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湘江战役,进一步暴露了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1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下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同志根本没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在行军休息时就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红军挥戈西指,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开始,红军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

  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放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余同志在当时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会议共开了3次,即由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不准确,可能是1月18日之误。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1月9日中央机关才进遵义,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

  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在会议上被通过了。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负责人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在退出遵义途中,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分工时,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总负责人,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由于这样,原来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在遵义会议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都转而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泽东同志曾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又说,他是第一个从王明的教条小宗派中脱离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也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张闻天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直到10年以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

  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长征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错误,但他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