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






  毛主席尽管认为蒋介石还没采取全面反共的战略攻势,但面对严峻形势仍然确定我们党的方针要以应付最黑暗的局面为工作的出发点。他指出时局发展有维持现状、坏转、好转三个前途。所谓好转,只是对反共放松一些,对抗战加紧一点。但好转前途很少了,维持现状可能还拖一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办法。目前“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作出发点。”毛主席还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蒋介石可能对我军采取的军事进攻行动。中央最初认为,蒋介石可能对我军实施两步进攻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到陇海线以北,构筑多层纵深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军夹击消灭我军。11月1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征询意见。这两个方案的第一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犯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主动打入彼后方。若采用此方案,我军布置仍以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为主,而以反对反共进攻为辅。其利是政治上我方占上风,其害是将来军事危险很大,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第二方案,是政治上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八路军五十万人中至少抽调精兵二十万分数路打入彼后方。若采此案,由于人民不了解情况,则政治上不利,但军事上能制先机,不被封死,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经过对两案的反复比较,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中央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毛主席解释中央的这一方针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恩伯)、李(品仙)东进是吓,命令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办事处也是吓。蒋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我们“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上面是中央研究的对策。如何公开答复何、白“皓电”呢?尽管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基本对策已经确定,毛主席对发表对外宣言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几次起草,拟好又停,曾经准备过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转念又放弃了。这不单单是要反复权衡利弊,思考对策是否周全,还因为要看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待日苏关系的发展。11月3日,毛主席致电恩来同志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直到11月6日,毛主席才拟好后来被称为“佳电”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在11月9日发表了“佳电”(韵目代日,“佳”为9日)。陈云同志说过,毛主席最后写的“佳电”文字,写了一夜,改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

  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的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佳电”是我党的严正宣言,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肠荡气的杰作。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

  根据“佳电”,我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在华中取自卫政策(保卫皖东和苏北,坚决打击一切来犯者),在全面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以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延长国共合作抗日的时间。这充分表明了我党相忍为国,维护团结的真诚愿望。

  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于12月8日发出“齐电”,要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开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签发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在此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华中、皖南部队进攻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他们急调二十九个师约二十至三十万人向大江南北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密令宣传机关放出空气,要求政府严明“军纪国法”,以坚决手段惩戒一切“不服从命令之部队”。这样,国共两党之关系空前恶化,政治情势危殆万分,皖南的军事冲突已如箭在弦上。

  面对作为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部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积极备战,我江南孤军迅即北移。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电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指出:“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31日,毛主席代表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如何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中原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党与军队,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南方局的任务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全国其他各地党组织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面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中央决定对于蒋之命令和宣传攻势,报以冷静不言的态度;不论其如何谩骂与攻击,暂时都不理它,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讲话;蒋介石急,我们就不急,这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办法。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但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身份实行对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长期以来对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在何、白“皓电”发表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仍对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一方面,国民党下令新四军北移包藏险恶用心;另方面,新四军又不能不通过北移以求发展。正确的处置是应当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将计就计。项英则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严厉批评后才仓促决定北移路线。这时,国民党早已完成围歼北移新四军的一切布置。6日,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顾祝同、上官云相统率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多师八万多人,便对其展开了包围袭击。

  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周恩来同志所在地重庆、刘少奇同志所在地盐城和叶挺军长所在地茂林地区之间,通过电台频频联系,作出了一系列指挥决策。全党对新四军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北移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1月7日,毛主席等即电告叶、项,不宜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有利。皖南北移部队遭到突袭后,项英同志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使已在东进中取得初步胜利的部队失去了冲出包围的时机;随后他与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同志又私自离开部队出走,使军部指挥极为困难。1月9日,毛主席致电叶军长,要他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同志负总责的决定。当得知北移部队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全体官兵已濒绝境,准备牺牲时,毛主席等一面指示叶挺同志速谋突围,注意与包围部队负责人进行谈判,一面电告恩来同志,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求援,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为挽救皖南新四军危局,少奇同志、陈毅同志还向中央提出发动苏鲁攻势,包围沈鸿烈、韩德勤部的建议,以便凭藉这种形势提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在皖南撤围。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向蒋介石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南方局已动员党的干部向各方揭露国民党军狙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发动社会名流向蒋、何、白提出抗议。蒋介石一面佯称“撤围”,一面下达生擒叶、项手令,对被围新四军发动全线总攻。这样,新四军北移部队与比它多五、六倍之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了七昼夜,终因处置失措,弹尽粮绝,基本覆没。除两千多人突围皖北、苏南外,其余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叶挺同志不辱重任,苦撑危局,在奉命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也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叶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蒋介石蓄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以新四军遭受血腥大屠杀震惊世界。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高压,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独立自主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力量的立场和方针。还在1月7日茂林战斗刚刚打响时,毛主席就电告少奇、陈毅同志,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党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在接到皖南新四军被围歼消息后,1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之后指出:今后我们的办法是抓住皖南事变,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1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继续分析时局,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①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还任命了其他领导成员。这个命令于当日发表。随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宣布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

  在1月20日这天,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严正宣告:亲日派反共降日的计划即使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这个谈话还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以下简称“十二条”)。

  这以后,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或在致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彭老总等人的电报中,继续阐发了党的立场和方针。毛主席特别强调:(一)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和谈话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这对我们有利。破裂责任在他。我们应该紧紧捉住1月17日令坚决反对,绝不游移妥协。(二)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1月17日令。三个月来的让步阶段已经完结,立即转到坚决斗争的立场。一味担心破裂,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和我党我军,而且会中蒋之诡计。只有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目前惟一正确的政策。(三)我们政治上取全面攻势,揭破蒋之阴谋,军事上取守势,打防御战。同他全面决裂,目前不可能。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任何情势。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四)目前的破裂不应说成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对于蒋介石应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暂时不提反蒋,但要公开批蒋;蒋尚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与中央军。(五)我们表明态度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我们目前和他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在经过严重斗争之后,才能克服蒋的反动,达到争取时局好转之目的。

  毛主席的这些意见在党领导的各条战线上得到了贯彻。蒋介石“一•一七”反动命令发布后,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冀中八百万军民通电全国,声讨皖南事变的元凶;苏北军区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皖南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等将领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血腥惨案。在重庆,当“一•一七”反动命令见报后,恩来同志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7日深夜,他亲笔写了悼念皖南死难烈士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挽诗,用巧妙的方法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而在《新华日报》刊出,使新四军被围歼的真相冲破新闻封锁而传遍山城。恩来同志还和南方局工作人员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及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声援。皖南事变前,恩来同志还先后向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斯诺详细地介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并准备了一份国共关系的文件交给他们。毛主席“一•二○”谈话后,恩来同志即电告在回美途中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在纽约接到周电后,即向美报界披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斯诺也发表了恩来同志给他的材料。①

  我们党以尖锐对立的态度向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使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党的重大变化。各阶层人民、各派政治力量大多对我党的正义自卫立场深表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先生先后致信蒋介石和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当局在皖南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军长。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先生也对蒋介石、何应钦的举措表示不满,忧虑国内前途。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主角阎锡山、胡宗南等,在这次反共事件中站到了中间派立场。各民主党派对蒋介石使亲痛仇快的行径表示愤慨。海外侨胞也谴责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倒行逆施,呼吁政府停止内争。

  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制造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拒不出席国民党驻苏大使原定举行的宴会。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白提出质问。潘大使会见蒋介石时还明确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内战对于中国意味着灭亡。美国担心中国大规模内战不利于实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美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恩来同志,对蒋介石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攻击。英驻华大使卡尔也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

  国民党顽固派大规模反共除了面临国际上的外交压力外,还被日本人的军事进攻打乱了部署。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乘势将调集的三十万大军指向豫皖苏地区,企图“肃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军、新四军,然后深入苏北、山东,以达到“驱逐”华中我党武装至黄河以北的目的。但正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1月26日,日军以五个师团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犯,将十五万国民党军包围于平汉路以东。两军主力在信阳一带发生激战。在日军出其不意的进攻下,蒋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变成抗日部署,数万大军仓皇从“剿共”驻地撤回。

  仅仅半月前还是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对于政治形势的这一转变,毛主席从中日间、国共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2月间的许多文电中,他阐发了这样一些重要思想:

  第一,指出国民党在各方的压力下,虽然不会改变其反共的根本立场,但反共高潮正在下降。毛主席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舆论都同情我们,“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皖南事变时,“蒋以硬为主”,皖南事变后,“因为我们硬起来”,蒋“没有那样硬了”,“以软为主”。“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1月17日以前,蒋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月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

  第二,指出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是蒋介石全力反共造成的,也将在政治上给蒋以极大的打击。蒋介石以为,发动皖南事变,扩大国共冲突,日本人会坐山观虎斗,停止入侵。岂知日本人另有想法。东条英机在1月30日的讲话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再则,日本人不愿意新四军去华北。东条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毛主席在致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引述东条的话后指出,日本人认为“对我分区宰割于彼有利,将我集中华北反于彼不利,这是我们在华北反扫荡战争胜利的结果”。“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日蒋之间的“这个矛盾很可利用”,这是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

  第三,指出目前国共僵局存在于我党有利,愈僵愈于我党有利,只有蒋对我党表示和缓,我党才可以表示和缓。毛主席说:“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已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令北移、命令进攻华中等),并已收到了成效”。我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用蒋介石的手拉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

  在2月7日致恩来同志的电中,毛主席还预测到,“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们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不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时局正按照这个预测在发展,毛主席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向前走。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计划于3月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表示:国民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心急火燎,力拉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以摆脱窘迫困境。

  中共参政员要不要出席会议呢?党中央、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反复电商后认为,不能无条件地出席。2月15日,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提出将1月20日宣布的“十二条”提交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十二条”作为出席条件。这是极高明的一着棋。它不仅有利于扩大“十二条”的政治影响,又能进一步表明我党力求恢复团结抗战的立场,博得国内外更多人的同情。但是,蒋介石方面既拒不采纳,又无理纠缠着要中共方面出席会议。为打破僵局,在参政会开幕第二天,中共方面又提出临时解决方法的新“十二条”①,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基本条件。若不采纳,拒不出席。3月2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主席分析情况说:“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第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第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17日命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已到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态度,蒋介石于6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反共”决议,中共参政员无一人与会,但会议仍不得不选董必武同志为常驻委员。如毛主席在3月12日致恩来同志电中所说:这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

  第二届参政会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退兵时的一战。参政会草草收场,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我党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蒋介石一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了产。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力量得到了更大发展。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苏北解放区,而且使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逐渐联成一片,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如意算盘。此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明显地强于国内其他任何军队,成为顽固派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

  ——争取了广大的中间派。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了中间派的政治作用,扩大了中间派的成分。不仅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各抗日小党派和多数的杂牌军、地方势力属于这个阶层,连国民党中央军中的许多军官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许多官员也纳入了这个范围。尽管中间派在这次反共高潮中的立场是动摇的,但是经过积极的耐心的争取工作,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重大关头,还是同情和支持了我们。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不断发展,抗击的日寇兵力几乎与国民党抗击的日军数量相等。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我党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政治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许。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我党日益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因素和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望空前提高。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日本人会鼓励他,英美会不作声,苏联会不关心。但是,他的估计全错了。我党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议奠定了政治基础。

  4月2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主要经验和基本政策进行了总结。毛主席谈形势说:

  关于目前时局问题。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矛盾仍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矛盾仍然是从属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起着决定的作用。现在指导中国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一面抗日,一面反共;而在抗日方面——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抗战反汉奸;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拉对拉,以打对打。

  我党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必须有整套战术,不可粗心。对其反共政策必须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斗争须是有理有利有节。

  在反顽固派的斗争中,必须将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基础。地方实力派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与统治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一般的,应以中间派的态度对之。有人以为皖南事变后整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完全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了,中国社会是中间阶级占很大的位置的。有些同志在此次反共高潮中对中日矛盾仍是基本矛盾发生动摇,对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所以对党的政策也发生动摇,以为三三制的政权不适用了,而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不是统一战线政策了,而是土地革命政策了。

  有些同志把对付国民党破裂的可能性,当作最坏的惟一的可能性,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

  有些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战政策与阶级政策、统战教育与阶级教育的一致性。

  有些同志不了解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政权社会性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标志。

  毛主席的这个讲话,也是他准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总结的报告提纲。这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赞同这个报告提纲的决议。5月8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对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政策进行了更为科学、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解释和概括。这就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这篇著名文章。

  从何、白“皓电”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半年时间,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毛主席肩上担子沉重。但是,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那个时期他起草的文电很多,仅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就有三百多件,除少数几天没有发出这样内容的文电外,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11月和1941年1、2月,每月都是五十件左右。在11月初起草“佳电”前后和12月上旬顽固派的“齐电”发出之后,是毛主席发出电报最多的时候。11月3日和13日这两天,均发出了九件。在12月14日这一天则发出了十一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的最高纪录之一。这些虽多为布置工作、发布指示的急电,但并非全是事务性的应急处置。如上所述,不少文电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还有一些文电,对他的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的阐发。这些文电和这个时期会议上的一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主席的某些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论政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可以说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从毛主席的文电以及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文电往来,还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为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从而他的这些认识或决策既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汲取别的同志正确意见的基础上高于别的同志的思想认识。例如,对于“皓电”,中央最初决定答之以强硬的“炸弹宣言”。在恩来同志反映了重庆各方意见,提出望“作表面的服从”,以分化顽固势力和“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全国,答复何、白”的建议后,采纳此议,改为发表前述产生巨大影响的“佳电”。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但在了解到国民党围歼皖南的某些布置后,迅即于12月26日发出了皖南部队立即北移的紧急指示,并在12月30日政治局常会上表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也没有发出文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了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少奇同志也曾向中央表示过这一主张,但在三天后他改变了想法,认为时机不成熟,力量不允许,“实行全面军事进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提出“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毛主席接受了这个建议,改为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正确方针。他在1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以前的一些看法作了修正,指出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国府命令是否全国破裂的开始,这一点要考虑。这样,实际上就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认识。毛主席从善如流的思想作风使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更紧密了,党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个人的威信也更高了。

  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对如何坚持团结抗战的认识走向统一了,同国民党斗争的经验更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趋于定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重要阶段。

  (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