5月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至此,毛泽东辞却了第一师范的教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20年代初的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易培基来说,无疑是他们人生历程上的重大转折阶段。

  这个时期,人到中年、仕途得意的易培基,并没有心安理得地去当官做老爷。富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易培基,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和发动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他任第一师范校长期间的几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和他领导下的第一师范,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

  易培基和第一师范师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表现,深深触怒了赵恒惕军阀省政府,他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早在1920年上半年,赵恒惕便率兵进入长沙,到年底逼走谭延,当上了湘军总司令。随后,又逼走临时省长林支宇,当上了省长。赵恒惕主湘后,看到长沙发生的每次学潮,一师学生均必参加,并总是居于领先地位。因此,赵恒惕再也难以容忍易培基了,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4年1月21日至30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大会主席指定,任《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由孙中山亲自提名和当列为候选人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这前后,易培基接到赵恒惕撤销他一师校长职务的通知,随即赵便委任其亲信李济民担任一师校长。李济民上任那天,一师师生全体罢教罢课,以示反对。赵恒惕派军警荷枪实弹包围学校,以武力强行压制师生接受李济民出任校长。至此,易培基教育强国的梦已破灭,他忿然辞去省府一切职务,于旧历腊月举家南迁革命中心广州,通过谭延、毛泽东的举荐,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高级顾问。

  在担任大元帅府顾问后,易培基以他勤勉的工作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大元帅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不久,又兼任时称“革命摇篮”的广东大学教授。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家政权落入军阀之手,易培基不愿同流合污,再次脱离军政府,先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职。1927年,谭延依附蒋介石,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次年,易培基先被谭委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重任,后居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部长要职。只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他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珍宝,被迫辞职,为躲避惩罚隐匿于天津租界。

  其实,这是一起大冤案,它是由易培基最喜欢的一位学生一手造成的。易培基蒙此不白之冤,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绝望,就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终日心情抑郁,久积成疾,于1937年病逝于上海,时年57岁。一位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中年舍弃高官参加国民革命,富有民主精神的教育家,最终落得这样的结局,这大概是连他本人在内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易培基走了另一条政治道路,而忘记这位老师的恩德。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曾私下多次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过学生时代的这位恩师,并以他特有的口吻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呵,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故人的一片怀念与惋惜之情。

  党没有忘记这位民主人士在自己青年时所给予的特殊帮助和所作的特殊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对易培基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