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我改变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读韩愈《韩昌黎诗文全集》)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突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祝为楷模的梁启起,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摘自毛泽东1936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韩愈文集,为李汲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摘自毛泽东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八《李汉

  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的批语集》

  第233页)

  [解析]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父母早亡,由嫂抚养,发愤苦学。贞元八年(792)进士,不久,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出为节度使暮府。反回至京师,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令。宪宗时赦还,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回朝后因不满宦官和朝臣专权,一直仕途不畅。元和十二年(818),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迁刑部待郎。不久,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待郎、京兆尹等职。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韩愈一生直言敢谏,才识兼备,在政治上、文学上均有建树,其中文学成就尤为显赫。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思想上,推尊儒学,攘斥佛老;文学上,他集前人之大成,反对六朝以来的骄偶文风,提倡散休,务去陈言,主张文道合一,文从字顺,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散文题材广泛,各体皆精,其诗、赋、论、说、传、记、状、表、书、序、碑志、杂文等均有佳作名篇。所作语言精练,感情真挚,说理畅达,笔力劲健,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其诗语言新奇,风格雄健,富有气势,当时自成一家。将古文手法用于写诗,开以文为诗之先声,对宋代诗歌影响较大。但有时过于求奇,不免流于险怪。韩愈的集子,为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编刻的《五百家言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最全。南宋未年,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以明代徐氏翻刻后,最为流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1913—1918年),一连几年的国文教员都是袁仲谦。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1910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剖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流利。”

  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周世钊曾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片并序》、《改善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闵己赋》、《答予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我们不妨引述几段。

  (一)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谏臣论》做的笔记有: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悟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于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间而能改之也。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其亦微矣哉。其亦不可移易明矣。盖亦不得其理矣。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此无其他。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以

  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罍洗祭器也。宗彝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遭时舌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众嚣嚣而杂处分,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

  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化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

  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视韩彭之豹变,谓蛰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纨,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

  力者运之而趋乎。李孝标《辨命论》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牛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真婆婆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争名者子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

  传》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嫉贪佞之污浊寺,曰吾其既劳而后食。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吠亩兮,焉富贵之能当。”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

  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予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元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1952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级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里,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于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茸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牧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高室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钝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言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为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钝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以无答,逡巡而退。■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烈纸上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夫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今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大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外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14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迎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贴的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