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感召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必然。

  在民族矛盾日益深重,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10月下达《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正确解决了对中间阶级的策略问题,随后在12月6日又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驳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证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情况下,不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性,就是地主、买办营垒中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亦将出现矛盾和斗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应在抗日的前提下,利用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毛泽东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和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综合与会同志的正确观点,起草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依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九一八”以来,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全面的文件和纲领。

  毛泽东为了力求把这种策略理论见诸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作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一

  毛泽东批判了“九一八”以来,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联合“下层”、排斥“上层”“要兵不要官”的片面政策,恰当地采取了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用上层领导下层、上下结合的统一战线原则。

  对于下层统一战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开展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西安等地的抗日救国活动;二是通过士兵活动、前线喊话、战地联欢、释放俘虏、办训练班、办学校等方式,开展争取国民党军队把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活动,这些民众性的、基础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些成果,还必须搞好对领导机关、首脑人物的统战工作。

  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及其爱国领袖。这部分人是坚持孙中山革命纲领、革命精神,推动蒋介石接受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宋庆龄等人则是其杰出的代表。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高度赞扬她,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

  其次是争取国民党内部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反蒋派。蔡元培是他们中的代表。1927年清党时,蔡元培是列名于弹劾共产党文件的监察委员之一;但清党后,目睹国民党的变质,使他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九一八”后,他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深表不满,以后又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信中,希望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蔡廷锴、蒋光鼐及其指挥下的十九路军也曾是拥蒋的工具,但“九一八”后他们主张枪口对外,并于1933年组织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同我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中说:“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

  第三,争取爱国民主知名人士的赞助,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是其代表人物。“九一八”后,他们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7月15日,他们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他们四人的信中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希望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更亲密的合作。”与此同时,还致书李石曾、吴稚晖、许德珩、马叙伦、张申府、杨秀峰等七十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书于这部分人的政治效果是卓著的,反响是强烈的。鲁迅、茅盾等都曾给党中央来信,陶行知等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谈话,一致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香凝和九十多岁的马相伯还走上上海街头,领导抗日救国游行队伍。

  第四,争取国民党内部的当权派,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顽固势力,弃旧图新,走上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道路,实现全国抗战。为此,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1936年1月,毛泽东在同《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中说:“我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蒋介石或任何方面的军队能够停止进攻红军,中国苏维埃政府立即命令该敌对地方的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实行动员来进行共同抗日战争。”“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

  同年2月,我党主动改变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其后,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说:“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并指出不应再单独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2月21日,我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公开发布的《关于召集全国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中,没有点蒋介石的名,提的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的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3月上旬,在毛泽东指示下,我党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停止内战问题开始秘密接触。我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其后至西安事变前,双方代表轮番往来,进行了多次谈判。

  4月25日,毛泽东为倡议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起草并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

  5月5日,党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

  8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加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方针。

  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进一步申明我党关于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我们在联合战线内部的口号是:一切党派一切阶级在抗日反汉奸的目标下联合起来!”“我们认为在联合战线里面提出打倒某某阶级某某党派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里面,我们认为还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和官吏是能够抗日的,我们愿意与这些人联合起来。”“现在笼统的反对国民党及其各级政府,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

  8月12日,党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首次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并提出“请蒋抗日”的口号。

  8月25日,党中央致书国民党,提出重建国共合作的主张,恳切表示我党“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

  9月1日,党中央下达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明了我党由反蒋抗日到联蒋、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

  9月17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了动员和吸收更广泛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致书陈立夫、陈果夫,朱德致书王钧、毛炳文,徐向前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10月5日,党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共同纲领,待前方停战后,由周恩来带去与南京代表谈判。

  10月15日,毛泽东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委员会已发布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毛泽东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此谈话,当时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党党政军界散发,宣传党的统战政策。

  10月26日,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针对蒋介石到西北督剿红军的举动,痛切陈词,指出:“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既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2月1日,毛泽东致书蒋介石,针对蒋介石在山城堡战役后,依然不顾民意,一意孤行,亲临洛阳,部署对红军大规模“围剿”的举动,指出“寇深祸亟”,必须“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如仍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告诫蒋介石,只有顺应抗日救国的历史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救国和蒋介石个人前途的惟一出路。

  第五,争取地方实力派。这部分人同蒋介石中央独裁的排斥异己、投降卖国的反动政策有矛盾,又怕共产党侵害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力求保全实力,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这部分人争取过来,就能够加大抗日力量的比重。当时党和毛泽东在华北是争取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在华南是争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是争取刘湘、刘文辉、龙云,在西北则是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毛泽东或致书信,或遣代表,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1936年间,毛泽东对上述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写了大量信件,宣传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进行统战工作。

  二

  党中央和毛泽东精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作为统战重点与中心环节,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

  对于张、杨及其所率领的两支军队,毛泽东作过精辟的分析和比较,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非嫡系的杂牌军历来心怀叵测,伺机打击吞并。他叫张、杨“剿共”打头阵,就包藏着在与红军作战中,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的险恶用心,可谓一箭双雕。果然这两部分军队绑在蒋介石“剿共”的战车上,遭到沉重打击。杨部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三个旅被击溃,两个旅长阵亡,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张部在三个月的“剿共”中,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张、杨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动摇。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心之意,反而乘机撤销他们部队的一些番号,减发他们的军饷,张受其奚落,杨受其申斥。“剿共”对张、杨非但没有出路,而且实力也消耗殆尽。现实逼着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从兵力上比较,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好多倍。但他们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情不熟,势重兵散,人心惶惶。中下级官兵沉痛地说:“我们应到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拼雌雄,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加上前方受到红军处处打击,更是上下惊恐。十七路军比东北军虽少数倍,但久居陕甘,人地两熟,有一定的潜在力量,有扩大实力、控制地盘的愿望,对国民党中央、尤其同胡宗南的矛盾日益突出。杨虎城本人出身贫苦,受过进步思想熏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他的部队里有我地下党长期经营与活动。根据以上分析,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打完直罗镇战役后,即开始了争取张、杨的工作。

  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通过三条线进行的。

  一、派遣代表致亲笔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派汪锋致书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和邓宝珊,表示“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共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此次同杨虎城会谈,杨对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党中央决定国共再度合作,改“抗日反蒋”为联蒋、逼蒋抗日口号之后,毛泽东又于1936年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致书杨虎城及杜斌丞,表示“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希望“双方关系更臻融洽”,“敝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一意孤行反对革命。蒋派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后,毛泽东再次派代表要求杨虎城公开表态,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

  二、北方局南汉宸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1936年2月,王世英同杨虎城初步商定双方停战抗日协定,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正式生效。

  三、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派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工作。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则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以争取张学良为首的上层为重点。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这方面的工作。

  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亲自接见被我俘虏后释放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肯定了他为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合作而进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在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再次返回东北军前,毛泽东特地指示将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给高,由他带到洛川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由此,沟通了两方上层的联系。

  同年1月21日,毛泽东派李克农作为我方代表到洛川,面见张学良、王以哲,表明红军愿与东北军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为友军,共赴国难。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希望双方互派代表,共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

  2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行前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向东北军上层进行统战工作中,要“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谋求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态度要诚恳,做到“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此次会谈进展顺利,张学良提出要与我党中央代表直接谈判。

  3月5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我中央军委与王以哲六十七军订立的抗日停战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同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表示,此次兄我双方虽系口头协定,但因均出于抗日救国诚意,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

  3月下旬,刘鼎由上海到洛川出任我党驻东北军代表,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刘鼎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3月27日,毛泽东听取了李克农出使谈判的汇报后,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中央会议,认定张学良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谈判的态度是诚恳的,决定派周恩来为我党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赴延安与张会晤,以促成在抗日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两方更全面、更密切的合作。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等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里举行秘密会谈。双方重申了洛川谈判的口头协定之后,张学良即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因为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掌握着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当前的问题是要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表示,如果蒋介石降日,他一定另作打算。并说眼下他正为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而焦虑,切望我方帮助。周恩来答应用办训练团的办法帮助培训干部(后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叶剑英等为教官,训练了团以下的抗日军官),并愿把联蒋、逼蒋抗日问题带回中央,待与党中央毛泽东商定后再复。周恩来针对张学良对人民力量认识不足和缺乏抗战胜利信心问题,以红军为例,反复向他讲明了人和武器装备的关系,告诉他发动、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道理。周恩来的一番话,提高了张学良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坚定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与信心。此次谈判达成了六项口头协定,收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此后,毛泽东为更有力地进行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决定由周恩来统一负责接洽并指导这项工作,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张学良、王以哲。

  6月20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之变为红军的友军。方法是说服、解释,不搞阴谋诡计。对受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不能排除军事打击,但这种打击,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争取它。强调争取整个东北军,要从上到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上层统一战线具有特殊意义。

  8月上旬毛泽东应张的要求,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东北军协助开展工作。

  9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

  9月22日,毛泽东签发了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两方面军队,从此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化干戈为玉帛,改昔刀枪对峙的疆场,为今结抗日友谊的舞厅。

  10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督促内战。张学良置“剿共”命令不顾,于11月27日发了《请缨抗敌书》,向蒋要求厚集兵力,北上抗日。这标志着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胜利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