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秘书与委员长






  湖南工作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于是,陈独秀拟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当时由于全国工作的开展,干部缺少的矛盾尖锐起来。再加上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引起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坚决反对,有的还退党,陈独秀觉得身边能做团结工作的干部的稀少问题更加严重起来,补充刻不容缓。所以他一方面在1922年11月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时,要求在国外的同志尽快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则在国内从基层上调干部。这时赴法的李维汉正好回国,年底加入共产党。1923年1月,中央作出决定,派李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

  显然,除了湖南工作出色之外,陈独秀所以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还因为二人在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思想一致。

  当时在党内引起重大分歧的是国共合作问题。马林在1921年底至1922年初视察中国南方并拜见孙中山后,于3月到达上海,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没有为中共领导所理解。所以陈独秀在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反对这个建议的第六条理由是:“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①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另外又认为国民党不纯,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军事投机,成分复杂等。

  接着,在7月份马林亲自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上,把中共加入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硬要中共接受再次来华的马林指导贯彻。8月22日,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等中央多数委员表示服从。然后,陈独秀就在行动上积极加以贯彻,写文章,作报告,热情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亲自参加国民党的改组行列,做了大量工作。西湖会议没有形成文字决议,会后,陈独秀派张国煮到长沙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和区委接受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并在行动上表示拥护。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文章,提出国内有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文章主张“最急进的共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5页。

  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中共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6月上旬,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离沪到广州,参加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起草各项决议案和新的中央人选问题。6月12—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议还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工、农、青、妇等各项决议案,并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但是,对于委员长来说,毛泽东毕竟是秘书,是陈独秀的助手。尤其在当时,由于存在小党领导大国的矛盾,中央领导干部经常分散在各地,有四名中委常驻京、粤、鄂、湘,蔡和森因对国共合作政策持保留态度,只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瞿秋白除在广州帮助国民党改组耽搁一个长时期,又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毛泽东也由于做国民党的工作,奔走于沪湘之间,多半时间不在中央,因此中枢往往是陈独秀一人驻守,许多事不经过会议便由他直接决策。为此,在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三届三次会议上,他也曾表示:三大后中央决策多取决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会议予以检讨。这种情况,决定了毛泽东这个秘书,主要是协助陈独秀的工作,而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思想是与陈独秀一致或基本一致的,陈独秀对他也是信任的。

  因此,三大结束后,两人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本部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两人在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看,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执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正如两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致信共产国际报告所述:“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在有些问题上,两人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差距。

  自从接受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走向另一极端。当时国际(实际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从而在它的远东边界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亲苏的邻邦,使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他们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消极态度,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的观点,甚至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中国共产党诞生早了,“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三大后,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毛泽东同意陈独秀反对孙中山历来只依靠南方军阀军事北伐的方针,主张应依靠民众、搞民众运动的方针。三大后的第五天(6月25日),他们两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因此,在7月2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对方要求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共产国际是希望中共中央在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

  但是,在革命方式上,陈独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欧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平时发动组织群众,最后发动全国武装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出发的,因此他后来竭力反对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一度掀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则受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影响,又看到北伐战争摧垮地方上的旧政权,认为对发动工农运动有利,而是支持北伐战争的。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原先国民党在湖南基本上是个空白。在9月中旬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他以当初筹建湖南共产党那样的满腔热情工作,到10月初,就建立起国民党长沙支部,进而在长沙、宁乡、安源建立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毛泽东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事繁,不胜兼理)。所有这些,为加强国民党中央、上海和广东国民党组织,他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发展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关于坚决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斗争。自从1922年孙中山确立容共方针起,国民党内以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对态度,进行种种破坏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公开进行分裂活动,11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进行反苏反共活动。而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帮助,发表小册子,宣称两党“共信不立”,要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或者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执行国际指示领导全党对右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多次发表文章,批判上述右派言论。毛泽东与陈独秀保持完全一致。在国民党一大上,他配合李大钊等人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策略问题,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接着,在列数右派错误后,指示“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①

  这个“通告”表明,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与陈独秀执行的是“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陈独秀后来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因素,违背了这个方针,导致了他自己犯错误和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则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个方针,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遵照这个方针,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促使国民党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指出戴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并通告各级组织,“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还通过毛泽东提议,调戴来广州工作。正在成为蒋介石智囊的戴季陶以及叶楚枪、孙科等人,与西山会议派者右派思想上一致,策略上有分歧。因为他们在反帝反北洋军阀以争夺权利上,还需要苏联和共产党的支援,只想控制中共,还不想公开反苏反共。而陈独秀当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企图以妥协拉拢这个中派式的新右派。用斯大林的话说,利用他们的反帝积极性。为此,他在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23页。

  国际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的赞助下,与蔡和森、张国焘一起,在当时上海苏联领事馆内,与孙科、叶楚伦等人谈判,表示中共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并“保驾”对方回粤工作。所以,主张拉住“中派”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陈独秀是一致的,但出发点可能有区别,毛泽东是为了领导他们,陈独秀是为了向他们让步。从这里,毛泽东开始与陈独秀有分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