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前夕






  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他带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他告诉陈毅,中央委员会(几乎成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词了)决定红军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蒋介石的“围剿”,向西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严冬,陈毅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目睹了苏区发展到拥有三十五个县,三百万人口和有一块相当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土总和的土地。他看着这块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为“红色的首都”。

  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严酷的现实。陈毅看到了这一年多来的惨重损失,红军在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陈毅是讲现实的,他没有试图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汤说成鲜浓肉汁。红军面临的是惨重的溃败以及艰险的撤退。

  周恩来还带来了进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将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他只负责军事指挥,另一位老资格的政工干部项英负责全面工作,他们俩将在一起共事。陈毅很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

  陈毅将率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许多人象他一样伤势严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当时很难估计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就更难估计了。战斗人员的数字虽然高达一万六千人,而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是赤卫队,许多人从未握过步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部署二十万人,他还可从附近的部队抽调更多的人。陈毅没有问他的部队有些什么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够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传达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他强调陈毅将起的重要作用,他赞扬陈毅具有经过考验的战斗能力,以及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陈毅在这里战斗了多年,没有一条山路、一条蜿蜒的河道他不了如指掌。而且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陈毅受了伤,长征对他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你的伤口怎样 ?”他问陈毅。他对陈毅的伤势很了解,因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他和陈毅一起去兴国前线,陈毅就是在高兴峪那次战斗中负的伤。陈毅回答说伤势没有好转,医生还没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来。他一直要求拍一次 X光片,但他们却没有给他拍。周恩来听后马上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原来, X光机器和片子这时都已包装好准备撤离。结果不得不重新打开。因为没有电,周思来命令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医院,专门给陈毅拍了 X光片子。

  命令总是命令。陈毅是个好军人、好将军,他执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务,即使心里并不痛快。当他发现他的同事项英对于下一步怎么做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时,他又增添了几分不快。项英主张硬拼,而陈毅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进山打游击。他认为这是生存的唯一机会。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决了。

  陈毅对他的使命感触很深。他没有公开表示他认为这与反毛的政治斗争有关,尽管他的许多朋友待有这种看法。他承认对他的委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比任何其他指挥员都熟悉这块土地,他是个有经验的领导人,他的任命会提高那些留守人员的士气,会使他们感到红军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但是,陈毅对这件事的情绪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既谨慎又明确地表示,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指挥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

  十月中旬,这是个气候宜人的时节。但从于都出发的那一行人情绪都不高。这个决定周恩来不只告诉了陈毅一人。与陈毅谈话之前,他把毛从于都召到梅坑的总部,告诉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毛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这些就象对牛弹琴,没有人听他讲话。在北京的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说:“我们有一种说法,一项战略一旦开始执行,就必须坚持到底。”

  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新的计划,即红军向西出击,穿过蒋介石在冯·塞克特将军指导下设立的四条封锁线,然后向西北方向的湘鄂边境挺进,与贺龙会合。贺龙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周恩来把计划告诉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以及其它军团——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据聂荣臻说,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低于这一级的干部。除了这些最高级的指挥员外,大约八万战士——据伍修权说这是“实际数字”,“为了宣传,当时号称十万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根据花名册上的数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红军的实际人数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这个数字是本书首先发表的。具体分为:

  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中央军事委员会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时被称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总数不包括雇用的担架员 (他们有时仅受雇一、两天)。

  这八万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个姓危的妇女,如今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还是个硬朗的小个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颊,起皱的鼻子,灰白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裤子,白衬衣,黑色的中国布鞋,正配上她那双小巧的脚。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红军中度过的。她是随第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之一。她有一个坎坷的经历,我们的谈话从她五、六岁时被父母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开始,她始终不知道家里卖她得了多少钱。

  危秀英仍然记得当初她父亲要把她卖掉时的情景。她准备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镰刀,把它们藏在门后。第二天一早当一个男人来接她时,她向他扔石子,并用镰刀砍他。但那个男人力气很大,终于制服了她,并试图把她带走。她又踢又抓,还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罢。这时他们又把她父亲的兄弟,她最喜欢的叔叔叫来。她不能咬叔叔,就这样被叔叔带走了。她后来睡着了,醒来时已到瑞金。买她的这家在这里开设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里干活长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担。当红军到兴国时,她还在象奴隶一样地于活,经常挨打挨饿,还要放水牛、拾柴火。对于危秀英这样的妇女,参加红军无需多少动员。她自动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人发觉(会打她),径直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他们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坚持要当红军。这样,她主人家终于发现了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还记得在吉安第一次参加战斗,在一个小屋里度过的一夜。小屋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她从来没有见过电灯,也不知道怎么关灯。最后她拿过步枪,举起来用刺刀捅破了灯泡。这杆带刺刀的枪比她还高几英寸呢。

  危秀英是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参加红军的几万人中的一个。从兴国参军的人编成了一个师,叫模范师。兴国有二十四万人口,其中竟有八万象危秀英这样贫困的农民入了党和参加了红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国没有—个县能与之相比。整个江西省的阵亡人数为二十三万。

  参军,参军,参军。这是红军在占领赣南最后一年的号召。当时小刘英正在于都干扩红工作,长征前夕,毛泽东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宪辉当时也在那里做扩红工作。他现年七十四岁,看上去有点象年迈的赫鲁晓夫,帽子戴在脑后,宽宽的(中国的)乌克兰人脸,眯着眼,一副乡村人精明能干的样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贫农,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红军一到,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做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十八岁的肖华任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曾宪辉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着五磅大米的干粮袋,一百发子弹,两颖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 (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 ),一共加起来负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却一无所知。但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长征在吴起镇结束。

  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该具为革命牺牲的人达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大约五万人。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为动员青年参军,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光荣匾,他们的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给军属送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还举行群众大会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

  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运入苏区。苏区有些钨矿,封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

  共产党人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教条阻挡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熏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共产党的军队在苏区纪律严明,享有良好的声誉。的确,他们没收富人的财产,然而中产商人却倾向于共产党而不喜欢蒋介石的军队。

  农民之所以特别拥护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贫困的赣南农民过着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钱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粮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贫苦农民的债务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还清。一九三零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泽东视察了兴国县和另外六个正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县。他发现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农和地主,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他主张免除农民的高利贷负债,给农民分配土地,再免费分给未耕的山林荒地。他号召禁止赌博和抽鸦片,并杜绝抢劫。他说共产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连残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壮劳力替他们耕种。

  老红军吴兴也来自贫困的、但给红军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乡在会昌县吴村,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同乡。他俩在南昌接受采访时,吴兴告诉我:“论辈份,我应叫吴吉清‘祖父’。”吴村的人几乎都姓吴,一九三零年当吴兴十四岁参加红军时是这样,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吴的一生都在红军中度过。他没上过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前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红军战士。长征结束时,他被提升为排长,在延安的学校学习,后来当了师长。他小时候跟篾匠学手艺,但挣钱很少。他曾想参加国民党军队,可又觉得他们是一帮强盗。你就是有一把象样的雨伞,这些人都要抢。当朱德率领部队路过他家乡时,吴兴听说这部队的战士都是些公正老实的人,又听得部队里有人向他喊道:“来吧,小兄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他就参加了,从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五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我们到达雪山时,我想起了这一切。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不只是吴兴一人有这样的想法,许多战士离家时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独,但他们也抱着和吴兴同样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杨成武曾是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回忆道:“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们是这样的亲。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我们即将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舍得?”

  杨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边界的长汀县,那里是共产党根据她的一部分。当红军已开到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杨成武家乡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并且慰问红军战士。他们爆玉米花,收集鸡蛋,扛来一袋袋的红薯干,织好了袜子,编好了草鞋,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 (并不多,杨只有五角钱 )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