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面留下最深影响






  如前所述,开始时,毛泽东崇敬的人物较多,即使是在接读《新青年》以后,被他视为楷模的,也不止陈独秀一人。他在与斯诺谈话中明确点了的,还有胡适,实际上还有被他称为组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的“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如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写《狂人日记》等反封建小说的急先锋鲁迅,“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等。但是逐渐地,陈独秀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突出出来,成为“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大社会哲学家”和“思想界的明星”。

  这首先是因为《新青年》当时由陈独秀主编,所刊重要文章都是署名“陈独秀”。陈独秀几乎成了《新青年》的代名词,二者密不可分。其次,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他的主张着重在思想方面,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教育革命,等等,固然在当时影响很大,是一种移风易俗的革命,但是,对比起来,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着力批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提出以新思想培养一代新青年所进行的伦理革命,对整个社会和毛泽东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震撼。

  所以,《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发表一周年之际,即1918年4月,毛泽东把陈独秀当楷模的第二个行动,就是他与几个朋友发起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决心按陈独秀提出的标准,引导大家做“新青年”。为此毛泽东参与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说,当时武汉、上海、杭州、天津也出现了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激进团体,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新民学会成立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大量活动和工作,后来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团体,会员曾发展到七八十人。毛泽东后来骄傲地对斯诺说:“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毛泽东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的改造中国、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革命思想。1917年9月22日,张昆弟日记记述当天下午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湘江游泳后的一段谈话,表达了他们已决心把陈独秀当作当代“大哲学革命家”崇敬,投身革命运动的心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闭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与当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内容是完全相符的。第二年毛泽东到北京与陈独秀接触后,这个思想就更加坚定了。

  1918年10月,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住了约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初步传到中国的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但是零星的,而且是不准确的)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写的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在北京因生活问题,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与李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图书馆,他阅读到介绍各种思潮的书报;他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睹几年来敬为“楷模”们的风采,眼界大开。同时,从过去的神交——远距离敬仰,变为直接接触,对比之下,毛泽东在这些过去崇敬的人中,终于产生出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感受。并且,随着在1918年底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外局势激烈动荡中陈独秀的表现,给了毛泽东越来越强烈的印象。而这导致毛泽东在结束学生生活后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领导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

  正是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形势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各种政治势力异常活跃,斗争十分激烈。首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是战胜国,国人普遍认为这次可以而且应该收回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因此而得到提高。其次,由于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因此对陈独秀几年来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普遍高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这几年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儒家纲常学说的猛烈批判,使封建卫道士们极端的恐慌,对陈独秀《新青年》无比仇恨,用造谣诬蔑和利用当权的北洋军阀势力等各种手段,进行疯狂反扑,并集中攻击陈独秀和《新青年》。

  对此,陈独秀绝不妥协与让步。他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封建顽固派进行反击,坚定地表示:要拥护“德赛”(即民主与科学——引者)二先生,便不得不主张“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这种为了真理坚决斗争、不惜断头流血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使他对陈独秀的崇敬更上一层。

  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一改新文化运动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方针,创办了一份直接迅速干涉政治的战斗性极强的周刊《每周评论》,对在这“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政治,发表自己的明确主张,并且把报道和评论的重点,放在当时世人与国人瞩目的舆论焦点——巴黎和会和中国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上。于是,除了《新青年》之外,陈独秀又多了一面影响和引导收回国权的群众运动(后来发展成五四运动)的旗帜。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又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