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扬镳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终于失败。共产国际被迫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并寻找失败的替罪羊,派来代表罗明纳兹。在8月7日汉口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而陈独秀被阻止参加。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不指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实际上正式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这里道出了他过去虽然与陈独秀有分歧却总是服从中央的思想原因。国际的新路线符合他一贯主张的,他自然完全拥护,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去看望陈独秀,传达会议精神,并劝他接受国际决定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对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拒绝去苏,同时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应该取退却方针,保护革命力量,反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进攻的方针。后来,他进一步论证革命在“往下落”,进入“低潮”;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稳固,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以“四不”(不交祖,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为口号。接着,他在9月10日,由武汉秘密返回他熟悉的上海,利用华洋杂处的复杂环境,隐居起来,以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由此不仅在革命路线上与陈独秀完全对立,而且在个人走向上也背道而驰。“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时湖南代理省委书记何资深深知毛泽东的志向,送给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大革命时期邮政工人提供给党的湖南农村“邮路图”。这图后来对他在农村打游击帮了大忙。

  就这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上海大城市隐居起来,后来主张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道路;毛泽东则到农村领导武装斗争。由于农村武装斗争是以后20多年中国革命的主要战场,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实际上是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而陈独秀则远离革命斗争的实践。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而且,由于陈独秀那样的处境,他只能凭主观想象或书本上的教条来理解革命,因此一错再错;毛泽东则能在革命生动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这就决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结局和命运。

  大革命失败时,国际和党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更不承认革命正走向低潮的形势,因此制订了不断进攻,连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或以红军攻打大城市,企图很快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造成了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统治中央。陈独秀在当时正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但他因脱离革命第一线,尤其不了解广大农村的情况,主要在上海从国民党报纸的宣传上来主观地观察分析形势,因此主张革命全面退却,全盘否定党中央的武装斗争路线。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而决定的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受过大革命影响与未受过大革命影响地区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路线虽然有正确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在向错误的方向滑下去。他既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也反对正在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1929年八九月份,陈独秀托派小组织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活动发展到高峰。一方面是由于在7月发生了国民党为适应帝国主义“反苏”要求而制造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根据国际要求错误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方针。陈独秀多次写信批评中央失策,要求中央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但这个意见却引起国际和中央的强烈不满。同时,陈独秀在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上述托派路线,要求党改变六大路线,并要求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在全党公开讨论。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党来说也是不现实的,自然遭到中央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他与彭述之等人竟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和挑战,终于在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

  这时毛泽东正在福建长汀、古田一带领导红军战争并总结两年多来的革命经验。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接读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后,致函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表示:“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这是至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次指名批评陈独秀。接着,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第一次论述了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后,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陈派小组织。1930年3月1日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批判中共路线,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4月13日,他又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又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眼光,说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变成“白军”,或内哄而溃散。无产阶级的政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也必然“农民意识化”,“蜕化变质”。①

  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的催促和指导下,1931年5月初,托陈派与其他三个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统一,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接着就按托洛茨基规定的路线,在中国开展所谓“国民会议运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在其机关报《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写按语时,猛烈批判共和国的成立,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攻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①

  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当1931年底至1932年初,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发生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时,他认为革命形势到来了,坚决排除内部极左派的反对,呼吁在国民会议政纲下,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但是,当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回答是,把托陈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①《火花》,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