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跨党的实干家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后,毛泽东与瞿秋白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此时的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真诚地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毅然决定改组国民党。在改组国民党的实施进程中,毛泽东和瞿秋白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堪称是两位出色的跨党实干家。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当时他的妻子杨开慧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开慧上有者母,下有幼子,岸青即将出生,生活负担很重。加上毛泽东曾遭赵恒惕通缉,常有敌特监视和兵警搜扰,使她苦情难诉。但是毛泽东回湘后,却无暇顾及妻儿老少,他此次回湘,主要任务是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中共三大时,他主张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会后曾捎信给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汉,提请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湘区委接受他的建议,委派何叔衡、夏曦、刘少奇与国民党元老覃振、邱维震组织筹备组。这次,毛泽东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名义来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总支部的。在他的周密策划下,仅用半个月,国民党长沙支部便宣告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的奔走下,宁乡、衡阳、安源、常德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地方分部,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也应运而生。在国民党史上,湖南是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里有着毛泽东的一份功劳。历史的巧合是,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都是在毛泽东的发起和努力下创建的,这绝非是历史的偶然,它恰恰表明国共合作是联系各种社会力量,推动国民革命的最佳方式,而毛泽东正是率先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才能自觉地站到这场革命洪流的源头。

  那时的瞿秋白,尽管刚刚回国半年,已成为党内不可缺少的一员干将。三大以后,他受李大钊之托,除了继续主编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外,又担负起创办国共合作的学校——上海大学的重任。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一所新型学校。其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过去由于师资匮乏,学校办得毫无生气,甚至校长也让学生赶走了。继任的校长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者,拥护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一次他听说李大钊到了上海,立即请他到福州路(前四马路)同兴楼京津菜馆进餐,向他征询办学意见。李大钊首先强调应办好大学社会学系,并推荐邓中夏出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当时瞿秋白己收到胡适的推荐信。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这是一个薪俸稳定且环境安宁的职务,对于体质孱弱的瞿秋白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去处。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到条件很差、薪水不高的上海大学,担任了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国共合作建立后,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学有专长的进步人士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陈望道、沈雁冰、田汉、丰子恺等到校任教。这些人的“加盟”,给上海大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了办好学校,瞿秋白倾注极大的精力于校务的改革,1923年8月,他满腔热忱地写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的长文,对上大教学规划、办学方针、学校体制、各系所设的必修课程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瞿秋白的社会学系是办得最出色的,他除了当主任,还主讲《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史,培养、提高学生观察社会和认识社会的能力。瞿秋白学识渊博,对欧洲哲学流派了如指掌,对马列主义研究的功底深厚,他讲艰深的哲学课,一扫以往教学的沉闷空气,每每旁征博引,信手举出古今中外许多事例,深入浅出地分析、解释,把理论和实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生眼中,瞿秋白那学贯中西的丰富知识,从容安逸的讲课神态,及至西装革履的翩翩风度,构成了一种和谐的美,使学生感到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因此,每逢瞿秋白上课,大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不仅社会学系的学生去听,中文系、英文系的学生甚至教师都愿意去听。这样,无形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教育、培养了一代新人。

  在瞿秋白及其他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获得很大发展。国共合作时期是上海大学的全盛期,这里人才济济,群贤相聚一堂,无论是教学还是社会活动都充满生机。上大师生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始终站在广东革命政府一边,成为大革命时期上海革命活动的中心场所。后来有许多优秀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切,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上大”的中流砥柱。其中瞿秋白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

  在当时的中共群体中,同那些在全国各地为改组国民党而奔走的共产党人相比,瞿秋白还承担着更为特殊的重要使命。他自1923年9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广州与上海之间,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直接参与改组国民党的核心决策。

  1923年10月,苏联政府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鲍罗廷来到中国。鲍罗廷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可能的人,孙中山十分高兴地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协助自己进行这次改革。瞿秋白作为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参加起草改组国民党的一系列文件,特别是关于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内容等问题,他曾与鲍罗廷一道,多次同孙中山商谈,他们的建议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采纳。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瞿秋白参加起草的重要文件之一。当时负责起草这一纲领性文献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鲍罗廷以及瞿秋白。为了这份宣言的出台,瞿秋白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往返于上海和广州,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多次商讨。

  在孙中山矢志不渝的努力和共产党人的密切配合下,改组工作得以顺利推行。1924年1月,国共合作形成的标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与瞿秋白以双重身份一道出席了这次大会。这两位跨党实干家一同被孙中山遴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段经历,在毛泽东脑海中留有很深的印象。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曾回顾了这段往事:

  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

  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东讲这段话时,距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已过去21年,正是由于他的亲身经历和为之奔走,使毛泽东记忆犹新。他在追述这段历史时,首先提到鲍罗廷和瞿秋白,也表明他对瞿秋白在筹备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矣予以充分肯定的。