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汁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个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

  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 (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 );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零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健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俄国”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人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

  李德在执行任务时是很勤恳的。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但又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美国人。她把自己的命运先是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是印度,现在又是中国。靠她引见,李德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而海伦·斯诺则在该校学习,他们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诺夫妇当时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李德也不信任他们,他似乎怀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则永远未能改变对布劳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国时,本来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击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灾难,在李德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告密出卖,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在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危险性最小的地方是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从上海转移到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追上他们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一位新的军事顾问的到达,他是李德的上级。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李德在上海街头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级。

  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他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共和军的“克莱伯将军”而名声大噪。弗雷德长途跋涉,经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转了半个地球,最后抵达上海,却未能与联络员接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许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因为正如史蒂夫·纳尔逊——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待有所谓金皮护照,有了这种美国护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达时,共产国际的首席待派员叫亚瑟·艾尤尔特。李德在德国时就认识他。李德来之前,上海还有一位名叫艾尔·白劳德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开后来上海的,他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主编。

  理查德·佐尔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当然认识李德。尽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秘密活动都严格地各自为政,他们常常与对方的人不期而遇。佐尔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与苏联设的另一个地下中心哈尔滨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不能利用他的军用联络线。

  史蒂夫·纳尔逊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信使。他们当时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尤尔特是该局的负责人。据纳尔逊回忆,撤离瑞金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尔特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却说他们必须离开。

  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匈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俄国内战,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据李德说,他和斯特恩很快发生了争吵;但是斯特恩的到来使李德有可能继续深入到“红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在苏区他受到共产党部队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陪同邓发的是手持红穗短刀的警卫员。邓发乐呵呵地刚着嘴,李德以为他们俩将成为挚友。

  到中国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是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人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他基本上是常驻莫斯科的。他们一致反对的是毛泽东。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撤、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定。

  在与翻译伍修权及其他人的交谈中,李德一点点地谈出了自己的经历,他讲的情况与这位“街垒战士”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说自己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被奥匈联军征募入伍,派往东部前线作战。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奥地利的许多战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诺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关在那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战俘都站到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而李德却参加了红军,投进了俄国的怀抱。

  李德谈到自己曾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 (一些当事人对李德所径的部队和军阶、职务的追述都不一样 )。在俄国内战中,他在乌克兰和自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由于在军队服役中表现优异,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四年。

  由于他的知识和背景,他被选中派往中国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训练骑兵。此时中共的部队里缺少骑兵 (鉴于山区地形崎躯不平,道路狭窄,骑兵部队行动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骑兵)。

  无论是伍修权还是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从未怀疑过李德自我介绍的可靠性。李德告诉伍修权说,共产国际给他奥地利护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怀疑,可借此掩护自己。他的战争经历对博古和具地“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太专业化了,他们不可能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都没有多少军事理论知识。

  据伍修极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乐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还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优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据有的中国指挥员后来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或者任何红军指挥员继续开展或恢复他们随心所欲的作战体制。李德把他的进攻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从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然而这个战术并未能有效池消灭国民党军队,而朱毛却从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给养和兵员补充。毛泽东用地地道道农民式的语言来对比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毛说,红军是叫花子,而国民党不仅是国王,而且还是龙王。红军靠从龙王桌子上攫取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党纪是严格的。李德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面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离了上海,现在却控制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际。蒋介石对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地缩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个县了。

  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当然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年轻的伍翻译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岁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 )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这些说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斯大林手下年轻的中国事务专家巴威尔·米夫和中国党内苏俄派头头、同样年轻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王明都认为无论毛泽东还是朱德对马克思主义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绿林好汉而已。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剥夺他手中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等等。他们使了一着又一着,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比较起来,莫斯科总是更关心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

  那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毛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出版了经过大量删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来所组成的“三入团”手中。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振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

  李德在回忆录里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

  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同意上述估价。他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失败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认为,用中国的话讲,李德来到中国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

  伍追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伍惨权承认周恩来对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负有责任。无论周恩来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见,有证据表明他最终还是对李德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确实没有或者是未能进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建议使红军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战利品,没有增强兵力,相反,却使红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的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的图书馆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象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 ?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很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似乎都要损失二千到三干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告诉埃德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过去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五十英里之遥的端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转移到瑞金了。”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一千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群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了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 !他继续高声喊道:“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一、第三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不感到良心责备吗 ?你就不痛心吗 ?”彭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德怀的漫骂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关于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许多别的指挥员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他们害怕遭到非难。因为李德这个人惩罚别人是从不手软的。对他认为失败或犯错误的人,动不动就处分。后来担任中国海军司令的肖劲光,当时已是老资格的高级指挥员。他第一次去苏联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苏联,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他的战绩优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第七军团。他军中的战士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防守黎川县城时,面对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两三个师的进攻,他们无能为力,败退了下来。李德于是下令审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泽东等几名高级指挥员提出了不同意见。亲苏派的王稼祥拒绝签署命令。这样,肖劲光才免进监狱,而被分配做教学工作。李德请博古帮忙,以压倒军方意见,但是博古不肯过问。

  那时,共产党人处分之严厉,是司空见惯的事。湘赣边区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曾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贬为运输队员。他的上级省委书记王首道被撤职,但很快又恢复了职务。

  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还是红军一名年轻负责人的邓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别人强。他受到“亲苏”派的攻击,说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支持者。在党内斗争中,罗明被当作毛泽东的替身,因为亲苏派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于是,邓小平、毛泽东的兄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其他几个人被当作“罗明派”的成员而受到了批评。邓小平丢掉了职位,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长征。有的说,他在由几千个民工组成的运输队中当担架员。几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否认邓小平曾当过担架队员,但是,无疑他在这件事中是倒霉的。

  红军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责背离党的路线。这类指责并不少见。他们对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记忆犹新——反 AB团分子的斗争(AB指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特务分子 ),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说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 (尤其从苏联回国的年轻学生,他们被指责在苏联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响 );还有反对各种右派、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偏离倾向的运动。这些斗争有的反映了内部的政治争执,有的则产生于对秘密阴谋组织的恐惧。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过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桥,尽管表面显得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内心是情绪不高的。

  眼看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撤退,要越过陌生的荒山僻野,随时会受到数十万敌军的攻击。此外,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权 (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没有人议论过,而且也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李德与上海的联系,实际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联系的问题。一年前李德逃出这个大都市时通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曼弗里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他。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 (每个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俄国名字,伍修极叫普雅塔库夫 )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卜六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一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了;同时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差不多两年后这条联络线才得以恢复。当时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