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在报告中,毛主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的任务”。2月28日,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贯彻党的整风精神。

  从此,由党中央的整风学习逐渐形成为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整风运动既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也有当时的策略意义。它对于我党进一步团结统一和加强一元化集中领导;对广大党员群众政治觉悟水平的提高、党员思想认识的统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都起到了空前重大的作用。

  整风是我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整风运动期间,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的党内路线斗争,分析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我们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主席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除阐明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和方针以外,还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整某个人,追究什么人的个人责任。因此,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的材料是比较多的,除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六本“干部必读”等书。

  整风学习运动开始时,大家严肃认真地集中思想和精力学习文件,研究关于政策、方针、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并展开讨论。大家学习的态度很好,很认真,既作笔记,又写自我检讨。整风初期,运动进行得比较正常,各级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思想认识,纠正了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糊涂观念、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使党内出现了更加团结一致的局面。

  但是,大约在1942年5月间,冒出了一股蛊惑人心的阴风,说对党内历次错误的发生要找根寻底、追查责任。就是说,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起草人的动机与意图,如何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办支部(杨家岭)叫得最响亮的是一个叫“小米”的人,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后来在肃反中查明他是隐藏在党内的一个叛徒。我当时感到很困惑。这样一来,岂不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但有人随声附和跟着他跑。

  一天清晨,毛主席出来散步,凑巧我们在山坡上相遇。我借机顺便问毛主席关于我党整风学习的方针、任务与目的,并且向他反映了一些情况。向他请教:“有的干部不知听了谁的话,或受了谁的影响,不是认真钻研文件,弄清历史,提高思想认识,而是去调查所学习的文件中的哪件或哪篇文章是谁写的,哪个文件(决议、决定、宣言等)是谁起草的等等。这是企图扭转学习方向。这样做,对吗?”

  主席听罢,立即回答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辨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毛主席斩钉截铁的回答,使我顿时心明眼亮,信心倍增。这个时期,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我党各个时期的路线、战略、策略、政策等方面,毛主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年,毛主席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和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都使用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充实我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方针。那时,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我党革命斗争中的一项主要战略问题对待的,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一般持慎重的态度,本着较合理的方针、政策来处理的。

  整风开始后,中央领导做了分工:康生、李富春负责中直机关的整风学习;王稼祥、陈云负责军委直属机关;任弼时、高岗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毛主席亲自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这就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由来。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干部。

  1943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

  1943年4月1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

  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

  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

  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

  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同时,李克农、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

  1943年7月,蒋介石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出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说:“从四月十号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他将受审查的干部称为“失足者”。他说:“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文件规定,在延安由普通(即指各个机关)、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审干工作。

  10月间,我从绥德回来时,延安受审查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社会部(枣园后沟)。这两处关押的都是涉及重大案件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这里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和西北公学学习、反省。西北公学名义上是社会部在枣园办的一个训练班,实际上是集中中央直属系统和军委直属系统受审查的干部。这两处有近千人,还有第三种人,有问题但不严重,或者有某些嫌疑的,大多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

  任弼时时刻警惕、注意研究事态的发展,有时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主席采纳了任弼时的意见,并纠正了那些错误做法。当时了解情况的大有人在,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毛主席认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此后,情况虽然稍稍缓和了一下,但事态并未彻底扭转过来。

  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已无法再搞下去了。“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康生又耍了一个花招,提出所谓“自救运动”。这是康生自己后来对我说的。他说:“在中直大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柯曾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柯庆施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们还没有吃饭,也喝不上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个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从今天起‘抢救’告一个段落,以后要靠他们‘自己救自己’了。”所以从此刻起,就开始了“自救运动”。这样,给这项僵持不下的会议找了个出路。从1943年10月起,“抢救”变成了“自救”。其实“自救”不过是“抢救”碰壁之后的一个转弯,形式上缓和了一些,其实,运动并未停止下来,问题也并没有解决。

  1943年底,我去关中地区。1944年二三月返回延安。这时,康生还要我们把犯人的口供送党中央、毛主席。同时,康生还叫我们准备一个关于边区系统审干、肃反的总结报告。我和周兴起草的报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叙述了肃反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错误,但是康生拿去压了好多天,说不能用,也就没有用。

  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不但不承认有什么错误,而且还摆“功”。康生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这个报告中,康生把逼供信的错误做法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但不能确定为特务。如果以为某人既有可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头子;既有头子,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逼供信的各种形式。”这一大段话完全是自我解嘲,是“此处无银三百两”,好像康生是正确的,其实这无异是自我暴露。因为这样做的人,正是康生自己。康生的这个报告,虽然提出了要彻底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但是整个报告的基本调子是肯定成绩,反对“极右”。康生在报告中说:“我们这次反奸工作,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了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个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按照康生的这种观点,纠正逼供信和甄别工作实际上也就无法进行了。

  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亲自抓了这个工作,及时补救,拨正了运动方向。

  抢救运动发生一些偏差也与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和敌人的破坏有关。

  1943年底,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地方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人数颇多,甚至地委书记都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等都上了特务名单等等。我到关中马栏调查案情时,中央转来的材料上仍有早已调走的地委书记向特务提供了情报等内容,这更加引起我的怀疑。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查,得知西安情报的来源是出自住在边区境外的织田镇一个特务据点,即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问题,必须设法抓获杨宏超。

  我们决心拔掉这个钉子,组织了一个班,由王天民队长率领,乘夜色,通过封锁线,奔袭织田镇,把杨宏超抓回边区来。借我情报员的帮助,带路,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封锁线的炮楼。

  半夜12点时,杨宏超才回家。我们的内应将事先准备好了的肉扔给杨家的狗,使其不吠,然后把门打开。战士们一闪而进,将杨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婆将孩子看好,抓获了杨宏超。织田镇离边区只有十几里路,我在县署等候消息。仅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就回来了。战士们给杨宏超戴上手铐后押到马栏镇。

  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

  杨宏超30多岁,身材魁梧。战士将他带到房子里,我叫警卫员把手铐、脚镣向他面前一丢,并厉声地说:“你怎么办,是讲真话,还是顽抗!?”

  他摸不着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因而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织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而且十分重视。

  抓住了杨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个师长到织田镇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特务专员杨宏超被共产党逮捕,言之令人痛心!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给我看过,但他却无任何表情。

  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1944年一二月间,我回到延安,任弼时、西北局、中组部对我的工作都表示满意。

  “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康生对于特务问题主观主义的估计和当时的一些重大斗争,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认可。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的还是党中央、毛主席。

  早在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康生不执行正确路线,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

  1944年4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我谈话。

  毛主席看见我们就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

  毛主席又问:“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我们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在从城里保安处去枣园的路上,我和周兴还商量汇报什么内容,后悔没有带上材料。见面后没想到毛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毛主席看出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开导我们。他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摸不着头脑。而李克农、周兴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作声,一边听,一边点头。

  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的?”

  我回答说:“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

  “审问犯人的是谁?”毛主席问。

  “负责人是审讯科长。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来。”我答道。

  毛主席再次问道:“有没有这样审问犯人的?”

  周兴说:“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他在江西就搞过这一套。这些口供都是他送来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审出来的。”

  毛主席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这句话给我的打击很大,无异是泼了盆冷水。

  毛主席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的?”

  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完,觉得怎样?”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

  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9点多一直谈到12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所交待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它干吗,全是假的!”

  从1944年4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944年七八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做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10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120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l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

  我作为代表和工作人员出席了七大。当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工作人员一律驻会,只有我和陈刚两个人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机关,所以每天都从枣园到杨家岭开会。来回往返,使我们更加繁忙。

  4月23日,七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期间,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陈毅、高岗、张闻天、博古、康生、陈云、彭真等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了专题发言。博古发言的内容是关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破产,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王明的路线错误。

  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

  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毛主席历来认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过,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说: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援助别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

  毛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深思。主席的谈话充满辩证法,与我在苏联学习时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多么地不同呀!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办。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酝酿成熟后才表态。毛主席致力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中国特色”。因此,毛主席,也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毛主席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5月24日,他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

  在他一再做工作后,大会选举李立三、王明为中央委员。

  在谈到中央委员的代表性时,毛主席说,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散布在各地,有许多军队和山头。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就首先要承认山头。要使七大选出的新的中央成为缺陷最小的中央,就要从组织成份上反映各方面的力量。他还讲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会顺利地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大会圆满结束。毛主席在闭幕会中讲道:“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事实证明,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所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整风运动和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丰硕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摘自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