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1918年夏季师范毕业以前,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学生,对于有学问的前辈,他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如对身边直接教育他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阅读了《新民丛报》等维新派的书报,曾把康梁视为“楷模”,称崇舍身取义的谭嗣同和俄国的托尔斯泰为“大哲学革命家”。但是,阅读了《新青年》,感受到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把最大的崇敬移到了陈独秀身上,并且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到文章风格,全面崇尚陈独秀。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他一边读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一边思考,常常把文章中精辟的论述,整段地抄在笔记本上,并加上自己的见解,还常与朋友们谈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他还把陈的思想与康梁的思想对比,终于认识到前者代表着时代的声音,而后者已成时代的阻力。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康似略有本领(按:指哲学、宇宙真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

  把陈独秀当作“楷模”,就按照他的思想和作风去行动。于是,毛泽东就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拥护陈独秀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寄给心中敬仰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陈立即将其发表,表示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在1917年4月,在当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而享有崇高声誉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这样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的产物。

  早在1902年,陈独秀在与安徽维新巨子汪希颜谈话中,就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反对只重德、智而忽视体育的传统教育思想。1904年,他在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中,明确指出体弱是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西洋的教育,分德育、体育、智育三项。德国、日本的教育,格外看重在体操。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①

  ①《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解释》。

  1915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后,更把“体育兴国”作为重要的新思想竭力鼓吹。他说:“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而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又说“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力,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①

  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对当时不重视体育的学制很不满意,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他利用暑假,走访过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的父亲)。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他在实践中锻炼,随后写成《体育之研究》。其中接受陈独秀的思想,甚至有的文字也是相同的。文章论述增强民族体质与保卫国家关系时说:“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文章论述德、智、体三育关系时,认为体育“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并重。文章与陈独秀一样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在于强体质,更在于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日,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与陈独秀一样,严厉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体育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崇拜西洋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否定过多,毛泽东则从中国传统教育中,肯定清初颜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这实际否定了陈独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的说法——从这里也可看出两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不同态度。更可贵的是,毛泽东还身体力行,积极摸索体育锻炼的规律,研究创造出一套通过体育锻炼有效地增强体质的方法。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就介绍了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由于他的提倡和榜样作用,当时第一师范的体育锻炼搞得较好,在1917年的全省运动会中,该校选手得奖60多人。毛泽东自己在该校开展的考察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物互选”活动中,得票最多。

  另外在体育锻炼的方法上,杨昌济先生提倡静坐法,以锻炼身心。当时许多学生如蔡和森、张昆弟等(毛泽东的好朋友)都受影响,纷纷静坐锻炼。毛泽东却不予苟同。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说:“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他认为体弱的人,只要勤于锻炼,增益其所不能,时

  ①《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

  间久了,就可转弱为强;体质强的人,如果随意自斫,也会变弱的。这点说明,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即使是他最崇敬的人,也不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