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家与总书记






  受命在湖南建党

  毛泽东与陈独秀上海交谈后最重大的行动是,不再满足新民学会的组织,开始受陈的委托,筹备湖南的共产党组织。于是,两人同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两人之间关系,在师生的基础上,又加上一层革命工作中的同志关系和党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

  正是从毛泽东到上海的5月起,陈独秀在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发起筹备中国共产党,并且不久便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他们决定,通过派人、通信等方法,与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东京、巴黎等地的社会主义者联系,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与毛泽东及湖南的情况一样,由于几年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和教育,各地都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且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者,还成立了相应的团体。“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因此特别强调:“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①这段话表明,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包括各地党组织是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影响下建立的,湖南的党组织也不例外。

  但是,与各地不同的是,湖南党组织的筹备,是在陈独秀亲自关怀与帮助下进行的。在毛泽东7月初离开上海时,陈独秀等人酝酿共产党的筹备已有近两个月。毛泽东在此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交谈,而且深谈到信仰与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他离沪时,极有可能陈独秀委托他筹备湖南党组织。由于中共发起组在8月才正式成立,也不能排除是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陈独秀函约进行这项工作。

  陈独秀在上海组党经过了召集社会主义者座谈,讨论,分化,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历程;在工作上,则采取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团,组织和训练干部到俄国去学习,开展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措施。在陈独秀的指导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榜样的影响下,这些历程和措施,在毛泽东湖南建党的过程中,得到重演。由此表明:上海交谈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原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后才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传到中国,真正了解它的人还不多,大多数先进分子还在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迷惘之中,因此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把传播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在群众中,特别在先进分子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为此,《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报,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文稿;同时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通俗读

  ①《“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物。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刊,特别是上述三本书就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毛泽东运用新民学会的力量,利用这些书刊,也在湖南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筹备文化书社。8月1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①名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实际营业时,如书社的一个敬告所说:销售的书报杂志,“曾经严格的选择,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②。8月2日,文化书社成立,9月9日开始营业。但是,在筹备过程中,资金严重困难。毛泽东就向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求助。后者立即响应。在与书社正式约定进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陈独秀为它作“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好几家。文化书社营业范围有图书、杂志、日报等。据毛泽东起草的开业后一个月的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的书刊杂志中,陈独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半年后统计,这两种刊物分别售出二千册和五千册。③这样大的销售量,在当时全国是少有的。这表明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个资料还表明,毛泽东回湘后,上海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一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可及时提供给毛泽东与他组织的机构、团体。

  第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为了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过程中,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组织,以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在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正式成立于文化书社内。毛泽东任研究会的书记干事。参加研究会的都是新民学会骨干。由于陈独秀已在上海建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校”,所以毛泽东领导的这个“俄罗斯研究会”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便由毛泽东派往上海,进入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苏进东方大学深造。

  第三,成立青年团。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同时,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进步青年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来培训(任弼时和萧劲光等到上海后就加入了青年团)。然后,就向北京、长沙等各地寄发团章,指导各地建团。但是,由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始收团员较松,不少如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进来,结果造成无穷的纷争,到1921年不得不重组。毛泽东在陈独秀的直接指导下,对湖南的建团工作一开始就取十分慎重的方针,强调要“找真同志”。陈独秀对这项工作关心至深,曾计划要从上海到长沙亲自参加团的成立大会。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在长沙第一师范进行建团工作的学生张文亮的日记,生动地记载了1920年11、12月

  ①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②《新民学会资料》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亲密关系: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醛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要到广州任职,并征得李大钊和上海党内同志的意见,加强广州这个重要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工作,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

  12月16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这年春天,他在广州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湖南大大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四,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决裂。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时,曾把当时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各派系的人物邀在一起,进行座谈讨论,协商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革命党。但是,在讨论中,很快就发生分歧、分化,最后沉淀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自然,有些人后来又不断分化出去)。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长沙建党过程中,也主动进行了这项工作,在清理自身受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引导周围同志学习讨论,加速新民学会会员的分化,以纯洁党的队伍。

  首先是清除“工读主义”影响。1918、1919年,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工读主义”,毛泽东也一度深受影响,曾在湖南、北京、上海试行。1920年5月第二次到上海时,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的邀请,与另一会员张文亮,一起参加了该互助团的活动——“试验工读生活”。但是,一个月后,终于难以维持,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交谈之后,就彻底抛弃了这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其次是抛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当时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曾带领上海发起组成员花很大力气批判它,把无政府主义者清理出党的队伍。毛泽东自述,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很感兴趣。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当时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者)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也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1920年秋,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明确表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清除湖南革命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教育争取了两个工运领袖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即黄爱、庞人铨。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教育争取,后来二人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在领导长沙第一纱厂罢工斗争中,二人被赵恒惕的军队逮捕,英勇牺牲。他们牺牲后,毛泽东在长沙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印发纪念特刊。

  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的战友蔡和森也在此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毛泽东在完成这个转变后,与蔡合作引导新民学会会员们分清各种思想界线,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湖南建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激烈动荡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民学会内部也早已发生分化。因此,毛泽东认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展开思想斗争。他在当时给会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①

  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等人在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政治机关报、也是具体指导各地建党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该刊内容主要介绍俄国共产党历史,登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以及报道共产国际和欧美各国共产党的情况等,还有批判无政府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实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文章。创刊号发刊词《短言》,实际是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这个刊物创刊后,立即寄往长沙。张文亮12月27日日记写道:“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就在文化书社,约集在长沙的会员召开了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旅法会友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与会者各抒已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多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1920年10月,英国人罗素由张东苏陪同,到长沙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实为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度使其成为无政府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在先进分子中影响很大的思潮,因此陈独秀等人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毛泽东也在新民学会集会及通信中,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①

  ①《新民学会通信集》第2集,1920年12月出版。

  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①参见《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1921年1月31日出版。

  同样的过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友中进行着。蔡和森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由于会友中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他的主张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他把这种情况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毛泽东。陈把他的信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答信表示支持,称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还解释了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又是“人为的革命说”又是“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怀疑,指出“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毛泽东也复信表示:“你这一封信里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又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观点。关于建党步骤,毛泽东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仲甫所为”。《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