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给我即象最深的老师(读杨昌济《论语类钞》、《劝学篇》等)






  杨君怀中,留学英伦及苏格兰有年,研究伦理教育,去年归自德,主湖南第一师范修身科讲席,是书即其所编讲义也。语语自道心得,故说理精,自述经验,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学说,析其同异,无所牵附,故博而下凿;即《论语》之内容而析为类,自成系统,亦无碎义,故约而不拘。盖非仅学校讲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笃志自修者,得是书以为研习经训之途径,其于修己、接人、观世、知化之道,思过半矣。

  ——摘自黎锦熙为杨昌济《论语类钞》

  写的书前介绍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干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雀,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解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事。

  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知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占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合东西洋文明于一炉而冶之。——摘自杨昌济1914年10月《劝学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男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妄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摘自毛泽车1917年8司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译东早期文集)第2版第86页)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摘自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

  致周世钊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474页)[解析]

  杨昌济(1871—1920),号怀中,长沙县板仓人。其家世代书香。19岁考取秀才,后弃科举,曾任塾师,1898年人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始,先在日本留学6年,复至英国留居3年,后又至德国。1913年春回国,出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翌年人第一师范)修身和心理学教员。毛泽东就是这个时候考入湖南第四师范的。一直到1918年6月离开长沙赴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为止,杨昌济都在湖南第一师范兼职教授修身课,而此时毛泽东也刚好毕业,主要论著有《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劝学篇》、《治生篇》等,译著有《西洋伦理学史》等。所写《达化斋日记》(未刊稿)内容丰富,是研究其思想和交往的重要史料。

  杨昌济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典籍的熏陶,服膺孔孟程朱的学说,他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不过他毕竟在外国留学10年,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潮和西方哲学。因而他能够联系欧洲学术思想来重新解释孔孟程朱陆王的学说,他的思想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的一员,尽管杨昌济在思想史上远没有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显赫的地位,但就其思想的倾向和分野来说,他也属于近现代新儒家的一员。《达化斋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为生徒讲教育学史,至培根之倡实验派哲学,与笛卡儿之倡推理派哲学,因言朱晦庵之学近似培根,王阳明之学近似笛卡儿: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1914年3月18日)

  贯通中西,是杨昌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传统方面,他所推崇的还有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于近人,则特重曾国藩、谭嗣同。这些对毛泽东都有明显影响。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阅读书笔记,或论天下大事。老师的教导,首在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为独立奋斗精神,即父子兄弟间也不可互相倚赖;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终于开花结果:继承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以第一师范这批进步青年为基础而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导分不开。

  杨昌济的著述和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也很直接。历史上的思想学派,如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也常是经由杨昌济的介绍和推崇,引起毛泽东的格外关注的。这种师承关系,我们从毛泽东做的《讲堂录》笔记里可看得非常清楚。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念书,很用心听课,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本毛边纸抄本印有红色直行格子(先前的行话叫“朱丝栏”),每页两面,每面9行,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其中记有8个日期,最早的一个是10月28日,最后的一个是12月13日,可知这一本记于这年10—12月之间。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当时写的日记、各种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网篮,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马日事变之后,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的全部书籍文本连同这些笔记搬到后山烧了。他的幼年塾师毛字居从灰烬中救出这本读书笔记和课本两册,珍藏到解放以后。《讲堂录》所记范围很广,在学术文章方面,凡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侯钊宗、吴伟业、宁都三魏、汪尧峰等,及桐城派、阳湖派诸家,以及曾国藩等,都曾涉及。此外有许多处是评论历史上的政局和人物,间或论及外国人物如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所读各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杂以议论。这些议论不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的选择而记下来的。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

  杨昌济深研宋明理学和西方康德等派哲学,在讲课中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常常用自己的著作和《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作为材料。许多观点,非常直接地反映在《讲堂录》里。

  《论语类钞》中说:“特立独行,非意志坚强者不能。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论语类钞》在解释“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一句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矣。”这意思在《讲堂录》里有一点发挥:“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指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说:“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以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先儒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可以譬矣。”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先儒”写明了是“程子”,想必是据杨昌济讲裸所说写下的。

  《达化斋日记》中有这样几段话:“予读《管子》不偷取一世之言,而深有感焉。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独一时之天地万物也,千载以上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千载以下之天地万物,吾有情焉。”“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无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王也。”

  这些话反映在《讲堂录》中的是:“《管子》:不偷取一世。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优是焉。”“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稣(磔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这两个举例见于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稣之所以为耶稣,亦以其被碟于十字架故。”)“语曰,毒蛇鳌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为一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一段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只是接着有下面几点发挥:“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可益?”《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令)。”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贡我,一在通令。”“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讲堂录》里还记有杨昌济其他论著中的一些观点。

  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说:“霉菌附着于微细尘埃之中,但照常法扫除,则霉菌不过暂时浮游于空气之中,旋即附着地板桌椅之上如故,不能达清洁之目的。故先洗以水洒地,扫去粗大之尘埃,再以湿布净抹桌椅与地板,如此而后可收扫除尘埃之效也。”这一点反映在《讲堂录》中是:“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说:“王君静安(王国维)尝论国学,谓战国之时,诸子并起,是为能动之发达;六朝隋唐之间,佛学大昌,是为受动之发达;宋儒受佛学之影响,反而求之六经,道学大明,是为受动而兼能动之发达。”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未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惑》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行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木,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木,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讲堂录》所反映的,只是1913年最后两三个月毛泽东读杨昌济的论著和接受其思想观点影响的情况,内容便如此丰富,由此可想见在湖南一师五年的情况了。尽管这方面留下的文字依据不多,但我们还是可摘取一些。

  《达化斋日记》里记下了一次讲课的内容,“余尝教人以有胜于元,动胜于静,乃是为太无作为之人而立论;其实有为固不易,有不为亦不易。社会时时要求我作事,欲拒斥其不合为者,非有十分之果断与定力不能。船山尝言:‘动固动也,静亦动也;动则使静者动,静则使动者静,皆非用力不可。’此说正与力学惯性之法则相合。(1915年3月17日)杨昌济征引王船山的意见而加以发挥。这种动静观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完全赞成杨昌济的“动胜于静”的观点。杨昌济自己多年实行冷水浴、静坐、废止朝食三种健身法,毛对后两种则并不盲从老师。他在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木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好动,强调运动和斗争,不仅在哲学观点上,后来几乎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一部分,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那时他读了浮田和民的《新国民之修养》一书,极感兴趣,在日记中称“浮田氏则真有学者之价值,其学说将来必为日本社会中之一大势力。”(1914年9月25日)在翌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读该书的心得:“浮田和民极言日本现在之教育制度断丧人才,其弊在于偏重注入智识主义与画一义。谓学校之试验(按:指考试),其弊较中国从前之科学更甚;盖科举权害一部分欲为官吏之士人,日本今日之学校试验,则遍害社会中各种类之人也。其持论谓:青年处于此恶制度之下,当不以试验之分数为意,课之可缺者缺之,可以迟刻(按:指迟到)者则不妨迟刻,省出精力独自研求,务求实益。能不入学校更善。”这个思想显然给了毛泽东根深的印象。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子智,吾国学制,课程多于牛毛,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1917年8月22日)“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1920年6月7日),而主张“另立自修学社,半工半读”。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李昌济传授而又为其得意门生所按受的这些思想,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还起着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革命,主张精简内容,反对以学生为敌、提倡自学,认为老师讲得不好学生可以睡觉,等等,其思想之发轫,当始于此时。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化选择上最易产主的偏激情绪,一是保守主义,一是全盘西化的主张。杨昌济的态度基本上是折衷调和,因此,在大论战中也不大为人注目。但这种蕴含着合理因素的冷静态度,却对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受传统文化熏染而又经历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宗法政治制度和旧道德、旧思想做了最辛辣的抨击,成为新学的热情鼓吹者和买践者。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以西方文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采取冷静的分析态度,反对盲目崇拜和不加分析地接受西方文化。这个问题,我们从前面引述的杨昌济《劝学篇》和毛泽东1917车8月23日致黎锦熙信,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的有关段落的比较中,便不难看出二者的师承关系。(本条目有关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等论著的内容,引自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和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